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主义者，陷入「爱情与婚姻」的困境

好友小青告诉我，她在研究申请精子库做试管婴儿的流程。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惊讶。

我和小青相识快15年。因为工作关系，她和相恋超过10年的男友迟迟未在一个城市生活。

2023年，小青终于将调动工作，要结束与男友的异地。

我本以为他们即将成婚，她却告诉我，随着生活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别环境不容乐观，自己恐婚的心情与日俱增。如果不是担心老无所依，她几乎也不想要再生育。

“曾经我想如果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是男孩，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受苦的。”

而现在，她却希望是一个女儿。

“我慢慢觉得，男性真有点‘基本盘’的意思，在某些想法上都差不多。哪怕我能教给自己孩子很多平等进步的观念，但是他身边的环境，他接触的朋友，其他亲人灌输给他的，都可能是很封建很厌女的。如果将来他变成一个无法共情女性痛苦的男人，我会非常非常失望。”

我想起她的男友，印象里，那个男生温顺体贴，两个人吵架冷战时，男生有时会来向我小心翼翼地打探消息：“女王大人又好几天不回我消息了。你联系过她吗？我有点担心。”

我问她，你有考虑过他对你十数年的感情吗？

她发来的语音里，带有一丝豁达笑意：

“没有。我更多地是考虑我个人能不能接受。如果我自己能想清楚，其他的问题就不太是问题了。”

听完她的话，我再次感到了“自认为女性主义者”这一身份，遭遇爱情和婚姻时，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用互联网惯用的言论来谴责，早早结婚的我已经成了父权制的“帮凶”。

前段时间，性别研究学者刘亦瓦书写自己婚育经历的《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引发了激烈讨论。

其中不乏许多指责声，大体可以归纳为她自愿结婚、生子，便是在向父权制低头，根本没有理解何为女性主义。

我在生活中，也隐隐承受着这样的挤压，结婚以后，单身朋友称我为“已婚人士”，会下意识为我贴上“传统”“人妻”的标签；聚会时，她们会调侃我是否还有外出活动的时间，她们讨论“今日份的恐婚恐育”时，我也会失去发言权。

我在这种罅隙之中感到茫然，于是，开始和不同的人讨论——他们皆关注性别议题，在思想上认可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我试图通过不同的生活经验，来为这个困境，寻找一条出路。

从爱情到婚姻的现实选择

以相同的生活环境、教育经历而论，我是同龄人中“早婚”的，领证于25岁的研三毕业前夕。

每每认识新朋友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决定结婚的？”

我对婚姻生活的想象原本非常简单，以为只是为恋爱加上一层无伤大雅的制度性外壳，生活依旧延续从前。

甚至在领证时，男友都未将这一决定告知他的父母。老人刷到儿子晒出红本的朋友圈，才知晓他已经换了身份。

如今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实在单纯，以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可以对抗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我偶尔会想，如果当初像现在这样性别意识更加觉醒，理解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契约，是一种社会生产单位之类的概念，知晓了将面对家长制、性别分工等被外力左右两个人生活的事实，自己也未必就会一往无前地跳进去。

一些有着稳定亲密关系、却迟迟未将结婚提上日程的朋友和我说，大概结婚就是需要有一点“冲动”，有时候懂的太多，反而成为一种枷锁。

正在研究试管婴儿流程的小青，其转变正是因为如此。她认为，女性主义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与婚姻相悖的。

“恋爱关系实际上是婚姻的一种延展，而非反过来。”

她的意思是，人们如今普遍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前提，但婚姻也正以爱情之名为女性套上枷锁。在抗争父权制婚姻的意识下，个人感情也就不再重要。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忍痛割爱的过程，而是随着女性主义意识觉醒，感情倾向和对事物的看法会逐渐转变，从而做出一些不同的决策。”

我并不太认同她的观点，但也再一次意识到，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和爱情与婚姻正在出现冲突。于是，我去找其他已婚的女性主义者，询问她们是如何下定结婚的决心。

朋友小栗说，最直接的压力来自父母，她与男友是中学同学，毕业后都在北京工作。小栗和男友本来并不想结婚，也计划丁克，践行另一种生活模式，但她妈妈强烈反对两个人未婚同居——父母们不知道的是，两个人早就已经同居了三四年。

僵持无果，最终只好顺从父母心意领了证。

朋友小繁也是相似的原因，她和男友在美国留学时相恋，受疫情影响，双双回北京的大学继续学业。因为是本地人，他们分别住回父母家。这令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的小繁无法忍受，父母对生活的插手也无处不在，“你要顺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你想喝咖啡、想吃三明治，他们就一定要让你喝粥吃包子，说咖啡有害健康，你要少喝。”

和男友的约会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甚至监督，“如果想出去一起干点什么，还得向父母报备，很别扭。”

小繁说，自己想搬出去，但父母通常不会理解这种心境，还会觉得租房是一笔不必要的支出。她能使用的唯一的必要理由只有结婚，为了“让自己整个人的身心变得正常一点”，她结了婚，两个人才住进了只有彼此的房子里。

