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肖楚舟
前几天，日本知名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与三位中国女性的对谈成了热门话题。由于采访全程围绕提问者个人的婚育困扰展开，up主“全嘻嘻”被观众们怒称为“婚女”，一时有将其开除女籍的意思。与此同时，日本知名八卦周刊《文春》也爆料说上野千鹤子可能隐婚，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文春》的报道被证明是标题党，但每当女性主义的讨论涉及到当事人的婚姻问题，总能轻易挑起话题。上野千鹤子其实经常和已婚者谈女性主义，对方是否已婚在她看来并不重要，女性生活的丰富程度并不由婚姻状态决定。《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里的访谈者就是和家庭美满的田房永子，这位大大咧咧的漫画家既很擅长吐槽丈夫，也很满意自己的婚姻状况。这次她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快乐上等！》是和文化界KOL汤山玲子的对谈。一开篇，上野就问汤山是否已婚，汤山回答“不好意思，是的”，上野说“原谅你”。汤山的“不好意思”虽然是打趣，但也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困惑：在谈论女性主义时，一旦流露出肯定、向往、参与婚姻的态度，是不是就会削弱自己的话语力量？追求独立的女性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婚姻？婚姻和家庭确实是女性开始审视自我局限的开端，毕竟它是第一批女性主义者最切近（甚至是唯一的）生活经验来源。驳倒女性在婚姻中的附属品地位，让女性摆脱生育的天职，是女权主义最原初的诉求。
女权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玛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写于1792年，是女权主义哲学最早的作品之一，主要批判将女性排除在教育之外、否定女性理性能力的社会后果。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是基于当时女性在婚姻中的附属地位提出的，但她本人并不排斥婚姻，反而对男性抱有一种基于理性的“平等之爱”。
富有独立思想的她确实遇到了合意的伴侣，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他们的女儿名叫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作者。戈德温在玛丽因病早逝后深情地形容这段婚姻：“在这段关系中，没有主动与被动、猎人与猎物之分。并没有谁刻意地去改变，但两人之间的距离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传统家庭结构的固有失衡，让女性常常在家庭中既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也付出更多情感劳动。当女性主义将婚姻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不公联系在一起，婚姻就成了介于公私领域之间的混沌空间。女性在职业、教育、人格平等方面的诉求容易保持一致，在婚姻和家庭上的立场却非常分裂，反复陷入泥沼。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涌现出许多先锋人物，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贝蒂·弗里丹依然要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里批评美国女性的倒退，因为二三十年代生机勃勃的女性到了战后却沉溺家庭生活，不再去“干事业”。2020年的美剧《美国夫人》讲的就是弗里丹这个年代的故事。美国60年代女政客Phyllis Schlafly和弗里丹是同时代人，却和后者背道而驰。她领头反对关于男女平权的《平等权利修正案 (ERA)》通过，利用当时保守主义的家庭主妇对女权主义者的敌意和捍卫传统家庭生活的决心，让历经五十年即将获得通过的ERA功亏一篑。剧中的情景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在Phyllis Schlafly出色的基层组织能力下，数百万家庭主妇在自家厨房里发起政治运动，在餐桌上分发宣传册，给议员们送去面包，关心她们从前一无所知的政治人物，聚集在戴着精致假发的Schalafly身后，打出“STOP E.R.A.”的旗帜——松散的女性力量空前集结起来，居然是为了捍卫女权主义过去百年试图击碎的婚姻枷锁。看到这一幕，恐怕上野老师又要说了，“女性主义总是从零开始”。
Schalafly给我们出了一道很有意思的判断题。如果一个女性具有一切冲破枷锁的能力，却用这种能力来捍卫家庭主妇洗手作羹汤的权利，那她还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如果拥有像Schalafly那么强悍的自信，恐怕根本不会纠结类似问题。捍卫保守主义的Schalafly和丈夫度过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生育了六个子女，一生受到无数抵制，还能在去世前八个月站出来支持特朗普总统大选。Schalafly的扮演者凯特·布兰切特不能理解她的立场，却坦诚：“无论你爱她还是恨她，你都不得不承认她是个不平凡的人。非常有趣的是：当你发现自己在为她鼓劲的时候，你也会因此恨自己。"像布兰切特的困惑一样，每个女性对婚姻的态度千差万别，以至于我们很难用一种简单的规则去衡量对错，但它至少不应该成为一种分裂女性的力量（Schalafly正是利用了这种分裂）。像上野千鹤子在论文集《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中说的那样，女性权利是“即使不同也不会招致歧视的权利”，它意味着对差异的包容和认可。女性主义是在保护每个人坦荡做自己的权利，既不因为别人的不同踩上一脚，也不恐惧自己内心的软弱，这样才可能真正消除歧视性的结构。
