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说每逢新年越南政坛几位现任领导都会去给已故的前主要领导人上香，同时走访他们的故居、慰问家人。
这期间，唯独很少听到阮文灵的消息。
阮文灵是越南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1986~1991年担任越共总书记，任上实施“革新开放”（相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局面大为改观。因为与其他历届越南一把手不同，阮文灵当年的追悼会是在南部胡志明市统一礼堂召开的，身后也葬在了胡志明市公墓，这使得现任领导同志很难离开河内专程跑一趟千里之外的胡志明市来上香慰问。回顾阮文灵的一生，他与西贡/胡志明市的渊源十分深厚，曾经三度出任该市市委书记：1945~1956年，任越共南方局常委、西贡市委书记（地下状态，未掌握政权）。1973~1977年，任越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也是越南统一后的首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1981~1986年，再度出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期间曾因力主改革被黎笋逐出越共政治局。黎笋去世、长征接任越共总书记后，阮文灵邀请被视为“保守派”的长征视察胡志明市；怎料效果出乎意料，长征高度认可了其观念和做法，阮文灵遂上调河内出任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天武文赏的位置）。面对百业凋零、财尽民穷的局面，长征代表领导层公开向民众道歉，承认之前的执政存在重大失误。之后他与范文同、黎德寿等元老一起引退，推举阮文灵出任新的越共总书记，越南的革新开放时代由此拉开序幕。位于胡志明市的“阮文灵大道”，由中国建筑（东南亚）有限公司承建。如果把越南领导人划一下“代”的话，那么胡志明是第一个时期，主要任务为抗日、抗法、抗美以追求民族独立，立场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胡志明一直很艰难地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他曾这样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和苏联）一个是大哥哥，一个是大姐姐，你们闹矛盾，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从1969年胡志明逝世到1986年黎笋逝世为第二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统一，立场亲苏反中。尤其在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之后，越南一边布置重兵在中越边境防守来自中国的威胁，一边派遣部队在柬埔寨平叛，两线奔波作战。穷兵黩武的黎笋政府把军费开支提高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50%到60%，这一标准超过了二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仅稍逊于灭亡前的德国和日本。正因如此，待到1986年长征接手摊子时，曾感慨“统一之后的十年宛如一场灾难”。这期间的长征、阮文灵、杜梅、黎可漂、农德孟和阮富仲等领导人均属于“革新开放”派，本质上是一条路线；他们吸取了黎笋时代的教训，对内实施改革，对外执行不结盟、无敌国外交的政策。而在“革新开放”这条道路上，阮文灵毫无疑问具有特殊的开创性意义。阮文灵比长征年轻八岁，1915年出生于越南海兴省一个农民家庭。按照中国方面革命年代干部出身的划分，阮文灵属于越南的“白区干部”，大概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他就被越共派往西贡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历任西贡市市委委员、西贡市市委书记、南方局书记等要职。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作为长期深耕南方的白区干部，阮文灵上台执政，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统一后的越南基本是照抄了苏联和中国的作业，首先进行的便是“社会主义改造”。阮文灵也不例外，在进行了一番针对胡志明市的“改造运动”后，曾经的“东方小巴黎”被彻底玩瘫痪。眼看敌人手里的“花花世界”到自己手里变得死气沉沉，这给阮文灵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开始反思苏联那一套经济社会理论。恰逢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种政治报告被翻译成越南语上报给越共中央，之后一系列关于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信息开始对越南领导层产生强烈冲击。于是阮文灵开始选择胡志明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外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在市场上销售。这在那个年代可是莫大的罪过，不久，阮文灵被河内定性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遭到边缘化。之所以阮文灵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经验，跟他过往与中国的渊源有一定关系。早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时任越共南方局书记的阮文灵就曾多次秘密访华，作为联络人商谈中方援越问题。当时我方主要领导同志对其赞赏有加，判断他将成为越南很有希望接班候选人；果不其然，长征最终选中的就是阮文灵。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新上任的阮文灵提出越南“改革发展总路线”：发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成分商品经济。这一认识颇具前瞻性，没有经过“计划”和“市场”之争就直接走上正途。1990年成都金牛宾馆会晤后的合影。前排C位右手边的是阮文灵，搭档左手边的是杜梅（阮文灵后的下任越共总书记，时任越南总理）八九十年代越南的“革新开放”历程中有三位关键人物：1991年阮文灵退休，以“越共中央顾问”的身份继续发挥余热——连“顾问制度”都学了过去，不得不佩服越南人的认真仔细。这一时期，如果说阮文灵和杜梅更多是在政治上把控前进方向，那么执掌越南经济大权十余年的武文杰便是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武文杰和阮文灵一样，也是胡志明市出身的高级干部，历任胡志明市市长（越南称“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市委书记等职。后来他高升入京，成为阮文灵和杜梅时期越南经济改革的有力执行者。时光荏苒，转眼间越南革新开放已过去三十多年，和中国一样，这三十多年里越南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尽管相对来说越南的经济体量还很小，GDP总量约4000亿美元（2022年IMF估计数据），但相对濒临绝望的1986年来说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若把越南算作一个省，放在中国大致可以排到15~20名区间，和江西、重庆、辽宁、云南差不多。 实际上，越南在政权架构、经济发展模式等层面已经和中国十分相似，只要不改弦更张，这样的架构支撑越南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问题不大。按照目前的趋势，越南不出三五年就会超越泰国成为东盟第二大经济体；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向来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其综合实力/地区影响力将与印尼伯仲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东盟“小王”。一百多年前，封建君主制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败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红色风暴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刮起，越南被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根红苗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大难来时各自飞”，越南重新把学习的目光投向北方大国，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环顾四周，曾经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真正走出“迷宫”的，也就中国和越南两国而已，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