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大的造反为何失败？

摘要：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革命。那么，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显然值得思索，其中的成败，也颇有后人借鉴之处。

不过，太平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肯定不会是大清的威能，毕竟当时的大清已经腐败不堪，军队极为孱弱；也不会是腐败问题，要知道没有农民军发达之后不腐败的，刘邦、朱元璋稍微得势之后，哪个不给部下财宝美色官位维系其心？连革命领袖列宁都要搞特供制度保障干部相对优渥的待遇。与之相反，李密的瓦岗军发达之后不让将军们发财，结果部下纷纷逃离，奔着能发财的对手去了。

让追随者发财，这是常识，太平天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做错什么。因此，那些抨击太平天国领袖由于美女财宝、脱离群众而灭亡的，显然只能是宣传说辞，而非对此次革命的全局性了解。

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失败，源于太平天国在一些关键性的根本问题上之失策，这最终使得整个局势由胜转劣，以至于一败涂地。

首先，太平天国本身的领导结构有问题。

一方面，初期名权和事权的颠倒领导结构，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洪秀全贪图享乐，不问朝事；东王却总揽政务，实权过于集中，随着时间的推演和太平天国的急速扩张，后者的实力和威望越来越强，对前者的威胁越来越大，形成了权力结构上无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杨秀清为太平天国殚思竭虑，人望隆盛，但位于洪秀全之下；洪秀全终日享乐，除了是拜上帝教创建者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着实有限，却把持着领袖的名头。在这种情况下，杨颇欲将洪家的国变成杨家的国，而洪秀全则渐渐有生存的危机感，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直至你死我活——就像李经纬对健力宝归属权一样。

领导人之间的血腥内讧是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而这恰恰是初期不合适的领导结构所致。

杨秀清主政期间，虽然太平天国越来越旺，但杨秀清的权势也越来越大，天王的权柄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太平天国夺取天下，天国也只是杨秀清的国，而不是洪秀全的国，洪杨矛盾难以弥合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为了防止杨秀清、韦昌辉的变故，严格限制臣属的实力和权力，大搞权力分散，使得各自为政，互不相属，无以相属。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任命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却不肯授以军师的实权，同时以兄弟洪仁发、洪仁达入辅政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不得已出走；1858年，洪秀全任命毫无人脉根基的洪仁玕为干王，授以军师实权（对自己无威胁），同时大封军人为王，使其相互挟制。这种举措固然极大地巩固了天王的权位，弥平了杨秀清式的威胁，但同样降低了指挥中枢的权威，削弱其对军队的调度能力，严重恶化了军队之间的配合，太平天国由此陷入各自为战甚至割据的境地。

李秀成与陈玉成之间的矛盾是后期太平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没有一个权威能够协调彼此的行动——洪秀全耽于淫乐，对军务缺乏兴致

比如安庆会战，太平军主力李秀成所部，不但没有听从洪仁玕的调度，配合陈玉成进攻安庆，反而在进逼祁门之后转向江西，丧失了安庆会战转败为胜的良机；更不用说陈玉成与韦俊之间的矛盾，导致后者投降清军。对此，太平天国最热衷自行其是的李秀成曾经在自供状里写过：“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而后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之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

这种领导层面的混乱，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军事败溃。

其次，太平天国的军事战略和政治统战目标不清晰。

太平天国与清庭交战，胜败的关键在哪里？

军事上，太平天国的资源远远多于湘军，其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湘军将资源都用在关键之处，太平军则肆意挥洒，兵虽众，计划虽多，却不在要点之处。

曾国藩说过，水师“长江航运之枢，高屋建瓴，关键之局也”，“探究湘军扭转战局之成功，则湘军水师肃清道路最为重要关键”。事实上，对于在长江流域交战的太平天国和清庭来说，谁的水师占据优势，谁控制航运，谁就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反之则陷入被动，故制胜之机，决于水师。

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任用彭玉麟为水师统帅，倾全力发展水师。湘军水师很快在1854年的田家镇会战中击败太平军，为清军的整个战局带来转机，直接威胁了太平天国整个中下游的安全；若非石达开1855年在湖口的巧胜，摧毁湘军水师，太平天国很可能早就陷入了被动——曾国藩对军事资源的配置，就像王石要求万科集中投资房地产，特别是住宅房一样，目标清晰，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曾国藩专练水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在最关键的部队上，湘军得以控制长江航运，进退自如，并隔断太平军的联系，限制其进攻半径和战略回旋空间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在水师问题上缺乏足够的专注和投入（李秀成、陈玉成无不以扩充军团为荣，屡次扩军达数十万，能堪发挥关键效用者却不多），其水军仅仅依靠原纤夫或船夫组成，既不专业，也担当不了主力，仅仅是辅助之用。1857年失去湖口之后，太平水师就步入消亡，长江航运完全被湘军控制，从此湘军在长江上流来去自如，物资兵员转运如出家门，而太平军则需经安庆天京之间的芜湖转输兵员物资，战略空间日趋局促，陷入被动直至灭亡。

