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性别的博弈：论唐娜·哈拉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当代价值

戴雪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驻院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鉴定专家。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妇女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妇女研究、文化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科技与女性的文化立场主导了21世纪的性别议题。科学技术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神经科学，科技对女性及文化带来的意义，逐渐成为近年来性别研究以及“技术女性主义”（technofeminism）学者的关注焦点和核心课题，即如何把女性主义思想合并到技术中？如何生产新的主体和新的权力关系？在整个学术界，为了回应认识论与本体论的新挑战，女性主义学者质疑科学研究要求中立性和客观性这一传统观点，并发展出知识生产的女性主义取向。通过挑战自然/文化与人类/机器的僵化界，超越旧有的科学、技术与生物的决定论，科学史家和生物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拒绝过于乐观地肯定或悲观地否定科学与技术的研究途径。与一般女性主义者局限于单纯反对男性霸权不同，哈拉维大胆地借鉴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充满想象力地创造出一种虚构的文化实践形象——“赛博格”（cyborg），建构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为后现代主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空间，并为打破与二元论相联系的统治结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科学与女性的分离：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议题

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 Epistemology）是就女性主义者角度而言的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未能阐释女性体验和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知识领域的重要性。女性主义认识论大概萌芽于20世纪70、80年代，沿着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科学哲学的路线以对抗逻辑实证论的传统，并吸收了马克思站在弱势、被压迫者的立场的特色。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批判理论”，反驳自启蒙以来的实证论传统，质疑其客观、理性其实是无视资本主义科技发展的物化和扭曲人性。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焦点在于思考：知识是什么，什么使知识成为可能，以及如何去获取知识？知识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就有性别偏见？女性看待和思考实在的方式是否与男性一样？在女性主义运动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过渡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以下共识：科学方法论和知识的标准在整个西方历史中都采用了阳性模式，而采用一种阴性的科学方法模式会产生出一套非常不同的科学知识。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的核心即是对传统认识论中的一些假设的批判，尤其是批判了“客观性”的理想。“这些理想假定，有可能采取一种‘上帝之眼的立场’（God’s eye view）或者‘无立场’（view from nowhere），使一个人的知识主张与其社会身份毫不相关。她们一直认为，‘上帝之眼的立场’事实上常常是男性的立场。”

虽然早在《三个旧金币》（1936）中，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就断言：“科学也不是没有性别的。科学是男人，是父亲。”但是直到1980年，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发表《自然之死》以来，一场关于主流社会、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女性主义思考革命才真正拉开了序幕。作为一名科学史家、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探讨了在机械论世界观取代有机论世界观的过程中，把自然当作女性这个隐喻对于科学、资本主义和女性所具有的意义。建立在麦茜特的思想基础上，伊芙琳·凯勒（E. F Keller）的《性别与科学的反思》（1985）一书的贡献在于其彻底质疑认识论。凯勒考察了科学史，认为科学的中立性、客观性反映了18世纪以来男性的思考。凯勒调查了“男子气概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人们普遍将科学思想与男子气概的特征等同起来，这表明科学中处处有性别的烙印：女性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科学家。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在《手、脑和心：对自然科学的女性主义认识论》（1983）中的贡献是描绘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轮廓：从关怀出发进行思考，关注互相关联的领域与关怀的合理性。她反对笛卡儿的心/身对立的二元论，努力提出一个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基础：女性主义认识论来自女性的（关怀的）劳动，它代表了更完整的唯物主义，更真实的知识，它超越了二元论。罗斯揭开了科学知识体系与其他权力体系纠缠在一起、被拒斥感情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合理性所塑造的方式。而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的《逃避客观性：笛卡尔主义与文化论文集》（1987）则进一步深化了对笛卡儿的批判。波尔多指出，笛卡儿所说的“逃避客观性”其实是一个远离女性气质的飞行，而逃避的终点，则是理性的男性气质化。波尔多的这本文集为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科学与知识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开拓者、支持者和集大成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首先发展了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提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正当性：除了一般有“好、坏”标准之分的科学研究外，为什么还要提出“女性主义的”科学或认识论？具有女性意识的科学家，难道可以观察到什么一般男科学家看不到的东西吗？在这个问题上，哈丁提出了“立场论”，强调许多“女性立场”的观察与理论创发之重要性，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对“家事”的研究：它是女人天性的活动？爱的劳动？是工作？这不是传统社会学或经济学容易处理的。

