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比杭州、上海还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如何做到的？
不久前，国家邮政局公布2022年快递业务量前50位城市。前五名城市中，粤东小城揭阳力压杭州、上海等城市，以37.3亿件的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是揭阳？
回看历年快递业务量排名变化，201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这一年，揭阳首次进入前50名榜单中，随后一路“开挂”，四年后迈入全国前十，甚至在疫情影响下的三年时间里，仍在逆势上升。
若追根溯源，揭阳的跃升动能，来自数百公里之外的广州。2012年，12名军埔村村民从广州返回家乡，在当地开设第一批服装淘宝店，让揭阳乘上电商“东风”。到现在，揭阳已孕育出38个淘宝镇，数量居广东之首。
这场服装产业的迁移潮已延续多年，小城逆袭的故事时有发生。
眼下，另一座湖北小城也期望搭上承接产业转移的“快车”。今年初，荆州市委书记带队赶赴广州，意欲请当地湖北籍服装从业者将家乡纳入转移目的地名单中。
作为承接转移的“佼佼者”，揭阳已初步摘得果实。面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迁移，谁会是下一个“逆袭者”？
“北义乌，南揭阳”
当时，珠三角服装产业正面临多重挑战：产业集群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资源和环境挑战愈加剧烈；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激烈，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揭阳则成为被选中的重要“目的地”。
尽管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内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一种说法是，最富在广东、最穷也在广东。而揭阳所在的潮汕地区，正是珠三角经济高峰外围的“低谷”之一。
揭阳的脱颖而出，还源于与广州的服装业合作关系。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震东长期关注揭阳发展，他指出，位于经商文化浓厚的潮汕地区，揭阳形成了一个外向型为主导的轻工业体系，服装正是重要品类之一。而广州的专业市场，正是其迅速捕捉市场信号、接收国内外订单的重要“窗口”，并在两市间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
电商的兴起，按下了揭阳商人回流的“加速键”。
就在第一波揭阳商人返乡的2012年，“双11”购物节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也是此次购物节，广州服装品牌“茵曼”成为天猫平台销售额最高的女装品牌，力压ONLY等知名品牌。电商凭借对服装购买者的高覆盖力，加速取代专业市场成为服装从业者的新“战场”。
过去依赖于广州档口的揭阳人发现，广州的“窗口”效应开始减退，相对成本相应增长。罗震东指出，他们开始收缩“战线”，首先被下手的就是物流仓储环节。
揭阳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郑俊勇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市场需求推动下，各家快递企业纷纷布局，在揭阳陆续建起10个区域分拨中心，铺设各类营业网点475处。在广东邮政业“十四五”规划中，揭阳与珠海、东莞、佛山共同被定位为广东二级邮政快递节点城市，重要性仅次于广、深两个一级节点。
在全市超过20万家电商经营主体推动下，揭阳实现了“乡乡有网点，村村有快递”。在当地媒体报道中，也开始出现“北义乌、南揭阳”的口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州转移到揭阳的不只是服装生产加工产业链，还有曾经被广州“垄断”的专业市场，区别在于，这个新生的市场是由无形的互联网连接的。
“中原鞋都”破土而出
同样是2012年，在深居内陆的河南省，另一个籍籍无名的城市也发起对服装产业的攻势。当时，商丘下辖的睢县注意到“东鞋西进”的机遇，“确定将集约化程度高、前景广阔的制鞋产业作为未来的主导产业”。睢县方面随即前往晋江，并招引来全县第一家制鞋企业——河南嘉鸿鞋业有限公司。
在那之前，睢县是传统农区、国家级贫困县，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制鞋业一片空白，几乎是农业县“无中生有”的转型之举。而与外迁至揭阳的服装企业不同，睢县承接的制鞋厂，一开始就是以代工为主：嘉鸿鞋业是安踏与福建广硕集团的合作项目。
另一条从珠三角出发的服装产业迁移，恰与此需求吻合。
2012年，曾作为鞋业代工大市的东莞，面临代工厂出走的隐忧。作为全球最大制鞋商，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全球60多个品牌代工，前一年刚砍掉了中国大陆255条生产线中的51条。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其在东莞、中山等珠三角的工厂，已减少上万名工人，部分生产线向内陆省份和东南亚转移。
