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抱怨工资低，专家：不像话！泰国越南只有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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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真的很不像话。没有钱花了，都是觉得父母给的太少，或者觉得企业公司老板给的工资太低。

“其实很少有年轻人反思，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的个人能力，水平不够，所以才有这么低的工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年轻人你领的这么点儿工资，其实你干的这点活，可能在泰国或者越南，人家只要你的一半的工资，一样能干你的活。就是干这点儿活。”

（无添加，无删减，原话。）

前两天，“专家称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够”的话题冲上了各个网站的热搜榜第一。

话题的来源是，2023长白山高峰论坛开幕前夕，某个经济领域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一些年轻人抱怨收入太低不敢消费，于是发表了一些看法。

言论一出，许多网友不舍昼夜在网上痛骂这位专家，怒气冲天。

本来我想，经济论坛、经济专家，总是要讨论一些问题的。可能是一些观点，在媒体断章取义后，被大家误会了。

但是，当我把专家接受采访的视频完整看完（也就是开头引用的那段），我只能说：广大网友骂得好！

既然专家说，年轻人工资低是能力不够。

作为国内某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想必这位专家收入不菲。

按专家的逻辑，他赚那么多，一定是能力很强吧？

我查了这位专家的“成绩”，作为基金首席投资官，公司业绩如何？

2022年3月《投资时报》的一则新闻显示，该基金公司旗下管理的权益规模持续缩水，多只产品一年业绩告负。

旗下的基金产品由于业绩不佳，甚至出现了机构投资者大量赎回的情况，成立时间尚不满16个月便开不下去，申请清盘。

没开多久就就清盘，在基金行业实属罕见，乃至于被《投资时报》质疑：这么干是不是不合规？

在这样的业绩面前，不知道作为基金的首席投资官，这位专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能力对不起收入？有没有在灵魂层面，先对自己PUA一番？

大概是没有，不然也不会一开口就是对年轻人的教训，“很多年轻人真的很不像话”。

当然，业绩失利可能不是这位专家一个人的锅，毕竟一整个公司那么多人。

但是咱们抛开业绩不谈，只从专家这番言论来看，似乎也十分对不起自己的一堆头衔：

作为经济学家，这位专家竟然犯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错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是不能直接横向比较的。

决定一个国家工人工资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首先，最根本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主权国家，这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是人还是奴隶。

其次，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等要素。

基础设施、工业体系越完善，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员工工资就越高。

因为，这样的国家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能为企业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基础。

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也更高。这样就是为什么苹果手机目前依然离不开中国工人的原因。

另外，工资水平还跟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平均工作时长、是否经常罢工、劳动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都有关系。

对于专家犯的这个错误，许多网友虽然没有条分缕析反驳，但也问到点上了，“拿泰国、越南比？为什么不跟美国比？同样的劳动，为什么美国的工资就是我们的好几倍？”

不能一说中国崛起，基建水平世界一流，就说中国产业工人吃苦耐劳能加班、受教育水平高、服从集体组织度强，一说到工资，就立马换了副嘴脸，PUA你能力不行，只配跟泰国、越南等没有后发国家比吧？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辛辛苦苦奉献，建设伟大强盛的祖国，不就是为了能让后人比前人收入更高、生活得更好吗？

所以，许多人在深夜发出了呐喊：我们抱怨工资低有错吗？

收入问题是经济绕不开的母体。

如果只是跟专家互相PUA，那咱们不就跟专家一个水平了？所以，还是回到问题本身来讨论。

首先，大多数国人的收入到底处在什么水平？

网上随处可见的“年薪百万，刚下飞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编故事而已。

但现实中，似乎身边月薪过万是常态，尤其是一线城市，月薪不过万，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全国月薪过万的人真的很多吗？

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平均月薪为8100元，私营企业仅为4800元，这还是存在高管薪资影响的情况下得出的数据。

根据2020年A股上市企业年报，剔除高管影响，A股上市公司员工人均薪酬的平均值为15. 46万元，平均月薪过万。但A股员工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5%，全国人口的1.9%。

有研究显示，大型企业的CEO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99倍，这意味着如果算平均值，299位员工的收入被一个CEO平均了。

考虑到收入差距问题，即便剔除高管影响，平均数的参考意义有限，中位数才能代表大多数人。

根据36氪发布的中国主要城市薪资数据，北上广的薪资中位数都不到1万。

比如2020年，深圳平均月薪1.14万，中位数是5200元。

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密集的城市，中位数不到4000元。

而似乎人人都月薪过万的北京，以1.39万元的平均月薪排在了各大城市之首，中位数位居全国首位，但只有6900元。

6900元！

在北京六环外跟人合租一个小单间，每月的房租就要2000元了。

如果不想忍受每天3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可以在靠近市中心的五环内跟人合租，房租就来到了3000元，占去薪资的一半。

如此薪资，在一线城市自己能有的住、有的吃饭已是艰难，面对数万元起步的房价，更显得痴心妄想。

与过低的劳动收入相比，财富带来的收入却随着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善日渐抬升，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后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再次升到0.704。

中国个人净财富前1％的人群所占的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15.8％上升到2009年的31.1％，在2013年下降到27.3％，之后又开始逐步上升，2020年已升至30.6％。

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的后果，就是普通人没有钱用于消费。我们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强的生产能力，但商品卖不出去，经济发展势必受阻。

可能有人觉得，富人赚得多，消费不也多吗，让富人多多消费就行。

富人也确实在努力消费。

在疫情袭来的2020年，全国实体商业都受到了严重打击。

但国内第一的奢侈品商场北京SKP，销售额逆势大涨25亿，达到177亿元，超过英国哈罗德百货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更是同比增长35%，达到240亿。