当代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辩论集中在以下两大特定并相关的问题上：“第一是能否重新解释‘立场’的概念，使其能够驳斥人们对它的一些反对；第二是能否对‘客观性’进行重新定义，使其能够不具有‘无立场’的含义。怎样才能发展出一种女性主义认识论，它容许女性主义思想的批判力量，允许与自身保持一定距离而又不会沦为相对主义，而且也不会暗示任何一个妇女群体的经历以使其他群体边缘化的方式而具有特权地位？”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争论，尽管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范式，但是仍然有两条线索能体现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的独特立场。一是揭露女性被压迫和被奴役的根源——具有父权制色彩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二是质疑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二元论的合法性和客观性。以“立场为主导”的理论家认为她们能运用女性的经验分析和社会关系，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二元论——例如男性/女性、文化/自然、客观/主观、公共/私人等。女性主义批判的研究取向赞成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具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固定模式的性别二元论。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反对传统科学的中立性设定，认为很多男性所宣称的知识是片面的，而不是普遍的、客观的。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的知识直接来源于女性的经历，女性的经历产生了女性的“知识”，男性的经历产生了男性的“知识”；女性主义的知识好像是更为客观。但这一观点似乎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

不过，一些女性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观念本身在术语上就自相矛盾：“女性主义是一种具有明显党派性的政治立场，它就根本不可能与……具有价值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真理知识或科学保持任何关联。“女性主义必然会涉及各种带有偏见性的因素。”随着对科学的文化批判的逐步深入，女性主义内部产生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混合认识论，这些认识论以世界上女性掌握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观点为基础。这种“批评性的矛盾”以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和“情境化知识”为最佳例证。

二、“赛博格宣言”：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文化实践

在高科技的时代，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对认识论与本体论提出新的挑战，科技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科技文化持批判态度也越来越不恰当。因此，自然与文化、性与性别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消弭，成为当代社会认识论与本体论重构的重要核心内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的技术学视角却陷入了技术学的黑箱理论和技术决定论中。女性主义者与批判理论都强调科学与技术是“阳刚的文化”，抨击技术是“恶魔”，并忽略了新媒体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对自然与科技的关系以及性别关系的重塑。至8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的视角开始进入科技哲学领域，“技术女性主义”学者大量涌现。“技术女性主义”一词用来形容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技术领域中的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这类女性主义者首先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男性思维的霸权，然后强调反思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意义如何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相协调，寻找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技术文化领域中最为杰出的批判者，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985）是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文化批判著作之一。在该文中，通过描述与考察当代社会与文化所发生的关键变迁，哈拉维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有力的文化批判，引进了“赛博格”这个文化概念及其乌托邦想象，建立了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框架。正如哈拉维所说：“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负责任意味着拒绝反科学的形而上学，拒绝技术恶魔论，因此意味着重构日常生活边界的技术任务。……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获得高度满足的可能方式，还是众多复杂支配的发源地。……它意味着既建造又破坏机器、身份、范畴、关系、空间、故事。”哈拉维的这一论文建立了她作为“技术文化”的重要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作为人与技术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性的最主要理论研究者的地位。

“赛博格”这一术语在1960年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曼菲德·克林兹（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Ridley Scott）创造。他们把“控制论的”（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词合拼成了“赛博格”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经过改进，可以在严酷的太空环境下生存的电子人。因此，“赛博格”作为机械和人的结合体，是一个“虚构的生物”，一个文化关注所探究的反讽的神话形象。哈拉维站在属于“赛博格”的认同和政治的立场上，否认了固定的、基础性的自然观和文化观，转向建构性的认识论与控制论、人工智能、免疫学与脑科学研究的“后人类”（posthuman）的科技批判。正如凯瑟琳·海里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1999）一文中所指出的，一种变化正在发生，人类正在转向“后人类”。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后人类》（2013）一书中也指出：“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简言之，哈拉维的后人类思维即关乎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未来。

