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重逢，是大多数人近期的日常。
和家人重新团聚——年夜饭已经端上桌，饮料酒水刚刚倒好，春晚的背景音正在作响，爸爸向大家展示拿手好菜，三姨前两天烫的卷发神气十足……“年”的味道终于回归。
和朋友久别长叙——回家后相约见面，攒了一两年的话像是说不尽。聊工作、聊感情、聊前路，即使日常相隔千里，面对面也能无缝同频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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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正在经历艰难时刻。
这个冬天对有基础病的老人而言，格外难熬。“别离”是一个无人能逃避的命题，但当它突然来临，依然让人手足无措。
我们需要更好地告别。
和过去一年乃至过去三年说一声“再见”，和不得不断开的关系说一声“再见”。
我们要更好地相见。
和阔别已久的人、事相见，和生命的脆弱性相见，也和经历了风浪后更好的自己相见。
2022年的最后一周，12.26—12.30，三联中读举办了为期5天的跨年直播——2023：从“再见”到再“见”。
从“再见”到再“见”，不仅是与不安笼罩的2022年“再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疫情动荡之后，与他人、与公共生活、与外部世界再“见”。
项飙、彭凯平、张志安、韩昇、苗炜，五位嘉宾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各个角度，给出自己的思考。在这个转折点上，提出问题，或许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在除夕这天，我们想再回看一眼：如何告别，又要如何相见？过去的事情不能白白过去，我们总要从中有所长进。
嘉宾 | 苗炜：作家、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苗炜，人称苗师傅面对无法预料的灾难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从以往的书本里面寻求一些经验和安慰。“在疫情起来之后，我专门针对疫情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大流感》，那是2020年的2月。”苗师傅分享了他的阅读感受。其中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所谓“水滴石穿”，大家都指望着“石穿”的那一下，但“水滴”的过程是特别了不起的。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那场瘟疫的保守死亡人数是2500万人，实际应该超过5000万人。而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7亿。“阅读的时候，我很希望看到有英雄出来。”“结果我发现，这期待是落空的。”但是在《大流感》中，一些医学家、科学家依然给苗炜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肺炎研究专家埃弗里，大流感期间做了大量病理学研究，直到60多岁，已经十多年没有发表任何论文，突然有一天宣布自己有了新的发现：遗传的主要功能是由DNA来承担的。这个发现，来自他从流感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研究。站在今天回看，我们就能意识到：DNA一步步从最开始的发现、到发现它担负着遗传的主要作用、再到DNA的结构，跨越了八九十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程。与此相似，美国病理学家刘易斯1908年的时候发明了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但它真正在人类身上起作用已经是差不多50年后的事了。科学领域里，“水滴”的过程尤为漫长，也尤为了不起。科学路漫漫，“无用的”文学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苗师傅说：“我觉得看文学的一个好处就是要接受失败。”我们可以从流传的作品中寻到轨迹。奥登悼念叶芝，写下“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文学有治疗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人接受不完美甚至失败。而文学领域里，近年大受欢迎的诗歌更有其特殊性。苗炜说，“诗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人有时候就是组织不好自己的语言了，好像有一个诗人能替我把这个语言打碎。”诗歌有破碎的力量，文学也有独特的治愈功能——却是通过让人接受自己的无能、失败、必然的衰老和死亡来实现。其实，本场主题所述的“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件特麻烦的事”，恰恰是——不要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看看外界的原因，仅仅向自身寻找答案，可能真是过不好自己的日子。嘉宾 | 彭凯平：清华大学教授、博导，清华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连着看了第一场和第二场直播的观众，戏称苗师傅和陈赛是“悲剧组合”，彭凯平教授和李伟则是“喜剧组合”。无他，从创伤中寻找成长力量的能力，是让人“笑到最后”的内核。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是，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不见销烟的战役，这或多或少形成了每个人心中的创伤。创伤是什么时候显现的？彭凯平教授说：当恐惧的对象没有了，心理问题变出现了。2020年年初的时候，疫情在武汉爆发，他判断：大部分的心理问题应该会发生在三个月之后。因为人在恐惧的时候拥有行动的力量，当事情被解决，人们又担心诸多不确定因素，焦虑产生的抑郁、压力、应激反应，才是问题。