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把自己从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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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1 14:12

“我没有计划在这里，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位置。这只是追随我的激情，做我热爱的事情的偶然后果。”

——劳拉·s·布朗

劳拉·s·布朗（Laura S. Brown）博士是西雅图大学华盛顿职业心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也是女性主义疗法的代表人物。

布朗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海茨长大，是一个东欧犹太人家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凯斯西储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续又在卡本代尔的南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自1979年以来，她一直在西雅图从事女性主义心理治疗、法医心理学和咨询工作。

她是女性心理学学会(SPW)的第一位女同性恋主席，撰写了大量关于女性主义实践问题的著作，包括诊断和评估、女性主义法医实践、伦理和边界问题、女同性恋心理治疗、创伤和虐待记忆以及女性主义治疗理论。

赋权、富有同情心、机智、雄心勃勃、博学……这些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劳拉·s·布朗博士所体现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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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女」成为「女性主义治疗师」

布朗博士曾经在临床心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是如何成长为一名女性主义治疗师的。

很多人认为她做心理治疗师是因为想帮助他人，然而布朗博士的答案却是"NO"。

布朗博士说：

我确实经常能够帮助到别人，并且觉得能作为别人转变和被治愈的见证者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惊叹的一件事。

但在我的故事中，这个“为什么”其实有些别的更具体的来由。

我从一个机能不全的家庭长大，是其中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我说“机能不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任何人被性虐待过或是忽视过；也不是说家里有哪个成年人饮酒过多或吸食毒品。

我两个弟弟和我都丰衣足食，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表面上看，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东欧犹太裔）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而，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我的家族里很多的不幸。那些不幸形成了我对人类行为的极大兴趣，使我的自我能力 (self-capacities) 得到发展，以致于让我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治疗师。

我有一个顽固的、易怒的、自恋的父亲，和一个抑郁的、时常伴有述情障碍的母亲。比较幸运的是，6岁之前我父母的痛苦通常不形于色。

但在我一年级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产后抑郁，并被施与了电击疗法，以当时1959年的方式。

然而，母亲仍旧是抑郁的。每当我回到家，我都能嗅出屋子里透着的抑郁的气味，因为那种瘴气弥漫着我之后很多年的童年生活。

我年轻的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垮了，并在我之后的童年里变得越来越易怒、越来越可怕。

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决定要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让一切都好起来。

我必须对我周围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保持敏感，并慢慢摸索如何能够平息父亲的怒火、如何让母亲从抑郁中走出来、如何陪伴我那年幼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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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真正决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要追溯到布朗博士的四年级。

在9岁那年，布朗博士因为是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而过得格外辛苦。她的父母虽然想要关心她，但却由于自己的痛苦而无暇保护布朗博士。

布朗博士因此变得很抑郁，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学校曾经是她的避难所，她爱的老师们曾经是她的同盟。布朗博士自述:“失去这些支持，我就好像被剥夺了最后一根稻草。”

但也正因如此，布朗博士才得以遇到了让她的人生发生巨大改变的人。

在其发表在临床心理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布朗博士是这样描述那个人的：

每周在放学后，我都能和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人谈上一个小时。他愿意听我说的话；也总是问恰到好处的问题。他让我重新好起来，让我不再那么讨厌自己了。

有一次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我问 Springer 博士他是做什么的。他告诉我他是学校的心理学家。于是那时候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了。

我要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好起来的人，一个能够像 Springer 博士一样，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而要在女权主义治疗领域做出贡献，则是在她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决定的。

她在一个住院部找到了一份心理技术员的工作，并且在提供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了性别歧视。

布朗博士说：

那一年《女人和疯狂》出版了，我读了它，有了要成为一名女权主义治疗师的念头...我走进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说，“你好，我是一名女权主义治疗师。你没读过Broverman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CCP]上发表的文章吗？我要对那些大多数不知道临床心理学家没有读过JCCP的教员们说，他们肯定不会读那篇文章，也不会像我一样读了之后“啊哈”一声。

尽管一些教职员工的反应并不热烈，但布朗博士立即在她的系里组织一个妇女核心小组，推进了她的女性主义使命，然后主持了心理学妇女协会(AWP)的第二届年会。

布朗博士认为AWP是她女权主义发展和工作的另一片沃土。在回忆她是如何参加AWP的第一次会议时，她说：

“所以我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卡本代尔。

20岁时，我刚买了第一辆车并开始学习驾驶，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州际公路旅行。

我坐上我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达斯特车，驱车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我睡在韦恩堡女权主义者家中的地板上，他们让我们所有人留宿，去参加了第一次AWP会议，举手自愿做了一些事情。

从那以后，我一直是女权主义心理学的积极分子。”

除了与AWP的长期合作，布朗博士还广泛参与了美国心理学协会(APA)的活动。

她是APA九个分部的成员，第35分部(女性心理学学会)的前主席和第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主席，第44分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的前主席，第45分部(少数民族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的创始成员。

女性心理学协会1984年至1985年的校长汉娜·勒曼的工作对布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她透露，勒曼题为“弗洛伊德眼中的微尘:从精神分析到女性心理学”(1986)的作品极大地塑造了她作为女性主义心理学家的个人和职业身份，最重要的是，她在女性主义治疗理论方面的发展。

布朗认为，“思考和成为女性主义者必须渗透到你做的每一件事。”

这一观点对她为创伤幸存者服务、进行心理评估以及为在法律系统工作的心理学专业人员提供咨询的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她对多元化和发展社会责任心理学的承诺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她指出的，“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一个犹太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的少数民族身份，没有所谓的她们的斗争和我的斗争。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东西破坏了一个人，它就破坏了我，不管它是否直接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的来访者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自己能走多远

布朗将女权主义心理学描述为对“性别和权力如何受到每个人交叉身份的影响”的研究。

她因其在多元文化能力、创伤、女权主义治疗理论和LGBT问题方面的工作而获得无数专业组织的极大荣誉。

但布朗认为她在2004年被授予SPW的卡罗琳·伍德·谢里夫奖是她职业生涯的巅峰。她将这一荣誉描述为“女性主义心理学家职业生涯的顶点”，而她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非学术临床实践者。

布朗表述表示很早就明白一句行业里的老话：我们的来访者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自己能走多远。

所以出于对来访者福祉的责任感，她不断鞭策自己去疗伤，因为她觉得那样做才是正确的。

至于到底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布朗博士是这样说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前面说的所有理由，也不是前面说的任何一个理由。

心理治疗师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职业：要和痛苦中的人们谈上一个又一个小时，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打交道，还要让倾听成为我们的本职工作——所有这些都显得和21世纪的文化社会格格不入。

而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真正原因，是我发现只有在和来访者的这些关系中，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了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是这个职业要求我不断地成长，去思考生命存在的奥义，去寻找在绝望中重拾快乐的能力。是从事心理治疗让我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并让我能够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里，不断追寻犹太教义中‘治愈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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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L. S. (2005). Don't be a sheep: how this eldest daughter became a feminist 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1(8), 949-956.

Tera Beaulieu (2010).Biography.feministvoices.

Ciera V. Scott（2014）.Laura S. Brown, PhD.apadivisions.org/division-35/leadership/great-leaders/brown-l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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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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