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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最难赚钱的电解铝行业，在中国最跌宕起伏的光伏产业，当世界顶级巨头都亏得头破血流，一个个民营大腕兴衰如过山车之时，有一个被忽视的人却永远行。

他就是从半路杀出的昔日中国饲料大王，众人眼中的“外行人”，刘永行。

新疆五彩湾，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74岁的刘永行，站在沙土上，远眺着东方日出。在他身后，一个世界级的产业群正拔地而起。

产业群的另一端，是全球最大的整装煤田——准东煤田，预测储量3900亿吨，足够全国开采100年。

一条全长26公里、世界上最长的传送带，将两者无缝连接，以每小时运送4000吨煤炭的效能几乎全年无休地高速运转着。这些煤，一半用来生产工业硅，以及甲醇、PTA等化工产品。

另一半用来发电，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三峡的一半。

这些电并没有按常规，并入国家电网，送往东部沿海地区，而是就地利用，生产电解铝和多晶硅。

2011年，当第一批东方希望人走进准东时，这里还是茫茫一片戈壁滩。

短短10年后，这里已建成煤谷、电谷、铝谷、硅谷，未来还有化工谷、生物谷，一个世界级产业群横空出世。

加上其他地方的投资，东方希望这个做饲料起家的企业，如今已横跨水泥、有色金属、电解铝、煤化工、多晶硅等十几个行业。

其产业跨度之大、链条之长，令人咂舌。

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过剩行业，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地狱级的难度。能够在其中一个行业称王，就已经值得大书特书。

电解铝最惨时，95%的企业都在赔钱，连力拓、美铝这些行业巨头都叫苦不迭。

光伏、多晶硅行业，更在过去20年，撂倒了施正荣、苗连生、彭小峰、李河君等一众产业大佬。

但刘永行这个倔老头，却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大量社会资本疯狂追逐互联网和热钱之际，一头扎进这些重化工行业。

而且一扎就是几十年，还都很成功。

很多人对刘永行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饲料大王上。

但今天的东方希望，95%的资产分布在重化工领域，只有5%是饲料，妥妥的重化工企业。

这种变化，始于一次“内心的召唤”。

1992年，在饲料业务如日中天时，刘永行去了一趟美国匹兹堡。在那里，他看到大量的钢厂停产，工人将设备拆下来，运往韩国。

刘永行从中悟出了产业转移的大势。

当时他就在想：重工业的转移，70年代是向日本，90年代是向韩国。那么，下一个机会一定在中国。

回国后，他不惜与三兄弟分家，也要杀进重化工行业，甚至连办公总部也搬到了上海。

从那时起，刘永行从电解铝开始，一步步编织自己的重化工产业梦。

每次，他进入一个新行业，看似都悄无声息。但最终，总是能在这个行业掀起巨浪，并笑到最后。

最新的例子，是光伏。

2013年，当东方希望进入光伏产业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刘永行这个“外行人”。然而八年后，整个产业却因为他的一个决定震惊不已：

在宁夏，刘永行宣布：新增25万吨/年多晶硅项目。

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全球多晶硅产量才50万吨。当年，彭小峰让全球硅料霸主德国瓦克胆战心惊的马洪硅料厂，产能仅为1.5万吨。

刘永行也因为多晶硅领域的大胆投资，在最近一个光伏景气周期，收获满满。

过去20年，光伏行业为了一个冠军头衔，争得头破血流。谁也没想到，最后被一个“外行人”摘了果子。

2022胡润百富榜上，光伏行业首富既不是眼下当红的隆基创始人李振国，也不是新硅料大王通威老板刘汉元，而是刘永行父子。

最令人称奇的是，刘永行创造这些奇迹，几乎没用杠杆。

在烧钱如麻、动辄投资数百亿的重化工行业，东方希望主要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很少贷款，堪称业界异类。

同时，它还多次穿越产业周期，创下连续30多年无亏损的纪录。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重化工行业，拼的是成本和效率。

很多企业为此拼了命上规模。过度的扩张，导致高污染、高能耗，逼得国家多次对水泥、电解铝、多晶硅等行业下狠手调控。

刘永行的东方希望，虽然也有很多大项目，但他找到了与大自然和解的方式：通过循环利用，让上一个行业的产品，成为下一个行业的原料，从而杜绝一切浪费！

这种循环思维，最早在他养鹌鹑时，就开始孕育。

彼时，他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到和鸡蛋差不多，一下赢得了市场。

进入重化工行业的第一步，电解铝行业，也是这种思维的延续。

在东方希望饲料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生产饲料所需的赖氨酸，需求激增。刘永行想建一个赖氨酸厂，为此需要配套一个发电厂。