首先，哈拉维借用了西蒙娜·德·波伏瓦（S. de Beauvoir）的“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名言，用于20世纪末生物学的后现代领域，并提出：“没有人天生是有机体。有机体是后天制造的；它们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构造。”“赛博格”即人与机器的结合体，可以为另一种主观性的想象提供一个有效的模型和一种复合身份，“一种拆散重组的后现代集体和个人自我”。作为“机器和有机体之混成物”的赛博格，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出现的，它既是“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又以“虚拟之物”的理念为前提。哈拉维指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人和机器、人和动物之间的模糊化。“赛博格”的半是机器、半是有机体的杂交状态，为人们研究人和技术之间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隐喻，这一隐喻“作为想象的策略暗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结合。……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里的生物。” “后性别”一词所表达的不是简单地超越阳刚/阴柔的二元对立，而是主体立场的生产与实践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其次，从一个社会主义左派传统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哈拉维认为，“赛博格”不是敌人。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都应该关注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它们调解、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和自然的建构。一方面，哈拉维强调人们运用科学技术方式的重要性，号召女性渗透进技术领域，但要摆脱对技术设计、生产或使用的幼稚态度和恐惧症。女性主义不应当恐惧，应该是拥抱科学技术，即女性主义的介入是可能的、必要的和值得向往的。“对于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可能是假肢设备、贴心组件、友好自我。”哈拉维指出，对技术的应用充满了复杂性和批判性，必须既不是反技术进步的也不是盲目积极的，而是超脱了乐观的肯定或是悲观的否定。另一方面，不像有些女性主义者那样，把技术领域视为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并从中逃离出来，哈拉维把技术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力量，视其为解放全体人特别是女性的希望所在。她反对责难科技，因为当理智地使用技术时，科技的恶果就不会发生。哈拉维在技术革命中发现了个性表达和成长的潜力。对哈拉维而言，通过把身体和机器合二为一，人们有能力扩展自己，并无止境地重构自己。

总之，哈拉维的认识论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她对新科技的想象性的、热情的、同时又是批判性的认可。“赛博格”成为一种重要的超越了边界的对抗性形象，它提示人类新的性别模式以及新的政治形式。“处在20世纪晚期这一神秘时代的我们都是怪物，都是由机器和有机体理论化后创造的杂交体，简言之，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论存在，它给予我们自身的政治。想象和物质现实这两个紧密相连的中心架构历史转变的所有可能性，赛博格正是这两个中心的压缩形象。”最后，哈拉维宣称：“我宁愿做个赛博格而非女神”的女性主义口号。这一口号表明没有既定的认识论，甚至也不存在一种女性主义政治。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将走向何处？实际上，女性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已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认识论取径，包括立场认识论、民族志方法、各种版本的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等，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的是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理论。

三、“情境化知识”：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逻辑拓展

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经由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学者的丰富和发展，认识论理论家开始使认识论多样化。哈拉维在“情境化的知识：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与部分视角的优越性”（1988）一文中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哈拉维坚称不存在一种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甚至全然超越特定历史情境的视角，她要求研究者和参与者都注意到双方的“情境化知识”和片面的视角。“情境化知识”的深层含义在于，不存在一个等待被发现的真理。相反，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特定情境的、具有部分客观性的情境知识，带有生产这些知识的背景以及特定性、有限区位和片面性的烙印。

首先，知识是具体的。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哈拉维坚持视觉的特性和具体性，坚持身体的重要性。这促使她建构一种女性主义客观性的有用的学说，并尝试把客观性、特殊化和具体化联系在一起。哈拉维指出，视觉永远都是一个与看的权力相关的问题。对知识的具体性的否定将导致（白人的、男性的、中产阶级的）“从乌有之处的征服凝视”：“我的进行方式是将隐喻的可靠性，置于女性主义话语中被多方诽谤的感觉系统里：即视觉。视觉的益处是可以避免二元对立。我将坚持一切视觉的具体性质，并且收回这个感觉系统：被用来意指跳脱有所标记的身体，因而进入一个来自乌有之处的征服凝视。这是神秘地铭刻了一切有所标记的身体的凝视，它使得那未经标记的范畴，获取了看见而不被看见的权力，获得再现而不被再现的能力。这种凝视表示男人与白人未受标记的地位，在科技、后工业、军事化、种族主义与男性统治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怪物的肚子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美国，在女性主义者听来，它是客观性的世界里许多令人厌恶的语调之一。我想要一种具体化的客观性之学说，以适应自相矛盾的与批判性的女性主义科学计划：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意味着非常简单的情境化知识。”

其次，知识具有部分客观性。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哈拉维驳斥了作为唯一最佳的或正确观点的客观性，以及看到一切、知道一切的、占据上帝似的位置的传统客观性，而赞同弱势群体的局部视角，特别是那些与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相抵触的视角。哈拉维指出：“相对主义的选择是部分的、可以定位的、批判的知识，它维系着网络联系的可能性，这在政治上被称为团结，在认识论上被称为共享对话。……相对主义与客观性意识形态中的整体化是完美的双胞胎；两者都否定在定位、具体化和部分视角上的利害关系，两者都无法很好地观察。相对主义和整体化都是‘上帝的狡计’，允诺平等并完整地从各处和乌有之处观看的视觉，以及围绕着科学修辞的一般神话。但正是在部分视角的政治和认识论中，才有被维持的、理性的、客观的质询的可能性。”因此，哈拉维反对科学客观性的传统教条，坚持“情境化知识”能够使研究者一方面摆脱全盘客观化的“上帝的狡计”，另一方面则免于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

