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陪人看病的人：找我的大多已穷途末路

本文授权转自公众号“一条”

丧偶式育儿等多个社会现象。

则需要他们，帮忙问诊、买药。

陪诊员牛森森推着病人去医院做化疗

我们联系上多个城市的一线陪诊员。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在成都做陪诊的周娜，明显感觉到人手吃紧。

2022下半年开始，客单量以每个月10%的速度增加，到了春节前的那个月，竟然比上月暴增了45%。

“以往都是病人通知我哪一天的号，我就哪一天去服务，现在反过来了，问我哪一天能塞一趟陪诊，再按照我的时间去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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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各个大城市。

在昆明，从12月中旬开始，打给李亮的咨询服务电话就没断过，他和3个同事完成了200多单，比上月多出20%。

于是，代取药在春节前成为需求最旺盛的业务。

刘福鑫创下了连续10天，每天为4到5位病人取药的记录，其中50%是老年人。“当时很多老人的家属也倒下了，何况过年前本就是配药高峰期，有慢性疾病的话一般会备2-3个月的药。”

上一波感染潮下，陪发热病人去医院一直是一个难题。医院人满为患，感染源混杂，陪同病人的家属，也很快会成为病人。

前不久，牛森森陪一位80多岁的阿姨去急诊，她感染以后引发了哮喘。按照当时的情况，病人挂完号，平均5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见完医生，得等3个小时才能输上液。漫长的等待，有时比病症本身更难捱。

等号等多了，牛森森练就了精确估算时间的能力。他让阿姨先回家休息，他则在现场等号，快轮到了，再喊阿姨过来。家属主要负责从家到医院大门的路途，医院内的事情，都放心交给了牛森森。

另一个急需陪诊员的人群，是异地医疗的大病患者。

12月底的时候，牛森森接到了一个求助，一位40多岁的乳腺癌病人，一个多月前，从安徽来上海做化疗，租了一间1500元的群租房。没想到，她和房里的病友接连阳了。好不容易阳康，可以做化疗了，弟弟从工地赶来陪护，结果他开始发烧，怕传染给她，只能走了。

“很多人是到了穷途末路，实在一点办法也没了，突然发现有我这种工作，就马上叫我来陪。”

陪诊的门槛并不高，没有完全对口的专业，从业者的背景各异。如果要讲共性的话，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历过家人看病难的困境，在一遍遍去医院照顾病人的过程里，被迫对人世间充满最多生离死别的地方熟悉起来。

周娜之所以做这一行，和她妈妈的去世有关。她以前在央企做管理，妈妈突然确诊了脑癌。“医生打来让我去见最后一面，慢慢地，妈妈手上有了泥，再后来，手上没了温度。那种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妈妈离开后，她看到很多人面对生病的老人，那种茫然失措的样子，于是决定辞职，做养老服务。为长期卧床的老人助浴，去得勤了，她发现“老人看病，是很具体的一个事情。”

根据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9%。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周娜曾去过一个90岁的老人家里，开门的是她70多岁的女儿，为了照顾卧床的妈妈，她两条腿的韧带都拉断了。带妈妈出门看个病，是天大的难题。

即便是腿脚灵便的，仍难以一个人承受看病的流程。周娜举了个复杂的案例：先找医生开处方，再去医保窗口，再去交费窗口，交费分医保、自费、精神类、西药、中药，然后把所有票收集起来，打成彩印，去不同地方的窗口盖章，再到不同地方的药房拿药，核对每个药对应的用法，盒子上没写的又跑去问医生，再确认社保的报销是否成功，最后给病人寄出快递。“我们年纪轻，走得快，熟悉路线，都需要跑3个小时，换作老年人的话，一天都在里面不停地走。”

陪诊服务，最基础的，是用陪诊员的时间换病人的时间。更专业的部分，是利用信息差，节省大量时间。

“陪诊不光是跑腿，有很多看不到的工作。很多人得了病是一头雾水的，该挂哪个科室？专家周几坐诊？同一家医院有不同院区的话去哪个？医院附近哪里可以停车和住宿？我们接触得多了，会给一些建议。”

