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76天，被记录和被遗忘的
影片拍摄于武汉封城初期，聚焦4所武汉医院，疫情全纪实，直击医疗旋涡中心。
本文为观众与导演陈玮曦、黄色「长城」摄影师尹夕远及同样在2020年年初前往武汉拍摄的摄影师丁刚进行的简单交流。
他们聊了聊拍摄期间的故事、三年后回看旧时影像的感受。我们将部分对谈整理在此。
Q：解封之后，有没有再去追踪当时拍摄的医护人员及患者的情况？
陈玮曦：我跟医护的关系都还不错，但所有病人都失联了。我试图联系他们，尤其是在片子剪出来之前。我想去补拍一些内容，一些他们回家之后的东西。但没有例外，他们全都联系不上了。我会解释为，一方面，他们不愿意面对那段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回忆起被我拍摄的内容。
Q：我是武汉人，当时一直被封在家里，与患者、他们的家庭、医护人员没有接触，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件事不会有太强的创伤感。后来我去看了一个展览，他们对武汉的疫情做了一些带调侃性质的讨论，我就特别受不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患者不愿意再去回顾。
陈玮曦：我非常理解你说的在武汉时的状态。决定去武汉，我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除了没有资源，就是没有器材。我手头只有一套器材，卡也不够用。
当时在武汉，买东西最好的渠道是闲鱼。我在闲鱼上找到一个跟我有同样器材的人。拿器材的时候，我们在小区门口聊了一会儿。他给我的感觉非常沉默，不是我想象中的愤怒。他问我，里面怎么样？我答不上来。置身暴风眼时，往往是宁静的。
我事后归纳，那是一种新型的医疗关系实验：看病不要钱，无论是迫于体制或上升压力，所有医护人员都是自愿来的。当治病和救人成为发自内心的行为，医患关系会如何，这是片子想展现的维度之一——大家的互帮互助，那些平时谈起来很「可耻」的东西，会在这些时刻迸发出来。
Q：片子主要聚焦在医院，社区、街道的镜头很少，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陈玮曦：因为人手少，我们一共两个人拍摄，没精力顾得上那么多。我单方面拍了28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拍4到5小时，已经非常崩溃了。另一位导演和我差不多。
2月2日，我刚到武汉就发烧了，浑身起红疹子，症状和早期的毒株一样。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新冠，我很怕被抓走，我不想去方舱，因为方舱没有拍摄条件。
前三天我很困，一直在睡觉。酒店每天有人上门量体温，一听到敲门声，我就会躲去衣柜，等人走了，我再从衣柜里出来，继续睡觉。丁刚穿着防护服带我去了两趟医院。第二次去，医生说你这样得去方舱。我假装说，好好好，我去准备一下。丁刚开着车把我拉走了。
Q：片子中，医院里呈现的状态没有很紧张，像是比较后期了？
陈玮曦：我拍摄的毕竟是三甲医院，医院本身很新，设备很先进。而且很神奇，这些医护人员大多支援过汶川，他们非常有经验，所以看上去没有那么紧张。
尹夕远：其实片子里最后送手机遗物的是武汉红十字医院。那是一家很老的医院，大理石地板，绿色油漆的墙面，老式暖气片。当时，医院把普通病房全部改成ICU，把医疗器械和药品堆在小房间门口，医生需要用什么就赶紧拿进去。
我去武汉第一天就进了这家医院。玮曦片子当中那个镜头——医生给家属送完手机，回到医院，站在两个电梯之间。我坐过左边的电梯，上去以后，电梯门打开，每个屋子的生命体征监护仪都在报警，这意味着，这个人马上就不行了。
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他穿着自己的衣服，盘着腿坐在床上，头埋进双腿里，看上去像是没有呼吸了。我在那看着他，心想，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我要不要拍他？我从来没有拍过死人，这样是不是不太尊重他？
他每隔10秒左右就抽动一下，我觉得他还有呼吸，就按下快门扭头走了。我刚扭头，仪器上出现了大家常常在电影中见到的场景：原本波浪状的线条突然变成一条直线。一位医生和两名护士立刻冲进去抢救，有人撞到了我的肩膀。
我甚至觉得那种紧迫感超越了战场。所有人都没有时间思考，这些医护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感染，反正每个屋子都在报警，每个人都处于弥留之际，你要用你所有的办法去赶紧救他们，人变成了拯救生命的「机器」。
我相信玮曦拍的好多镜头，今天再也拍不到了。那时候能拍到，是因为没有人顾得上你。大家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擅长的事。明天是死是活，交给上帝好了。
Q：这部片子您后来给被拍摄的医疗团队看过吗？他们什么反应？
陈玮曦：他们没有那么在意具体内容，他们更关心这部片子是否安全。这和他们的身份、状态有关，和他们做的事情也有关。他们是代表个人还是集体——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医院的公关、院长都看了，他们不好提什么意见。后来片子走一些电影节走得不错，他们也很开心，公众号都转发了。