同时，曾国藩意识到，剿灭太平天国的关键在于对安庆的攻取，攻下安庆，则贼南北航运断绝，则可分割其势，故湘军倾全力攻打安庆，以至于连武昌的安危都不顾，战略目标极为清晰敏锐，落子都在关键之处。

相比之下，太平军李秀成部，时而因江西空虚而入侵之，试图扩大属地，时而因贪图江南的富裕，屯兵杭州、浙江，劫掠财宝美女；而陈玉成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时而绕远路进击武昌（攻下来也守不住，没有水师），时而把精锐陈得财、赖文光派往陕西，这种分散袭扰的战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疲惫了军队，削弱了自身，却无补于核心目标安庆的得失。

军事资源的分散投入，军事目标的混沌不清，使得太平军在军事战略上丧失主动。

况且，太平军的政治统战也极为失败。

事实上，清庭的正规军队早已腐朽不堪、不值一提，真正抵挡太平天国的，是清庭的士绅阶层。湘军将领的主要来源，除了鲍超、塔齐布外，大都是功名傍身的士绅；其他中坚部队，如楚军江中源（举人）、刘长佑、刘坤一、罗泽南甚至摇摆不定的苗沛霖（秀才）同样如此。这些人不满于太平天国对儒家学说的鞭挞（这意味着这些人将一无所有），为了自己的富贵和生存价值，不得不奋起抵抗太平天国，由于这个阶层涵盖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全部（最有钱、最有权威、最有号召力的群体），这就使得太平天国始终遭遇着中国最强大社会阶层的抵抗（如浙江士绅武装包立身的抵抗）。

江浙士绅包立身奋起反抗太平军，这是当时士绅阶层对太平天国的基本态度，太平军与刘邦、朱元璋的最大区别就是，始终不能获得士绅阶层的认可

要知道，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多尔衮，成功帝王对于精英阶层的吸纳和招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太平天国政治统战上最失败的一环。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讨粤匪檄》

“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竞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夭威,天才有眼。”

——秀才苗沛霖鄙视太平天国的诗词

最后，近乎悲哀的外交战略导致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加强，由于西方列强的实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中国近代在内战中较为成功的政治势力，无不得到西方强国的臂助。太平天国与清庭的交战，也是如此，谁能够得到洋人的支持，谁才有胜利的机会——这是把握成功的大势。

从1854年到1856年间，由于清庭拒绝与西方就通商问题妥协，双方的冲突急剧攀升，再加上西方对太平天国不了解，这个阶段，乃是太平天国与西方建立亲近关系的最好良机。在此期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及英国使馆官员包令等先后到天京，探询太平天国对商业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意向，同时递交了各国与清朝签署的旧条约，要求太平天国予以承认和接受。对此，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庄严拒绝了西方的要求，他表示“视天下为一家”，“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天王是各国之主”等。这体现了太平天国领袖们伟大的爱国情操和高尚的气节，但也意味着太平天国丧失了得到西方援助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从1858年到1860年，在二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庭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厉害，承认西方在长江流域各个城市（大都被太平天国所控制）的贸易特权和政治特权。就这样，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和战争行为，成为西方列强实现自身特权的障碍，西方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开始恶化。1860年，李秀成进军上海，就遭到了英法士兵的抵抗而败溃，双方首次出现大规模冲突。

到了1862年，西方在华特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清庭也开始有意与列强合作对付太平军。1862年2月，西方列强以李秀成军进攻上海为由，出兵帮助李鸿章组建淮军，武装到爪牙的中西方武装开始进攻太平军的主力李秀成所部及太平天国大后方苏福省，在西方强国的支持下，兵力原本相当虚弱的江浙清军竟然连战连捷，太平天国一败涂地，陷入崩溃瓦解的境地。

西方列强组建的洋枪队，此军及随后西方帮助组建的清军，使得太平天国在原本绝对军事优势的江浙地区，陷入崩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的失败源于军事战略的错误，那么在大后方苏福省的崩溃，则是西方干预的结果——即太平天国的外交失败所致：就像李秀成自己所言“苏杭之失，非李鸿章之能，实洋鬼之能也”。

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源于其自身在关键问题上的混沌不明，一误再误。命运并非没有眷恋过太平天国，只是太平军自己错失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