拉开一段距离来看，婚姻关系带来的束缚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已经不那么令人窒息。比起女权主义的前辈们，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说：在婚恋这个问题上，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失败了也没关系，放轻松点。
美国人类学家艾莉森·阿列克西（Alison Alexy）2020年出过一本书《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专门研究日本社会中的离婚问题。她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婚姻关系的解体和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已经是事实（书中的调查集中于2005-2006年），婚姻不再是日本女性必经的路径。
日本曾经是一个高度家庭化的国家，昭和时代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支撑的奇迹，男人理所当然是一家之主，毕竟日语中的“丈夫（旦那）”一词引申义为“主人”。这大概就是上野千鹤子在访谈中说“一般的婚姻中，都是女性忍气吞声”的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离婚还是男性主导，女性扮演被抛弃的角色，哪怕委曲求全也要保住一段名义上的婚姻。但在新世纪初，日本政府出于经济振兴的角度开始倡导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体自力更生，鼓励“做自己”，为自己负责，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大大冲击了传统的（主要是女性）的家庭观。2002年，日本的离婚率达到巅峰。次年，作家酒井顺子的非虚构作品《“丧家犬”的呐喊》成为畅销书。“丧家犬”原本是婚恋鄙视链中对婚姻失败人士的称呼，酒井顺子却提出独身不婚的“丧家犬”反而更加有趣，根本不应该是嘲讽批判的对象。这本书能够获得大众的欢迎，说明婚姻关系无论稳定与否，都已经不再是“赢家”标准的一部分。稳定的婚姻在日本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一再下滑，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一项法令，离婚的妻子可以分得丈夫国家退休金的一半，这使得高龄夫妻离婚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熟龄离婚”被视为女性赋权的象征，是女性对退休后无所事事的“废物丈夫”的有力反击。
《不结婚》剧照但在这样看似喜人的女性解放浪潮下，阿列克西也看到一些迷茫和摇摆。脱离婚姻并不意味着获得幸福，也可能迎来新的困扰。在阿历克西的访谈对象里，不乏敢于觉察自己的内心需求，拥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新时代女性，她们敢于主动提出离婚去追求自我，却发现这不是万能的解法。由此阿列克西指出一种观念上的混淆——自由并不等于快乐。强调个体独立的新型亲密关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却很可能自相矛盾。关于情感依赖需求，阿列克西讲了两个故事。翠子是一位五十岁的离异女性。她因为前夫有暴力倾向，感觉自己在婚姻中失去了“自我”而离婚，结果却在离婚十年后来找阿列克西介绍对象，让这位美国人都有点吃惊。翠子却用相互依赖的双人自行车来比喻她理想的婚姻：我是女人，我得找个男人。理想的关系是两人一起奋斗，好像骑双人自行车一般。
职业女性悦子是阿列克西的另一位研究对象，37岁的她遇到过两位可以发展的男性：45岁的矢野像个自私的孩子一样幼稚粘人，独立懂事的泰司则相当尊重她的意见。一次在悦子家吃蛋糕，泰司坚持让悦子先挑喜欢的口味，矢野却一口吃掉了自己挑中的蛋糕。悦子觉得泰司让她烦躁，矢野倒是很可爱，最后和矢野谈起了恋爱。把这个例子放到中文互联网，悦子可能要被网友们骂的狗血淋头，但她在对阿列克西吐槽男友像个四岁小孩依赖自己、连红酒瓶也不会开的同时，却实实在在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承认每个人对依赖关系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让阿列克西的观点显得格外真诚。她直白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是没办法执行的，似乎只有完全不需要他人的个体才有资格建立亲密关系，但许多女性在依赖中找到了浪漫的空间。”与此同时，“有单身的能力，摆脱二十年前那种对婚姻的结构性依赖，逐渐成为成熟和幸福的标志。”
如何在追求亲密联结的同时，和具有独立意识的自我相处，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探索的话题。到阿列克西这本书出版的2020年，结不结婚、结几次婚都不再重要了，唯一的真理是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真实的自我。2021年的热播剧《大豆田永久子和她的三个前夫》里，松隆子饰演的大豆田永久子是上市建筑公司的社长，却是个“非典型女强人”。离过三次婚还想恋爱，拆纱窗时都能想到需要个男人在身边帮忙，会在妈妈面前老老实实说，“虽然一个人也过得去，但我也想要个能宝贝我的人”。谁会说从不糊弄自己的大豆田永久子不够女性主义呢？
排版：周蕾/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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