而最深，也最难触及的部分，是抚慰。

周娜遇到过一个党龄70年的老兵，脾气倔得很，父子关系冷若冰霜。“儿子陪着来，但两个人说不了一句话就要吵架。”老兵把电动轮椅开得飞快，儿子坐在很远的地方，周娜就在后头追，问他要不要喝水，想不想去厕所。

等待的间歇，老兵跟周娜讲自己过去的故事。他说：“他们都不要听我说话，家里没有哪个人能像你这样轻言细语。”看完病以后还给周娜发自己的奖章，全家的合影。“这个老人家就是缺乏陪伴的，这种缺失，不光是在医院里面。”

周娜觉得中国的病人，尤其老人，嘴巴都很硬，心里又装满恐惧。到医院的那一刻起，针头、消毒水气味、叫号广播、突然消失的邻床，每一个细节都在撕扯病人的精神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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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娜在给客户“翻译”医嘱上看不懂的部分

所以，一个好的陪诊员要注意一切的细节。

病人打屁股针、脱衣服做检查的时候，确保帘子被完整拉上了，然后退到外面等。

沟通话术要小心斟酌，“你是不是得了某某癌？”“你哪里还很痛吗？”这些话不能说。“有的病人喜欢打麻将，就跟他说，你胡牌前说什么吉祥话，上了手术台就在心里默念。”

有时，陪着和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陪诊，周娜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她在心里偷偷喊：“妈妈啊，我太想我的妈妈了。”

职业陪诊，也给一群想要躲在暗处的人，提供了方便。

牛森森几乎每天都跑精神卫生中心，“我是做了这一行，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有心理上的问题。”

“回头客很多，每个月都会来找我。”因为部分处方药被严格控制数量，很多人选择定期把病历和医保卡寄给牛森森。

他印象最深的一个客户是医生，“他跟我说，知道我可以帮忙取药，他一晚没睡着。他自己是医生，特别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会叮嘱我快递盒上不要出现药的名称和600号的地址。”

去年上海封城期间，牛森森的工作一天没停，“基础疾病，社区还好帮忙配，但精神疾病的就没办法，找我的人里95%都是这种情况。”他们中有心智障碍的儿童、遭受过校园暴力的高中生、焦虑症和躁郁症发作的白领……找到牛森森的时候，要么已经断药多日，要么绝望地站在弹尽粮绝的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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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需要孩子到场预检，往往花上大半天，对家长的体力是很大考验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是，宝妈、做产检和做人工流产的女性。陪诊的存在，一部分替代了缺位的男性角色。

有一个江苏的宝妈，孩子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去年一年找了牛森森11次，“她跟我说，老公即使陪着来，也就是做司机，帮不上忙，你在的话我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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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娜正在陪做人工流产的女性

人工流产，必须要家属陪同，来找陪诊的女人都是孤身一人。

周娜陪过一个姑娘做人流，因为疫情，男方订不到火车票回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七尺男儿在电话里哭。”

手术当天，姑娘背着一个空包，早饭没有吃， “她很内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懂，什么都没准备就来了。”在手术室外等的时候，周娜给她买了术后用的卫生巾，然后去暖了一杯牛奶。“出来以后，她就受不了了，站不起来，坐不下去，我就抱着她的头，让她躺在椅子上睡一会。”

周娜也见过那些仅仅是物理到场的男性家属。

她在手术室外面陪其他人，看到一个姑娘出来，两条腿开始交叉走路，然后撞在地上。周娜一下蹿起来去扶，看到姑娘的老公一米八几，竟然还站在边上打电话。“我一下冒火了，冲他吼，小伙子你电话可不可以先挂一下？”

“那时候我就在想，亲近的人也不一定真用心，搞不好还没有我们用心。”

像牛森森和周娜这样成熟的陪诊员，有些时候，近乎一种“临时家人”的角色。

然而微妙的是，陪诊员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家属，有一些文件，他们没资格签署，医疗上的任何一个决定，他们无权为病人做出。

甚至逢年过节，他们都会恪守一种不言自明的行业默契，不主动聊天，不发祝福语。“就好像医院说欢迎再来一样。我发工作的朋友圈，都会分组家人朋友，怕人家觉得不吉利。”牛森森说。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便是，病人不到场的情况，几乎每个医生都会先确认，来的人和病人什么关系。“最近帮小朋友陪诊多，我一般会说：医生，我是她/他舅舅。”牛森森说。

