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光靠发钱能扭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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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人口数据出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下降6年。
人口总量的转折点通常被认为是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走势影响重大，尤其在目睹日韩、欧洲的少子化趋势后，如何提升生育率显得更加刻不容缓。
这件事引发广大网友热议，企业家群体也忍不住出来说几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前两天就在一档节目中表示，希望年轻人早生孩子，为提高国家生育率做点贡献。言下之意溢于言表。
而在最近，深圳就生育问题又有大动作。
2023年1月11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为生孩民众提供补贴。初步拟定的是，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三周岁。
具体措施如下：
生育第一个孩子：补贴7500元
生育第二个孩子：补贴11000元
生育第三个孩子：补贴19000元
对生育一个子女的现金补贴，深圳是首个试行的一线城市，按理说这是对人口负增长的对症下药，但舆论方面的分歧却很大。
有人认为深圳的试点总算是打开个口子，能让想生孩的人减轻一定的压力，及时扭转人口颓势。但更多人觉得愿意生的根本不差这1万9，不愿意生的不是这1万9能解决的，总体来看很难起到效果。
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那发钱生孩子，到底是有没有用呢？关于这件事，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
回溯我国最早发起生育补贴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城市，而是农村。
早在2017年3月，广东廉江营仔镇包墩行政村黄竹根（以下统称“黄竹根村”）就发布了全国第一个实施生育补贴，只要有村民生了一个孩子，便一次性发放3万现金补贴。
补贴之前，黄竹根村每年的新生儿不到20名，但第一轮生育补贴实施期间，2017年3月至2019年10月，村里共迎来了100名新生儿。同比增长约30%。
2021年6月，“三胎时代”来临，村庄里的第二次生育补贴也开始酝酿。
2021年9月，第二轮生育补贴实施，补贴总金额从3万元提升至9万元。截至2022年1月初，4个月左右，村里又已有12名新生儿出生。
从结果来看，黄竹根村的生育补贴很奏效。
不过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补贴并非来自于政府，而是村里面的富翁。
提供这份钱的“金主”名叫林祥，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黄竹根村，成年后去往海外发展，得知家乡的族人正面临生育难题后，自发捐出了数百万用于刺激生育。
但假如把这一套推广到全国各地，可能难度就不小了。主要问题在于，不确定是否所有地方都有人愿意拿出这样一笔巨款来扶持家乡。
黄竹根村的成功，不具有可复制性。
但这件事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至少成功验证了一件事，用发钱来刺激生娃这条路，只要金额得当，是可行的，是走得通的。
很快，就有城市选择跟进。
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宣布生二胎三胎，每月每个娃发500元，发到3岁，也就是一年6000元，三年1.8万元。
最开始很多人并不看好这项举措，认为攀枝花作为一个地级市，补贴金额却只有黄竹根村的一半，很难产生实际效益。
不过结果显示，老百姓还是愿意生。
2022年10月31日，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唐忠柱受访时表示，截至当月，全市已兑现2021年度符合条件的650名新生儿育儿补贴金95万元，648户家庭享受到了政策带来的红利，预计今年享受育儿补贴金的家庭将超过2000户，兑现育儿补贴金大概1000万元。政策实施一年来，全市出生人口数量较政策实施前一年增长了1.62％，其中，能够直接体现政策实施效果的二孩出生增长了5.58％；三孩出生增长了168.40％。
对于攀枝花这类近年来人口持续减少的三四线收缩城市来说，这样的增速实属“活久见”。
之所以补贴仍然奏效，要得益于当地的低养育成本。
按照2020年的数据，攀枝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20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38元计算，6000元的补贴金额将占到居民收入13.6%和30.1%。
500块在一线城市可能买不起奶粉，但是在攀枝花能买两罐200多一罐的婴儿奶粉。
另外攀枝花的物价也不高。
当地一份中量的羊肉米线15块，杂酱米线也就12块，78块一盆的翘脚牛肉能够一家吃。
所以500元药量虽然小，但足够“治病”，坐拥低生活成本和低养育成本的攀枝花人民依旧能够开开心心开启造人计划。
有了攀枝花的成功，很多城市觉着心里有底，也相继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黑龙江哈尔滨、云南省、湖南长沙、湖北黄冈等地均出台生育补贴政策，有的地方生娃加产假，有的还送房子，还有的干脆直接把一次性生育补贴范围扩大至一孩，一副要卷起来的姿势。
最终的刺激效果也都不错，各地生育率均有0.8-1.7％的增长。
事实证明，只要钱给到位，中小城市农村“拿钱办事”，马上给你生爆。
那既然效果那么好，类似的政策放到深圳，大家怎么就变得悲观了呢？
原因恰好和前面的相反，一线城市的“毒性”太强，不下猛药救不活。
作为更早陷入生育陷阱的日本，在这方面替我们已经趟过路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开始鼓励生育，尤其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的补贴最为优厚，在提供育儿津贴、鼓励爸爸休育儿假、缩短劳动时间、提供平价托育服务等方面，都比其他地方好出不少。
但奇怪的是，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非但没有做出表率，反而拖了后腿。
根据统计，东京、大阪、目前生育率平均只有1.08，大幅低于日本全国1.3的平均生育率，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垫底。
韩国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从2006年开始，韩国政府陆续颁布了100多项生育奖励措施。当前韩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直接获得的经济补助约为22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让韩国的总生育率勉强维持在1.05左右。但首尔、釜山这样的大城市却始终在下降，平均出生率更是只有0.84。