第三，知识是情境化的。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哈拉维认为“情境化知识”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具有认识论的优势，即对社会背景的相对了解，来重新理解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各种处境中形成的知识。哈拉维强调自己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提供了达到我们自己版本的立场理论的道路，那是坚持不懈的具体化，一种批判霸权的丰富传统，却没有令人丧失力量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还有各式各样的中介之理论。”哈拉维指出，女性主义认识论必须以女性生活的实际定位或位置出发，而不是以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生活出发。“本文主张情境化与具体化的知识，反对各种形式的无法定位，并因此不负责任的知识宣称。……建立从边缘与深处观察的能力，会获得高度重视。……臣属者的立场不是‘纯真’的位置。相反地，它们之所以受到偏爱，是因为在原则上他们很少允许对所有知识的批判性和解释性核心的否定。”不过，尽管哈拉维秉承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脉的话语，但却忽略了更具体的政治考量，这种观点导致哈拉维陷入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作为一种体系，资本主义的权力被当成压倒一切的现实来接受；这种立场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些前提，在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和外部世界之间就没有真正的政治联系了。更简单地说，哈拉维的隐喻忽视了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才是详细阐述某种政治策略和政治立场的所在。

最后，知识就是权力。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哈拉维受惠于福柯并共享他的权力-知识观，认为权力不仅只是从上而下运作，或者是二元性地运作，而是在社会的毛细血管当中循环流动。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并在虚拟世界之中产生的性别关系上打上烙印。不过，与福柯的观点——人类只能屈服于监督和训诫体制之下，对知识权力的运作体系全无抗拒能力——不同，哈拉维强调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主张我们必须深究社会关系背景下所产生的知识，以便对局部知识中的环境有所了解。她认为“情境化知识要求知识的对象被描述为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而不是一个帷幕、背景或资源而已，最终绝对不是能成为主人的奴隶，而这个主人在其独特的能动性与‘客观’知识的作者身份里，隔绝了辩证法。”

四、反思与评价

《赛博格宣言》最初是哈拉维于1985年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后又收入《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1991）一书，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的后人类形象瓦解了自然和人工、身体与机器的界线，她正走在一条通往后性别世界的道路上。事实上，在自然、文化、科学与技术合并为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时代里，“赛博格”、“情境化知识”以及“后性别”和“后人类”等概念，都进入到关乎人类的意义、价值、权利、尊严和未来的政治辩论中。哈拉维更晚近的另一本著作《谦卑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_遇到肿瘤鼠^ＴＭ》（1997），探索的是灵活可塑的见证形式，要求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调的文化理论，影响非常深远。在一个知识（科学）与权力（技术）已经融合为一的新体制里，主角是“女性男人©_和肿瘤鼠^ＴＭ”，这些卑微的证人不是去表达纯科学的知识，而是去修改边界，去参与并联网到属于技术科学的信息网络中去。换言之，哈拉维的策略是，一方面，不放弃科学与技术的场域；另一方面，在科学与技术的内部进行抵抗与颠覆。正如哈拉维所言：“重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一条重要路径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至关重要的架构我们想象的神话系统和意义。”

至21世纪，随着新的技术纷纷涌现，互联网、新媒体以及医学技术交叉领域对家庭、市场、学校和医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赛博格”不再是最能激发人兴趣的隐喻——一个承认人的经验和欲望的复杂性的隐喻；“肿瘤鼠”也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这些作为知识生产过程中介的隐喻证实了哈拉维对“情景化知识”的呼吁：在虚拟世界里，性别角色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人们可以随意改变。承认本质的顽固性，承认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强调人们所理解的世界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不管是在字面还是隐喻意义上，这样的世界创造实践活动意味着对它们加以建构的责任。由此，“情境化知识”也延续了“赛博格宣言”的问题意识，从此刻起，所有人的技术、文化、意志与自然都一起在编织未来。

总之，置于后人类情境里，通过对性别歧视者的知识论断所依赖的认识论基础提出质疑，以及对以男性为标准的“男性科学”的文化批判，哈拉维描述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认识论上的挑战和政治上的难题，创立了一套反本质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尽管哈拉维的认识论显示出乌托邦式的基调，但其理论与以往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过于强调哲学思辨或话语不同，它保留了其反抗性的政治诉求，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为描述世界提供了更好的方法。这些方法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可以从中质询当代男性科技文化想象建构的领域，为重塑自然/文化、科技/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拓宽了批判的视野。

〇本文节选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赛博朋克女性漫画。[图源：zhi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