但电厂发出的电，仅给赖氨酸厂，又用不完，必须找个出口。这个时候，作为耗电大户的电解铝行业，进入刘永行的视野。

2002年，刘永行与信发集团老板张学信，在山东聊城合资组建电解铝厂，踏出迈向重工业的第一步。

这本来是一次强强联手，但刘永行后来发现，电厂需要从内蒙古、山西等地运煤，于是决定放弃山东，直接到中西部建厂。

“大自然既然把矿藏安排在新疆等偏僻的戈壁上，那我们就不能违背大自然的安排，就要到戈壁上去开办工厂。”他后来说。

很快，矿产资源丰富的包头，就成了刘永行新的落脚点。

在那里，刘永行建起了包头希铝，用当地的煤发电，供给电解铝厂。紧接着，又在三门峡、晋中、呼伦贝尔、重庆等地打了几大战役。

尽管各地的地形、资源禀赋不同，但刘永行的循环思维，始终贯穿整个建厂过程。

重化工业选址，通常会炸出一块平整的土地来。但刘永行偏不，东方希望的晋中铝业，几乎全部依山势而建，遇到山坡，就主动退它几米。

在刘永行看来，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想要征服大自然，这样的念头狂妄至极，“它早晚会荡平你！”

将这种理念贯彻到极致的，是新疆准东的“六谷丰登”产业园。

2010年，新疆有关部门邀请刘永行去投资，考虑到运输等条件，特意给他推荐了几个靠近城市的地方。

但刘永行都没要，“我直接到沙漠里去，不要占用良田。”

就这样，他硬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一锹一锹挖出了一个世界级产业群。

按照刘永行的构想，这里丰富的煤炭，一半用来生产甲醇、PTA等化工产品，另一半用来发电。

发出来的电，再用来生产电解铝、多晶硅，以及赖氨酸等。

通过这样的产业循环，刘永行希望从煤谷、电谷，到铝谷、硅谷、化工谷、生物谷，中间是零能耗的。

为此，刘永行做得很极端：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一滴水外排，全部循环使用。甚至，发电剩下的粉煤灰，也被用来生产优质砖。

商业世界，无数先辈曾探索出大量的商业规律。但刘永行认为，千千万万的规律，都不如大自然规律。

“宇宙已经存在100亿年了，而人类文明是7000年。我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遵从大自然的规律。”

敬畏大自然，也因此成为东方希望做事的最高哲学。

跑沙漠里去、依山势建厂……这些看似反商业的做法，实则包含最经济的规律。

因为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以及廉价的土地，在同样产能下，东方希望的资产投入只是国外公司的1/6，国企的1/3。

直接在矿源地建厂，更使得东方希望的发电成本仅为0.09元/度。

这样的电价，令多晶硅巨头德国瓦克集团羡慕嫉妒恨：

“如果我们的电价和中国一样，瓦克将是全球多晶硅生产领域效率最高的企业，并且远超其他公司。”

通过就近建厂、产业循环，刘永行消除了中间能耗。

但在产业内部，依旧存在各种跑冒滴漏。消除它们的办法，是老老实实躬下身来，做好每一件小事。

也因此，当社会上很多企业都在拥抱大数据时，刘永行却反其道而行之，狠抓小数据。

“我是董事长，我是管小事的。”

刘永行的这句话，被挂在东方希望的一些办公楼里，既扎眼又反常识。

董事长在很多人眼里，是企业的掌舵人，负责制定企业的战略大方向，怎么就成了管小事的人？

但在刘永行看来，中国人从来不缺战略，缺的是扎实细致、持之以恒改善细节的意识。

相比日本等西方企业，我们很多企业还停留在喊口号上，一味追求做大，从来没想过踏踏实实把小事做好。

在中国，把小事做到极致的企业家并不多，王永庆算一个。

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生产经营中践行节约，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进和消除浪费，将台塑做成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之一。

刘永行十分佩服王永庆。据说，他早年间曾有个奇怪的想法：免费替王永庆当三年助手，学习后者的经营之道。

但朋友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念头：“你是有产业野心的人，人家会对你存戒心。”

尽管助手没当成，但两位产业界的翘楚，在经营企业上的做法，总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王永庆一样，刘永行也喜欢深入一线，现场督办、指导各项工作。

东方希望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刘永行一半时间在上海总部，一半时间在新疆、包头、三门峡、重庆等工作现场。

每次去下属公司检查，他基本不去办公室，而是直奔工厂。

数学专业出身的刘永行，对数据特别敏感。他曾亲手制定了《成本管理日报表》，将矿耗、电耗、煤耗等100多个数据编入其中。

很多生产中的细节问题，他在项目筹建阶段，就已经反复推算过。

大到投资规模、占地面积，小到一吨水、一度电等各种能耗，他都要求一分一厘去计算，一吨一度去降低。

刘永行不但自己对各种数据如数家珍，也要求下属明白数据的意义。

在东方希望，很多人都曾有过，在现场或电话里被刘永行逼问到答不上来，最后被痛批一顿的情形。以致公司内部流传着一句话：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板打电话。”