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生育率反而越难拉动。
造成这种局面，罪魁祸首还是居高不下的生育和养育成本。
2022年9月，日本厚生劳动省也做了一个各地区医疗机关出生费用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地生育所需的费用相差很大，平均所需费用最高的是东京都55万3000日元（约27000元），最便宜的地区是佐贺县，仅需35万2000日元（约17000元）。两地之间相差了20万日元（约10000元）。
而且日本全国平均生育费用为45万2000日元，也超过了政府补助的42万日元。
所以对于生活在28个地区的人来说，政府给的补助金根本不够。
在首尔、东京这类超大型城市，养孩成本也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城市的竞争更激烈，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也就更愿意花心血去培养一个孩子。
2022年7月26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曾公布过一项名为《2021年家庭和生育调查》的报告，结果显示居住地越靠近城市，子女养育费用支出就越多。家长学历研究生以上的，子女养育费每人每月131.2万韩元，大学以上53.4万韩元，高中毕业35.3万韩元。
2023年1月5日，朝日新闻发布过一则标题为《年收入2000万日元，却勉强养孩子》的新闻，讲的一对30多岁的夫妇，年收入加起来有2000万。主人公认为自己赚的钱挺多，可花到生活和四个孩子上后，生活离舒适还差很远。
北上广深的情况虽然和东京、首尔不完全一样，但考虑到国内“鸡娃”的环境和“六个钱包买房”的传统，养育成本应该只增不减。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数据，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报告中，养育费用最高的是上海，高达103万元，上海也是国内生育率最低的大城市；养育成本排在第二的是北京，96万元。相反，西藏养育成本不足30万，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养育成本均为30余万，也都是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地方。
横向比较中国人的养育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养育成本和人均GDP的比值，我们达到了6.9倍，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只比韩国低一点，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5倍以下，澳大利亚更是低至3倍。
所以大城市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补贴所减轻的幅度对整体而言如九牛一毛，就像买兰博基尼给的那张50元优惠券一样微不足道。
同样面对上万元的补贴，攀枝花是一年的生活费，北上广可能一节早教课就没了。城市不同，年轻人的心情自然也不同。
不过想破局的方法也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加钱，加钱，还是**的加钱。
里昂证券每周时讯《Greed & Fear》曾指出，东京出生率提升最多的城区是港区（Minato Ward），在那里，每对父母每生育一个小孩就能够一次性获得高达180000日元（约合11088元人民币）的现金津贴，位居全市最高。
该区还实行了一种“杠杆式的刺激生育政策”：每对父母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能够获得100000日元（约合6160人民币），但在生育第四个孩子时能够获得100万日元（约合61600人民币）。在2014年至2015年间，该市的生育率从1.66上升至1.80。
其实从我国的历史中也能找到类似成功的案例。
当年越王勾践为了刺激生育，进行过大力度的“补贴”，规定生一个孩子赏赐赏赐两壶酒，一只猪。
按照两个时代的生产力来算，发一头猪，相当于现在送一辆车。
结果仅用了10年，越国就人口大增。
所以想要大城市的年轻人生孩子，恐怕我们要拿出下血本的力度，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当然，发钱这个事听起来简单粗暴，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是门技术活，毕竟财政支出并不是无限的，还有许多民生领域也亟需用钱。
对比下来，能看到鼓励大城市中产生一个孩子的成本，足够鼓励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生六七个了，显然是把钱发给后者更划算和有效率。
但前面我们说过，由于地方经济压力大，真要他们花真金白银来促进生育，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撑。
对小城市来说，假如真的花费了大力气刺激生娃，但等到这些新生儿长大成人后，因为在本地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又跑到了大城市去生活和定居，显然就相当于做了一单赔本“买卖”，栽了二十年树，阴凉都给别人了。
所以将生育补贴纳入中央财政，实现普惠式的生育补贴，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小地方的财政问题，保证全国出钱全国受益，是一件亟需推进的事。
2022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在两会期间第一次提出了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保的建议。
如今，相信随着生育问题被越来越重视，我们能很快看到这项措施的落实和执行。
过去我们谈论生育问题，想到的只是生育和婚姻成本。但到了如今这样一个节点，还有就业问题、消费问题、住房问题，和地方与中央财富分配问题，同样需要去关注和解决。
假如再用过去的单一视角来，说年轻人不生就是不负责，贪图享受，显然就有失偏颇和以偏概全了。
年轻人可以选择不生，但还是要为他们提供有质量的生活保障，这样他们才能拥有足够的精神底气，和放松愉悦的心理状态，去进行下一步的人生选择。
正如一位已逝的日本前首相所说的：“生不生孩子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也应该交给他们本人来选择，但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给钱生娃这条路没毛病，问题是如何通过发钱来营造一个更好的生育环境，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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