中国商业联合会在2022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市场第一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奢侈品总体市场规模消费额达到1465亿美元，将近1万亿人民币。

另据贝恩公司的研究，疫情期间，国内的奢侈品市场规模较疫情前的2019年已经翻倍。

富人已经很努力了，但他们消费再多，在全国一年44万亿规模的消费总量面前，还是杯水车薪。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93961亿元，下降0.4%。 

到了2022年12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4594亿元，同比下降了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948亿元，下降1.3%。

富人就是把名下的房子全堆满动辄几万几十万的奢侈品包包，也难挽救消费下滑的趋势。

同样的一份收入，在普通人手中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远高于富人的。

富人的大部分生活消费早已满足，如果富人的财富增长一万，大概率不会用掉，因为有房有车，家里什么都不缺啊。

但普通人如果能多出一万块钱，许多之前被抑制的刚需也会得到释放。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必须要迈过去的坎。但普通人的收入过低严重抑制了内需。

这种抑制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进行排名，2021年，中国已经排到了世界倒数第11名。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根本途径。

建国70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生产最多商品的国家，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财富。但自己的国民却没有钱用于消费，这并不合理。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提出，内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百姓收入提高的根本动力。

当前中国社会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10亿较低收入群体。如果不提升这些人的收入，何谈形成内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提高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立法要求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吗？

是不是逼着企业主给员工加薪，就能解决问题？

当然不行。因为这是要逼死中小企业。

在中国，中小企业具有“56789”典型特征：贡献50%以上的税收，创造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我们也知道，这其中数不清的中小企业经营十分艰难，相比于上市公司，许多中小企业要时刻担忧客户回款慢一点，下个月工资就发不出来的问题。

疫情期间，全国有9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受到新冠疫情的致命伤害，全国倒闭了400万家中小企业，1300万个体户消失。

这种情况下，逼着广大中小企业主涨薪，就可以直接快进到失业问题了。

可能上市企业有余力涨薪，但前文也有数据，上市企业的员工数量在全国占比仅个位数，而且，他们的平均薪酬已经是相对较好的那批人了，给他们涨薪，仍难解决内需问题。

那怎么办？国家直接印钱发给穷人吗？

PUA年轻人能力不行的这位专家，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反对。今年1月份，他对媒体表示：

“发钱很容易获得底层百姓的欢呼，也能获得商家的举双手赞同”，但长期来看弊大于利，会“引发通货膨胀”、“股市下跌”，属于“饮鸩止渴”。

这些论调乍一听很对，但其实仔细一想，这是把“发钱”简化成一种毫无章法的应对手段来看待。

其实，怎么发钱，怎么提升年轻人的收入，是需要大量论证和政策设计的。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和人口学家黄文政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的计划：

1.由政府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资金，从新生儿开始直到35岁。

2.给0~18岁的孩子发放的资金额度相对固定，未来只增不减；对于18~35岁的年轻人，即具备劳动能力，但是其能力还处于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就业、通胀、国际收支和生育率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度。

3.对于35岁以上的成年人，由政府在其一生中给予一次性的教育或技能培训资助，帮助他们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

4.资金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或者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形式发放，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升治理水平。

5.资金来源以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

并且，两位学者还对三种不同的方案给出了不同的测算，以及对内需拉动的评估。

对于一些常见的担忧，两位学者也进行了分析。

例如，大面积地借债和发放资金，是否会带来高通胀？

两位学者分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且未来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所以需求不会猛增，也就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不会出现长期通胀。

另外，一些人担忧，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让他们变得懒惰，不愿意工作了？

翟东升认为，未来起点收入不是“大锅饭”，它只能为年轻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工作仍然是必须的，“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并未被抑制。

而且从实践看，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基本收入并不会导致领取者不再工作。

而且，对于经济发展，两位学者认为，“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发放给他们的起点收入将较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市场的繁荣会带来更多投资，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

简而言之就是，这会带动消费和投资的繁荣，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所有人受益的好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句话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人怀疑，不做实验就下结论，轻则成为笑话，重则“学术不端”。但到了社科、经济领域，似乎人人都能来说上一嘴，下结论连脑子都不用过。

但普通人就算了，上网聊天口嗨而已。

现在连专家都随口下结论，“年轻人工资低是能力不够”，张口就来，所以“专家”二字怎能不令人讨厌。

文章一开头的这位专家，作为一个首席投资官，接触到的数据与信息怎么也会比普通人多，能有这么多头衔，怎么也不可能是凭想象力吧？

但为什么一听到年轻人的工资问题，就轻易下了结论呢？大概是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成就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又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努力变革，使得国民经济跨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也造就了无数人的财富与成功。

这其中就包括这位专家，但他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只是在电梯里做俯卧撑的人，如果现在到泰国找工作，竞争力甚至不如年轻人。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听到年轻人的收入问题时，不是利用自己占有的位置和资源进行研究，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却反过来PUA年轻人？

一听说有人提出改革的计划，也不仔细看看这些计划背后的逻辑和论证，就立马凭着直觉否定，反对改革，用泰国越南工资去拉踩中国年轻人。

只能说，德不配位。

对于翟东升和黄文政两位学者的方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与论证，所以我不想妄下评论，而是更愿意跟着进行一些思考。

如果有人反驳他们“未来起点收入”的方案，起码也得是建立在调研、逻辑之上。

对于普通人，这种讨论才更有意义。

因为，面对内需不振、生育率锐减、老龄化等种种现实问题，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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