为什么不如实告知？他担心医生不接受他这个职业，误以为他是黄牛和骗子。

有一次碰巧，他服务的三个病人竟然看的是同一个医生，他就当着医生的面，依次拨通不同的视频电话。医生起了疑心，问他怎么回事。他现场编了一个人物关系网络：我是a的邻居，b是a的亲戚，c是b的病友。

在药店帮患者买药

作为一个新兴职业，混杂的灰色地带，并非不存在。有些陪诊员会收到患者的消息，卖不卖药，卖不卖号，甚至问能不能拿到殡仪馆的号。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很暧昧。

对从业者的资质审核也没有标准，大家的背景又鱼目混杂，有的是陪诊机构里上了培训课，有的在抖音上发一则人在医院的小视频便开始接单。而陪诊涉及到的，又多是个人信息、钱、药物，两边都有不安全感。病人担心支付了服务费，陪诊员到时爽约不来。陪诊会担心自己垫付了大额药钱，病人又不想要那个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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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员的工作常态，一手电话回复消息，一手单据，同时盯着叫号屏

抖音和小红书是陪诊业务拓展很重要的接口。上面点赞过万的几条视频都在讲述这个市场多么如火如荼，一线陪诊员轻轻松松月入几万，好似挖掘了一个财富神话。

我们询问了几位入行半年以内的新手，平均每天2-3个客单的饱和状态下，一个月拿到手在1.2-1.5万不等。像牛森森这样入行3年的陪诊员，客源稳定，客单价“是平均水平的3-4倍”，收入自然更高，足以养活一个家庭，但他也经历过一个月只开工一次的冷清时候，“到了2022年才逐步好起来。”

陪诊员的年龄层分布从80后到00后，有的机构全员90后，其中不乏国内外名校的毕业生。专业相关性高的是护士转行，也有完全没关系的职业转行来的，比如99年的李亚迪以前从事旅游业，95年的刘福鑫干过房地产，80后的扬扬以前在4s店，70后 的李亮开跑腿公司。

饶是每周都要去肿瘤医院，看到满屋子人都戴着帽子，牛森森还是会有隐隐的酸楚和不安。

他们和病人的关系，有时候也会逾越单纯的客户与服务者关系，成为朋友，彼此关心，产生情感上的连接。

去年夏天，一个从内蒙古来上海看子宫癌、卵巢癌的阿姨找到牛森森。阿姨下飞机就胃痛，开始吐，牛森森给她买了胃药，带她去看急诊。“到诊室门口，她痛得问我，能搂着你的胳膊吗？我说我身上很凉，你趴在我腿上休息一会。”

阿姨回到内蒙古后，还时不时发消息给他，两个人相谈甚欢，阿姨要认他做干儿子，喊他找她玩。这也是唯一一位，他会在节日问候几句的客户，会主动说，如果再来上海看病，他给她租个房子，或者住他家都可以。

后来他才知道，阿姨已经得了7年卵巢癌，她早去北京看过，知道已经没有什么药可以用了。几个月后，牛森森的微信弹出阿姨的消息，是她女儿代替她发的。“我愣了很久，知道她已经不在了。”

陪诊员扬扬是土生土长北京人，3年前她陪一位30多岁的山东女孩去宣武医院。女孩突然失去了说话能力，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因为要做加强CT，必须有人陪同，就通过抖音联系了扬扬。

女孩被确诊为重度肌无力。这3年，她一个人留在北京边打工边看病，活得很艰难，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北京医保。扬扬很同情她的遭遇，两个人年纪相仿谈得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她突然给扬扬打电话，说她阳了之后呼吸困难，能不能帮她联系一个医院。第二天扬扬带着她在北京城里跑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一家能收治的医院，“但是说情况特别复杂，后续至少得20万。”女孩手里只有5万，就给姐姐打电话凑钱，扬扬听姐姐的意思 “挺那个什么的”，就去跟医生商量，有5万可不可以先住进来。

扬扬把她送到住院部之后，医生马上开始上呼吸机，抢救女孩时，丢给扬扬一句话，她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她现在已经出院了，跟我说，你听听我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挺好的？她特别感谢我，说在北京还能有一个人关心自己。我们的关系好像不是普通的客户，反正就是，我为她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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