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热闹已经逐渐褪去，等待我们的是某种更为日常的生活节奏。不过大洋彼岸的政治世界显然没有受到春节的影响；反而加班加点为我们献上了一份新的大礼。

在经过数月的谈判后，荷兰政府最终选择加入美国的芯片制裁联盟，将对出口中国的先进芯片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现在，不只是EUV，连DUV也被纳入了潜在的制裁范围。虽然协议的全部细节和执行方式尚存在几个月的缓冲时间，但我国想要从ASML购买到高精度的光刻机已然成为非常苦难的事情。

荷兰政府并非没有挣扎，我国政府也并非没有警告和劝告，但在美国的绝对实力面前，中国占据ASML17%订单的商业利益最终让位于政治上的对立。在电影《流浪地球2》中，各国政府团结一致对抗灾难，在现实中，霸权吸血欺压争斗没有哪一刻停止。从这个角度来说，《流浪地球2》确实很“科幻”。

以审慎的眼光看，我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存在一些结构上明显的弱势。这是美国在冷战后全面主宰世界秩序的结果。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普遍退潮的情况下，传统的政治经济二分，或者说政冷经热、政热经冷，已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将决断作为本质的政治正在日益撕下曾经虚伪的面具，展现出自己张牙舞爪的真实样貌。

（《流浪地球2》里中国代表周喆直在联合政府会议上的”股骨演讲“，用一根1.5万年前的发现的人类股骨的断裂和愈合现象来阐释什么是团结，人类为什么要团结，然而现实中，深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些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认为电影中充斥着“传统陈旧”的“人定胜天”，“人类集体至上”价值观，是“爱国式普式主义。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在一些人心中的根深蒂固可见一斑）

一些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政经关系的演变。在曾经的冷战格局下，世界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市场。苏联的解体成功让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成为世界市场的基本准则。虽然新兴市场的崛起，比如一度流行的金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体现在对新规则的制定中，也体现在对旧机构的话语权改革上。中国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重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但这种提高难以改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现有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西方依旧占据世界经济巨大比重的情况下，主导地位的变迁是一件更不可能的事情。以亚开行为例，直到今天美国和日本依旧占据最多的表决权，亚开行的行长也始终由日本人出任。这并非批评亚开行是西方秩序的附庸或者工具那么简单。事实上，上世纪亚开行对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问题是，这种权力结构不符合日益变化的力量格局。亚投行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秩序的更迭是比想象更紧张的事情。

美国及西方世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虽然缩水，在规则的制定上依旧享有非常强势的地位。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本质上就是利用西方世界在某些领域的绝对优先地位，将自己的规则扩展为全世界必须遵守的规则。无论是银行间结算系统还是世界船舶保险，西方世界以精妙的方式将俄罗斯从世界经济中孤立起来。

在提前准备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依旧遭受到重大挫折。当然，这种挫折可以称得上伤筋动骨，但没有到动摇国本或者自我瓦解的程度。战略核威慑虽然是一种威慑，但威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姿态。至于这是否会引发在台湾问题上的连锁思考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

（《三体》被作者刘慈欣称为“光年尺度上的中国近现代史“，其中，智子锁死科技，黑暗森林威慑，三体人文化入侵等等情节，相信大家会有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既视感）

话说回来，当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援助也不是纯粹的善意。更准确的说，在国际政治中纯粹的善意本身是极为罕见的东西。冷战后西方对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支持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支撑。一方面来自于所谓的世界市场分工。廉价劳动力是彼时几乎一穷二白的中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巨大的人力资源可以能够稳定且廉价地为世界提供低级工业制品和民用物品。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在提供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为中国博得了“世界工厂”这一名声。当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型制造业的迁移也为今日西方国家的内部撕裂埋下了种子。毕竟对于铁锈带的许多工人而言，资本确实在关闭美国工厂的同时开设在中国的工厂。这在微观层面自然会激起中国人窃取美国工作的应激反应。（当年日本繁荣的时候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冷战后的西方政治界和思想界对于所谓的和平演变理论具有高度的自信。这一理论的基本模型可以概括为：随着推行自由市场的改革，国内可以诞生出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些中产阶层在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逐渐追求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最终转化为以西方世界为模板的公民社会。