这种对成本和效率的追求，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2002年，包头希铝刚建厂时，中国电解铝行业的人均产能仅为30吨。在制定目标时，很多人觉得翻倍到60吨，已经是天花板。

但刘永行却说：不行，要到300吨。

所有人倒吸一口气，这比行业平均水平足足高了10倍！但工厂最后不但完成了目标，还超额了。

2013年，包头希铝的人均产能达到480吨，排进世界前5%，是中国平均水平的4倍。

大家都在欢呼雀跃，刘永行却依旧不满足，“比起最好的标准来，我们还有30%、40%的差距。”

最终，包头希铝的人均产能在2016年做到了650吨，如愿打败加拿大Alouette铝厂，成为行业内的世界冠军。

这种把小事做“绝”的精神，似乎与刘永行横跨十几个产业，动辄数百亿的大战略、大手笔相矛盾。

但在刘永行看来，战略如果停留在纸上，那都是虚的，是唬人、骗自己的。要让战略真正落地，就必须从小事做起。

事实上，东方希望之所以能在众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活下来，当别人血亏不止时，自己还能连续多年保持盈利，靠的就是把小事做“绝”。

对企业家来讲，最大的陷阱之一在于，过分热衷于外部竞争。

他们跟对手攀比，在欲望的驱使下，疯狂追求做大规模。慢慢地，对资金、土地、权力等资源的索取超出自身能力，最终土崩瓦解。

商业史上，像这样的失败案例，数不胜数。

对此，刘永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警惕。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力求简单，并刻意保持着与任何圈子的距离。

有一次，东方希望的某个项目审批卡壳，下属心急火燎，找刘永行请示：实在不行，花钱打点下？

结果，被刘永行一顿臭骂：

“那是犯罪的事。我宁可慢一点，甚至不干，也不能害人害己！”

刘永行曾说：“我不太喜欢拥挤的地方，顺势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热闹的地方让大家去住，我不要跟人家挤。”

生活中的他，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简单。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除了看书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嗜好。四川人调侃这样的人一定是个二百五。

刘永行似乎也不在意，甚至还操着一口四川话，自嘲道：“我就是个二百五。”

因为少了很多嗜好和交际，刘永行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查资料、学习和讨论工作。他每天五六点起床，然后马不停蹄。

70多岁高龄，依旧全国到处飞，依旧亲赴生产一线。

几十年如一日，专挑那些重资产、看似不赚钱、前景暗淡的行业干，有人不理解，问刘永行选择这样一条笨路、苦路，究竟图什么？

对此，他只是淡然一笑：“我不苦啊，我乐在其中，我还要大做。”

事实上，正是这种苦行僧般的姿态，让刘永行对风险如履薄冰，始终保持着谨慎。

重化工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动辄上百亿的投资。里面的玩家，大多举债经营，但刘永行坚持“有一分钱办一分事”，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

即便有贷款，也相当节制。

当年，东方希望刚进入重化工行业，不少银行主动登门，总共提供了50亿元授信额度。刘永行只象征性地贷了四五亿。

“我怕自己的意志力薄弱，让宽裕的资金搞得头脑膨胀。”他说。

这并非谦逊之辞，而来自血淋淋的现实。浸润商海数十年，刘永行目睹了太多因盲目扩张突然倒下的惨剧。

从江苏铁本的戴国芳，到无锡尚德的施正荣，再到汉能集团的李河君……

“你必须可进可退，困难时谁救你啊？”事前把各种困难估计足，是刘永行行走“江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尤其是，那些不能输的大手笔。

当初做重工业，做电解铝，刘永行准备十年，积累20亿资金，模拟了二三十种死法，才付诸行动。

在进军多晶硅行业之前，他更是一直在旁边观察。

眼看多晶硅价格从每吨500万元，断崖式下跌到100万、50万、14万，几百家中外企业纷纷倒闭，才高调进场。

这种极致的谨慎，使得刘永行多次在行业危机中幸存下来，最终分享到了行业盛宴，并成为中国最被低估的商业教父。

他的成功，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况，那就是：破心贼。

500多年前，曾在数月之内，成功荡平南方四省贼寇之乱的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商业史上，那些在竞争中突然倒下的巨人，很多时候，是受欲望和外部力量的驱使，做了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事。

在王阳明看来，欲成大事者，多向内求，先破心贼。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克制欲望，努力做好自己。这也是刘永行和东方希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做事哲学。

从敬畏大自然到狠抓小数据，概莫如此。

什么企业规模、营收、排名……不用刻意去争、去抢，把正确的事情做好做到位，自然就领先了。用刘永行的话来讲：

“当我们自己成为强者时，别人也无法撼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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