但这其实非常考验导演的运气，因为这涉及到拍摄过程中授权的问题。职业纪录片导演应该在拍摄之前就跟拍摄对象签授权协议，这是纪录片制作的规范。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样的授权方式其实是全然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就好比你跟一个小孩签这个授权，小孩并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甚至对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播出之后，拍摄对象可能被网暴。这件事情很复杂，这是纪录片的原罪问题，是个很古老的问题。
Q：你们在武汉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尹夕远：武汉这个情况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人之前没有经历过的。哪怕我是80后，经历过非典，但没有当时那种情况——大家都没有准备，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有1000多万人口的省会级城市遭遇封城。公共服务停摆，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你买不到任何东西。
我住在一个公寓式酒店，地方是我自己找的，我从头到尾没见过服务员，每周会有人在房间门口放8条浴巾。我相信当时在武汉的记者都有一种自力更生的感觉。
很多人认为在武汉做报道很惨，但其实我们过得很爽。一方面，借着媒体的身份，滴滴给我们开了白名单，很多司机会从10公里、20公里之外的地方来接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种种渠道搞到了一台车；第三，我们没有住在居民区，因此实现了自由出行；第四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武汉有一家叫「18号酒馆」的酒吧，我们有源源不断的酒水供应。白天，我们三个人在医院拍摄，晚上就用它消解情绪，不断地在这种循环里。
Q：摄影师为什么选择这组照片做展览？3年之后，你们再看这部片子和这些照片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尹夕远：我一直没太有勇气去看这部片子。今天把它完整地看完了，我非常难受，我有点看不下去。当时，我们有一点亢奋，有一点激动，加上职业属性，做这件事情理所当然。
今天，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同样经历了三年疫情的中国人，再看这样一部片子，我心里好难受。这些场景，我亲身见证过，我们三个一起在武汉那么长时间，甚至最后有个仪式，我们一起跳了东湖才离开。
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心理建设，经历了很多事情。玮曦有了孩子，我经常出去旅行。这三年，我们不断地在用另外一种看似正常的生活去回到某种状态里。今天又把我带回过去，就好像你已经上过一次战场，今天告诉你，你有多少战友被打死了，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的照片和玮曦的片子是一个呼应。玮曦在救人的一线，在每一个ICU急诊病床前，我拍了一些户外的场景，我们形成了互文。当然，我也进过医院，玮曦也在马路上溜达过，所有的场景我们都共同经历过，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今天再看这些东西，我只觉得有些事情我们记得，我们对自己负责了。其他人，如果你们记得，是你们对自己负责。遗忘也无可厚非，但大家还是往前看。有些东西要珍惜，比如有些自由，有些说话的权利、生命。
我见过太多病人，太多去世的人。去看樱花时，我们会想到，李文亮医生再也看不到下一季樱花了，但我们拥有特权般地看到了2020年春天的樱花。很多人再也没有春天了。
丁刚：玮曦这个片子，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场景都是碎片式的。我记得在ICU，大家都穿着防护服，突然有个送外卖的人，他戴着一次性口罩就上来了。防护服怎么穿、口罩怎么戴......当时这些规范都是不确定的。我在武汉开了80多天车，没有一条违章记录，因为当时没有警察。
时间是错乱的，尤其是封城前几天，几乎每两三小时都有大事发生，整个城市也是混乱的、无序的。有很多情绪，这三年我们不太愿意提出来或者去回忆它们。
我自己也有变化。我在武汉经历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做这个职业最美好的时刻——有人关注你，你拍的每张照片都会有很多人看到，你会觉得自己至少是有用的。但后来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们的职业、现在的媒体环境等等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会让你觉得自己处于失语的状态中，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今天看这个片子，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特别能走出来，能去定义或回忆或去揭开那段经历，这可能是时间问题。我觉得就像夕远说的，真的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很多东西看似简单，但你要得到它，或者要重新拥有它是一件几乎不可能或者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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