这可能是很多女性主义者要面临的第一道困境：

在对抗全世界前，首先要面临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

罗曼蒂克消亡史？

我体验到婚姻和恋爱的不同，正是在进入婚姻之后。

我出生于北部省会城市，是家中独生女，一直认为父母对我的教育较为开明，他们放任我随便选择想读的专业，支持我独自跑去世界上鸟不拉屎的角落做调研，宽容我任性地辞掉体制内的体面工作。

唯独在婚姻这件事，教育我怎么做个“别人家的好媳妇”上不容妥协。

结婚后，父母会一反在其他事上的宽松，要求我去做显得我和我的父母非常“懂事”的行为，比如去男方家拜访时要拎上最精心贵重的礼物；我和男友是老乡，逢年过节从北京回家时务必先去公婆家吃饭过夜，而不能先回自己家看看。

我知道这是中国式家庭的传统，却又无法遏制地感到不舒服，觉得自己被原本的家庭“排除在外”。

小栗也有这样的感觉，她的母亲看到她房间凌乱时，总会数落“你这样怎么嫁给别人，还能不能给人家好好收拾家”。接着，小栗就会和母亲吵起来。

因为工作和疫情原因，小栗的婚礼一再推迟，她与先生已经不再想办婚礼了，但父母非常执拗，父亲甚至在一次酒后哭了起来，“他可能想别人女儿都有这样的仪式而我没有，替我委屈，但我当时非常地尴尬。”

婚姻所附加的社会价值从外部挤压着爱情，但我迷茫的是，和一个喜欢的人结婚，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吗？

我将这个问题抛给已婚的朋友们，但问的次数多了，我开始思考，这种表述中的“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是不是一种惯性思维的误区。

这种惯性，或许是因为在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我们的想象力乏善可陈，无法找到一种不通向婚姻的爱情路径。

除了耳濡目染的父权制，这可能也与我们这代人历经的流行文化洗礼有关。

一位同行向我介绍了美国学者珍妮斯·A·拉德威的《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这本书对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美国中产白人家庭爱读浪漫小说的主妇进行调查，发现她们喜欢的男性类型，和作为“90后”的我从小接触到的“霸道总裁”“深情专宠”的言情作品非常相似。

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这样的结局：“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很少有人讲述这之后的生活。

在通俗浪漫作品的畅想里，婚姻是爱情修成正果的最高殿堂。

书中阐述了，这类作品里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但也要服从父权制家庭的制度性安排，才能保证最终得到幸福。

随着女性主义议题在国内兴起，我们接收到的文化内容正在发生着悄然转变，正在与现实生活互相作用。

近几年受到好评的女性题材影视剧，无论是现代都市的《二十不惑》《爱很美味》，还是古装《梦华录》《卿卿日常》，都在展现着“Girls help girls”“找夫君就是为自己投资”的女性独立思想。

小青是晋江文学城的资深读者，很能感觉到这些年来读者口味的变化，再看以前的热门小说就有了“古早味”。

“咱们小时候还都是三角恋、‘渣男’‘贱女’、虐身虐心，后来就变成1V1甜宠文，最近又开始流行追妻火葬场（开始男主角对女主爱答不理，冷酷无情，后期爱上女主为了讨好又费尽心力）、大女主爽文，不再大段虐女，比如女主重生复仇文虐的部分一两章就够了，后面就全都是在‘追妻火葬场’。”

更甚者，小青最近还在看无CP的基建文、种田文，“感情戏越少越好，大部分读者都不想看感情戏。甚至有些网文一看到男主出来，就知道这篇文要完结了。”

对立的身份和情绪

当爱情的神圣性被祛魅，女性事业有成的压力攀升，对一线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而言，晚婚晚育及不婚不育不再是一种“异常”的选择。

像我这样“英年早婚”的人，反而成为了周围朋友中“特别”的存在。

我能从朋友们与我的相处中感到“被区分”，比如称我为“已婚人士”的调侃，对我“贤妻良母”未来的展望，对周末能否约我出门玩的犹疑，默认我或许有家务事抽不开身。

有一次，与多月不见的一位朋友见面，她嬉笑着说我如今的打扮越来越“人妻”了，事实上我只是在走进职场以后，为工作添置了些更显成熟的服饰。

小栗对此感同身受，她在媒体工作，这一行年轻人多，工作忙碌，思想也更先锋，单身率比较高。

她几位关系好的女同事都是单身，工作日常会在一起吃饭。但周末有活动时，同事们默认不会来问她。

久而久之，小栗便不太愿意把自己已婚的情况说出来，“说出来，别人就会对你有很天然的一种印象，觉得你应该是个特别传统的人。”

我也越发地感受到，在一些令人愤慨的性别新闻发生后，如家暴、强奸、嫖娼，单身女性朋友们有时会延伸到更加激进的性别言论，像“今日份的恐婚恐育”“男的都不行”。

但这时，我往往很难提出温和、辩证观点。

因为在互联网上，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会认为：

已婚女性是父权制的“帮凶”。

在这种认知下，我不再具有发表观点的资格。

这种性别二元对立的情绪高涨，也已经从社交媒体深入现实之中。

我曾经采访过一名18岁的高中生，当观察到班上有人在谈恋爱时，她立刻生出厌恶：“我很恐男，我觉得他们都不行。”