随后四五月份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心里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心理问题开始成为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当我们从更宏观的时间线看，会发现，大家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的当下，也正是“恐惧对象减少了”的节点。创伤只能给人带来心理阴影吗？当然不是。彭凯平教授从焦虑的根源起进行分析：每个人都有潜意识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风险、挫折、病毒、打击、伤害……都会激活人类潜意识的死亡焦虑。要缓解这种死亡焦虑，彭凯平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借用“恐惧管理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案——调用近端防御机制，例如逃避、压抑、迁移；或者启用更好的远端防御机制，例如建立更稳固的世界观、从亲密关系中汲取力量、找到“积极自我”、从创伤中找到伟大的意义感。如果能活出四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疗愈心理创伤：培养“爱”的体验，找到“快乐”的力量，体验“有用”的感觉，活出“意义感”。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彭凯平教授提出了“创伤后成长”（PTGD，Post-traumatic growth development）的概念：从创伤中总结经验，让它变成未来成长的精神力量。在实际的调查中，彭教授的团队也发现，许多人正在从创伤中成长起来。这体现在两方面的突出变化上：大家的心理韧性在不断提升，对家庭的关怀也更加突出。而且，我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社会运行的机制也在碰撞中逐渐明晰。对于现在已经到来的2023，彭凯平教授给了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5个建议：多笑，多动，多沟通，多感悟，多“福流体验”。直播的最后，彭教授说：“希望大家能够卸下自己的心理包袱，用更积极的态度进入2023年。”答案让所有人都意外：是韩昇教授在三年前上线的历史类课程《<史记>百讲》。这门课连续三年在站内的播放量都居于榜首。即使在当下，人们依然想要翻阅史书，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韩昇说：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了很久，还是认为孟子说的一句话最合适——穷则独善其身。现在这个词语好像指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这种理解明显背离了孟子原本的思想。孟子的这句话是两句在一起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指的是内向的修行：充实自我，提升自我，为将来做好准备。等到社会更有确定性、我们有机会去做事情的时候，用非常充实的自我去为社会服务，才能兼济天下。大家学习历史，其实就是为了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客观而周详地分析时局，达成“人间清醒”。历史见证了千万年发展的轨迹：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记载了秦征服六国的场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多壮观！但大兴土木、焚书坑儒让各个阶层苦不堪言，乌云终究无法遮盖太阳，秦朝迅速覆灭。历史书写了“得天下”的关键：有基业的袁绍败给曹操，很大原因是他不懂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只看重物质层面的财力和物力。历史中蕴藏了“机会”的要义：韩昇教授说，其实机会一直都在，但问题是我们能否看到机会，并抓住它。机会总是平等的。例如官渡之战，上天分别给了袁绍和曹操一次决胜的机会，但袁绍没能抓住，曹操抓住了，并一招致命。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例如反秦战争，最初的胜利者是项羽，但没有做好胜利的准备，选错了一个四面来风的都城。有准备的刘邦稳固了江山。可以看出，风险最大、转瞬即逝的，正是我们期盼的机会。历史是为活着的人写的，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活着的人提供经验和启示。历史能够启人至深，关键在于客观地还原了过去的真实，尽可能让各种曲折、隐晦的内情都展露出来，让我们看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整个转变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读书静修独善身，清醒守候机运来。”这是韩昇教授送我们的新年寄语。嘉宾 |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委会理事长现在有多少人，不用微信、支付宝，没有在线上买过菜和生活用品？可以说“寥寥无几”。在当下，尤其是疫情的三年，网络平台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人们的各种需求都可以在App上完成。这些App同时也塑造了我们基本的生活模式，它犹如一张真实而非虚幻的网，网住了你我，模糊了私人与公共的边界。张志安教授从传播学的角度，分享了媒介社会生存之道。“公”和“私”的概念，是在流动的。如今我们越来越注重隐私，但很多以前严防死守的东西现在会主动公开。过去写在日记中的心事如今我们写到了朋友圈中，期待被点赞被关注。不同平台上，“公”和“私”也出现了奇妙的倒置。微博在技术上是对外开放的，但许多人在小号上分享隐私；朋友圈是仅好友可见的，存在“圈层区隔”，但不少人只用它展示积极向上的一面。其实，适当在朋友圈暴露个人喜好和情绪有利于巩固他人对我们的信任，不过一定要考量付出和回报的边界。