换而言之，只要将我国纳入到世界市场，我国将自然受到这一市场规范的影响，逐渐转变为西式民主国家。无论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改革，还是苏联的解体，都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某种“客观”的支撑。

21世纪我国的快速发展严重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两个论断。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西方国家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客观而言，我国融入世界市场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非常重要的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每一个上年纪的国人都能直观到的事实。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我国就实现了从自行车到汽车的巨大飞跃。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始终以低附加值的产品作为主导；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只会不断推高。产业升级是我国不得不走向的未来方向。

如果世界永远是增量市场，那么我国的产业升级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问题是，在一个日益转向存量市场的世界里，我国的产业升级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挑战其他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位置为代价。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它们也没有做好迎接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升级。这不仅将改变世界市场的结局，也是对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自然倾向于限制乃至打压我国的产业升级进程。至少在最低限度上，西方国家认为自己需要控制我国的产生升级。西方世界的做法很难说是完全只针对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同样让西方世界拥有类似的忧虑。在经过激烈的经济碰撞之后，日本以丧失对美国的挑战能力为代价，在西方世界的产业链中获取自己的份额。

第二，和平演变策略的破产为对华强硬派的上台提供了客观支持。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的鸽派才更多是和平演变的支持者。无论他们是否真心支持这一理论，但这成为他们实行鸽派政策的正当借口。当鹰派主张对我国实行强硬干涉时，鸽派则可以指出强硬干涉反而适得其反，不利于将我国纳入西方的利益共同体。

特别是当我国经济与美国深度绑定相互依赖的情况下，鹰派试图切割中美两国的成本会更高。或者用特朗普贸易战前流行的说法，这种深度的经济关联又被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毕竟在理性人的计较中，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在鸽派的主导下，以市场经济促使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有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受到广泛的欢迎。小布什政府试图改变这一论调，但911事件迫使其将重点放在反恐上。奥巴马政府在一定程度继承了这一政策。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开始讨论为什么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没有孕育出他们所设想的中产阶层。强硬派更是公开质疑和平演变策略的有效性。我国经济的每一分发展都会被视为鸽派“绥靖”政策的结果。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可以视为两个支柱基本破碎的结果。中国不单是日益明确的霸权挑战者，更加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挑战者。我国已然成为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大恐惧。这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洲如此迅速导向美国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我国始终主张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外交主义，还是试图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都无法打消西方的疑虑。这种疑虑不只是透明度的问题，而是无法避免的猜疑游戏。

一方面，即便怀有最大的善意，在国际政治中每个国家都会保存自己的秘密，从而获得某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即便真的存在完全坦承的国家，也不代表其他国家会信任这种坦承。中美之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诸多差异加剧沟通的成本。虽然双方的有识之士试图尽可能规避这一问题（比如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米利打给我国的电话），但从概率上看，误判将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

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增大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我国在产业链位置上的不断上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需要付出很多代价，需要始终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这同样是美国享受秩序带来好处的必要条件。

当然，作为全球帝国的美国和追求本土性的美国之间始终存在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成为美国今日内部撕裂的重要诱因。但大多数美国政治人物意识到，这种撕裂的后果也是维系这一制度的必要性，美国必须凭借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对世界的控制。

在这一基本思路的主导下，美国两党乃至西方世界对我国愈发强硬的态度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情况。唯有经过某种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后，各方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在这种平衡建立之前，控制、打压乃至更为激进的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政策工具。伯罗奔尼撒的幽灵已经在我们的头顶徘徊。现在的问题是，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真实历史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