为了引导外迁的制鞋代工厂落地，睢县政府没有少费功夫。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当地政府不仅前往沿海省份开展上门招商，并且打造针对性的产业园。比如，对于整体转移的雄安新区制鞋企业，睢县打造了45万平方米的雄安新区制鞋产业园和20万平方米的三台制鞋产业园。
过去东莞“世界鞋业基地”的名称，渐渐被睢县“中原鞋都”所取代。
十年内，广东、福建、浙江的制鞋厂源源不断走进睢县。据统计，睢县已成为耐克、阿迪达斯、斯凯奇、安踏、特步等100余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生产加工基地，截至去年7月的数据显示，全县制鞋及鞋材配套企业达427家、年产能达到3亿双。
与揭阳大量小微企业走向线上相比，睢县选择的是另一条服装产业的承接之路。背靠知名品牌，专注制造环节，让睢县在疫情影响、全国鞋业产销下滑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制鞋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然而，如其他靠代工起家的制鞋大市，睢县的“天花板”也愈加明显。
时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树宇曾分析，未来随着各地基础配套进一步完善，前期河南所倚靠的优势将会逐渐弱化。
更重要的问题是，代工可能是睢县在有限条件下的最优选项：深居内陆地区，缺乏沿海地区的产业链、市场、品牌优势，难以形成中小企业“小单快返”、在快速变化的市场风向下迅速生产交货的发展环境。
“产业转移时机到来”
2018年，广州对以城中村为载体的专业市场展开整治行动。在此情况下，有湖北天门网友在“问政天门”上建议，招引广州海珠区的天门服装从业者返乡就业创业。天门市招商局回复，“针对广州纺织服装企业迁移，我市密切关注，第一时间响应……已组织专班赴海珠区开展招商活动。”
湖北籍务工人员构成了广州服装业的主力军。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曾发表论文指出，在广州代表性的制衣村康乐村中，外来从业的3.6万人有2.2万人来自湖北，占比高达60%。越来越多的湖北城市意识到，“乡缘”可能成为找到发展机会的契机。
这种设想正加速变为现实。去年，由于疫情影响，广州一直存在的人力、土地、能源成本上升问题与城中村的治理难题共同走向“引爆点”，当地也开始重新考虑服装产业转移问题。一种观点如广东省政府国资委原主任李成所说，“产业转移时机到来”。
荆州是最近展开行动的城市之一。在湖北省委省政府专门开会研究、省经信厅和商务厅厅长带队到广州对接后，拥有湖北唯一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荆州亦抛出橄榄枝。在荆州的推介中，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链齐全，又有纺织印染循环产业园，厂房、物流条件具备，能够满足数量不少的荆州籍服装从业者便捷返乡。
湖北城市能否续写逆袭故事？
不妨再回头看揭阳和睢县的发展轨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认为，睢县代表了大部分内陆城市招商引资的思路，即承接大型制造代工厂和生产企业，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配套基地。“为什么没有形成电商？因为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不完善，或者缺乏物流、交通条件。”
反观揭阳，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催生出内生的良性发展机制。据他分析，依托广东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条件，揭阳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构建起物流基础条件，实现“生产+电商”的发展模式。
对于湖北，面对有外迁倾向的广州小微服装企业，揭阳模式是一种更合理的选项。而这意味着，湖北城市需要先一步解决内陆地区“先天不足”的问题。
曹钟雄提到，一种前置措施是，关注大型平台企业的动向，特别是拼多多、字节等新兴平台，主动承接其对重要节点城市的布局，及早做产业整体的完善和配套，便于未来形成新的产业集聚。
另外，与珠三角关系的重构也不容忽视。
罗震东指出，产业回迁后，揭阳并未完全切断与广州的关系，相反，两地的分工更为精细化。一个例子是，服装出新款需要拍照，厂商仍然要将样衣寄给广州的模特公司，揭阳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企业和人才。服装产业不会退出广州，而是以更聚焦的形态继续存在，比如服务的前端，比如信息收集和设计部门等。
湖北城市又需要做些什么？曹钟雄以服装行业的科技变革为例指出，市场越来越多的需求聚焦在服装的新功能上，这又有赖于面料等技术创新。他认为，未来内陆地区对服装产业的承接将不是单纯的承接，而需要在承接过程中增加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并推动整个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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