张志安教授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私人表达的风险。2022年的大量舆情案例都是个人叙事遇到了公共传播风险导致的。在朋友圈、微信群里的不当表达，很可能被有心人截图发到公共领域。同时，公共叙事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带上了个人化特征。没有强烈个人情绪的表达，很难会产生广泛的效果。“我们对私要有更强的警觉，对公要有更强的风险意识，才能进行比较好的自我公共表达。”已经议论了很多年的“信息茧房”，我们又要如何破除？张志安教授提出了“破圈”的概念。大家获取信息一般有三种方式：算法推荐、社交推荐、主动的信息检索。平衡和矫正三者之间的比例，我们才有“破茧”的可能性。例如，压缩通过算法获取的信息、提高自己社交圈层的异质化程度，“三观不合，绝不拉黑”。要有意识地保留不一样的声音，提醒自己对问题有另一种思考。平台社会到来没有多久，一切都还在探索中。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学习媒介社会生存之道，是我们不应错过的必修课。嘉宾 | 项飙：人类学家，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持人 | 贾冬婷：三联中读&三联人文城市的执行总编辑在三年的疫情之后，很多旧的秩序被打乱了，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人都充满了疲惫感和迷茫感。社会也刚刚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撕裂过程，公共信任的崩塌、个体交流困难、伦理整合缺失。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生态，要如何在这样的创伤后重新创建？项飙说：最重要的是分享，是知道我们共同的焦虑是什么。这样做可能不够去解决焦虑，但是开始分享，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做一个得体的人”，是他分享的第一个观点。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局势、控制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死时，必须保持清醒，不要用逃避和完全放弃的态度来走过这一段黑暗。面对很多人都习惯于说的“一切都会好起来”，项飙说：别再这样说了，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吧。“我发现很多这样的所谓的“岁月静好”的朋友，他在用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又哭不出来，失去了清晰的哭喊的能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勇敢一点，不呜咽，可以哭，用清晰的声音把自己的情况表达出来。”对于大家最近要直面的“死亡”议题，项飙提出，我们对他人离世的共情，其实是在修复自己的社会关系。同样无助、同样无力、同样无法彻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群互相指责，彼此坚信自己的道理是唯一正确的，于是社会的“撕裂”开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好像无法交流、完全对立的关系，转化为至少可以部分交流的关系，是“社会修复”。现代社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公共性显然是在下降，例如各种仪式节日、家族关系，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共性在形成，就是对他人死亡的关注。他人的死亡，成为社会意义的重要来源。之所以提出“修复”的概念，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受损——赔偿”的思路过于普遍，把补偿当做了创伤的解决方案。这是医学加之法律的思路。但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用这个思路补偿。例如原生家庭关系，即使告上法庭进行判决，问题也没有被从根本上解决。修复，是要建立可交流性、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如何修复？项飙提出了“从身边做起”的方法。项飙和何志森、段志鹏组织了一个叫做“看见最初500米”的社会艺术工作坊，他从中感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家庭关系非常重要。这并不仅仅是说它给我们力量、温暖和爱，而是很多人其实内心都有很多伤痛，这个伤痛非常普遍地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有关。修复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放弃逃避，关注到自己的身边。不管你身边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多么令人不满意，你都要去看、去关注它令人不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你可以做哪些努力，把原来完全产生负能量的、不能够交流的关系逐渐转化为可以交流的关系，但不一定是非常温馨的。“我们观察到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项飙说。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都能清醒。在悬崖边上、在黑洞当中，这个时候正是人性发光的时刻，珍惜这个时刻，不要放弃。无论是文学还是传播学，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当我们尝试借助更多的视角反思生活时，改变就已经在发生了。
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更稳定的内核，活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