而就在先前，她还提到和几个男生一起参加过课外活动。

我很好奇，追问她对这几个男同学的看法，她踌躇了一下说，“他们几个不得不接触，实际相处还可以吧，”但很快又补上下一句，“总体我还是讨厌男生。”

我与平时会关注性别议题、为女性发声的男性朋友小埃探讨这些现象，他表现得十分谨慎，说自己会避免“男性的女性主义者”这样的说法。

“‘女权男’现在很多时候成了一个贬义词。”他见过一些男人之间流传的言论，比如只要顺着女生说就可以把她们泡到手。

他还把在谷歌搜索的“女权男”的首个关联词截图发给我：“一个男人如此迫切地想要触摸女性的生殖器，以至于对自己和自己的性别表现出仇恨。”

“所以，我不会自我标榜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最多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听完小埃的话，我意识到，性别对立是如何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忽视了更为本质的问题。

刘亦瓦在写作《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时也提到，她的丈夫辞掉工作来当全职父亲，但是抵御不过父母对“男人不能挣钱养家”的埋怨，及小区里其他遛娃女性异样的眼神。

她意识到：“女性并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

“不存在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

现今，女性内部互相指责的新闻越发屡见不鲜，从前些年Papi酱给孩子“冠夫姓”，到前几个月社科院研究生南依休学与家乡男友结婚被网暴。

指责她们的声音，不外乎认为她们没有彻底地贯彻“独立女性”的实践，没有为更多女性做好表率。

批判“恋爱脑”，鄙弃母职，有些女性主义者正将“反婚反育”的声浪铺开，将已婚已育的女性置于鄙视链的低端。

在亲身体会母职不易后，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黄微子深深察觉到，母亲的角色无论是在所谓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中，还是父权社会的主流评价体系中，都无法获得高评价。

她在《想象一种女性主义的母职》中，提及了中科院学者杨冰难产死亡的故事，舆论认为她“大好前途的科研人才却死在生孩子上”。

黄微子评述道，

“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被贬低为非生产性的劳动，公共价值凌驾于家庭价值之上。不少女性主义者接受了这种价值设定，解决方案是要和男性一样去争夺公共世界的角色、成就和奖赏。妨碍女性从事公共生产，或者使得女性留在了家庭生活的生理特征，比如子宫和生育的能力，则被视为麻烦。”

也就是说，当一名女性选择了生育或者家庭时，她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黄微子想要提醒人们的是，对独立清醒、“搞事业大女主”的吹捧，同样是种非常单一的价值观。“对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向往，是一条资本主义为男性设定的成功路径。”

她认为，个体选择打拼事业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认为女性仅依靠个人的奋斗就能获得与男性均等的机会，走向女性解放。

以求职中的性别歧视为例，即便个体女性足够优秀到杀出重围，“但只靠这样的路径，并不能为女性群体带来更好的性别平等前景。”

因此，黄微子呼吁要警惕女性社群的内部分化，“不同的女性群体之间不应该再互相倾轧。男权社会以男性的标准将女性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别，其实就是在分化你们。”

的确，当我问几位已婚朋友是否愿意自陈“女性主义者”时，她们不约而同陷入犹疑，认为自己陷在女性意识和婚姻的罅隙里，是不够“彻底”“完美”的。

“我常常反思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我崇拜的女性主义者们大都选择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绝家务劳动，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刘亦瓦也写道，“在性别研究里，没人教你如何在现实里实践一种女性主义的恋爱和婚姻，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婚姻制度的剖析，也没能教会我该如何在婚姻和家庭里过好自己的生活。”

回归到我最初想要追寻的问题上，女性主义意识在现实中的困境，究竟该有何出路？我依然没有答案。但是我发觉，在与许多位朋友、学者探讨后，我作为“中间人”的纠结竟然得到了舒缓。

因为我发现，原来有许多沉默着的女性，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与困惑。

黄微子也提到，自己讨论母职的文章发表后，被几位已经做了妈妈的博士生看到了，她们主动来找她讨论，说着说着就泪眼汪汪起来。

“她们说，自己的这种经验从没有被表达出来过，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了自己的经验被书写。还有的，是她们曾经隐约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现在被我以一种更清晰的话语去呈现了。”

黄微子认为，书写个体经验的价值不是让其他女性也要做到，而是可以为其他女性所共享——她们可能没有找到过机会去表述。

“也许有的人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共鸣，找到一种另外的可能性，去打破‘普遍化’。我们要拓宽一种认知，女性主义应当有广阔的光谱，有共通的基础，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有分歧才是好的。”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主义者不是智能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

她主张女性主义者是一种自我申报的概念——

“没有真假之分，只是有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者罢了。不是由第三方认证的称号，不存在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

在她看来，“践行女性主义就会很畅快”，而畅快指的正是：

解放自己，畅所欲言，做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