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的离世，意味着年的终结丨记者过年

▲ 幼年时，和母亲、外婆在一起。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 图）

2022年3月，我的外婆离世，这意味着家中祖父母辈的老人都走完了，父母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但对于离家在外生活已经十多年的我来说，在内心深处似乎一直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事实，仿佛只要不去刻意想起，外婆依然存在于某种平行时空中，保持着我记忆中的样子。

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有种很复杂的如释重负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因为外婆被我视为“负担”，而是因为自从懂事起，我仿佛就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我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外公或奶奶去世后的某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想起外婆有一天也会离开，便觉得伤心不已。三岁的孩子或许并不真正懂得伤心，但那种感觉我记到现在。它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也不用再害怕它的发生了。

迁居新疆后，外婆依旧做得一手江南的家乡菜。（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 图）

今年过年我没有回乡，部分原因也在于，外婆去世后，家人们失去了聚在一起的必要理由，过年也失去了以往的意义。2022年下半年，乌鲁木齐经历了漫长的封控，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爷爷和外婆，如果他们还在缠绵病榻，2023年的新年对我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

我的祖父母辈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各自的家乡不远万里支持新疆建设的一代人，在那个交通不算发达的年代，这样的选择往往意味着和家乡的彻底疏离，因此我家亲戚不算多，过年的时候才显得热闹一些。

家人欢聚，少不了丰盛的食物，新疆人习惯吃牛羊肉，但外婆家的餐桌上却总是有些不同，在不大的餐桌上，经常可以见到剥好的菱角、软烂的面筋塞肉、浓油赤酱的青豆烧鱼……这些食物让我的童年记忆里增加了一抹江南的春色，以至于长大后我也总偏爱酱油烧制的食物。

后来，我和表弟们因学业和工作一个一个离开了家，外婆也一年年地变老，过年的饭桌渐渐变得冷清。某天，我才突然意识到，18岁就离开家的外婆，终其一生都在给失去乡音的孩子们做家乡菜。她生前最后几年在轮椅上度过，已经无法再做她的拿手菜，但我却不知不觉间在味觉上继承了她。

我曾想过，有一天一定要带外婆再回一趟家乡，这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希望，其实过去很多年都有实现的机会，现在再也没有可能了。某种意义上，我依然和她共享着一种漂泊的命运，同样的18岁离家，也同样在异乡为生活打拼。当然，她这代人的选择太少，在大部分的生命中，她都在被各种力量推动着往前走。

大约二十多年前，她曾经动过晚年回乡的念头，也曾回去看过几次，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选择了回到新疆生活。而我们是被视为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一代人，在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地域的遥远不再成为限制我的理由。

但很遗憾，疫情三年，我在2020年失去了爷爷，又在2022年失去了外婆，都没有赶上见他们最后一面。他们的岁数不小，以传统的眼光看，都算是“喜丧”，但我却只能永远怀抱着最终没能见到的伤痛。2022年12月，疫情政策优化，来去终于自由，我还是想起了爷爷病中和我的最后一通电话，他说：“你就别回来了，回来还要隔离……”

与外婆身体虚弱不同，爷爷的身体一向很好，让我们以为他可以活到一百岁，当父亲得知他罹患肺癌，甚至一度以为这是一个谎言。但从确诊到去世，整个过程极快，不消几个月，爷爷在梦中离开。

因为种种原因，我自小和爷爷不算亲厚，很多年里，我对他的了解几句话就能说完。他为何会从四川老家辗转来到新疆，来疆之前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我全都所知甚少。我只知道，他与外婆一样，保持了自己的乡音，说话与我们完全两样。

每次填写表格的时候，我便会想到爷爷，因为他，我才和籍贯“四川三台”有了一点牵扯，但身份证上的“65”提醒着我的来处，这是爷爷的选择在我命运里留下的印记。

祖父母辈是1950年代支援新疆建设的一代人，新疆人习惯吃牛羊肉，但家里的餐桌上总是江南风味。（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 图）

2008年，我离开了乌鲁木齐，第一次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有家乡的人。出了哈密进入狭长的甘肃，大多数时候，望向窗外，只能看到戈壁，一天一夜之后，等过了天水，才能见到绿色，也就离西安不远了。每当感受到空气里的潮湿，我就会滋生一点乡愁。

外婆的葬礼结束后，我带走了一张我们的合影，照片里她背着我，毫不费力的样子，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她五十多岁。过年的时候，我又拿起这张照片摩挲，仿佛一切还在昨日。而爷爷留给我最后的影像则是一张我缺席的全家福，那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生日。照片里，他完全不像病着，与过去每一个生日毫无区别。

从前，我是不喜欢过年的，总觉得人多烦闷。后来工作，又忙着在微言大义中寻找存在感，更无心过年。如今，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时间的流逝中失去了年的意义。我想，过年的意义是在乡愁和思念中建立起来的，亲人离世也许也意味着年的终结。但所幸的是，我们还有记忆，在记忆中，他们始终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