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问题》| 一本自我启蒙、评价与反省之书

文 | 雅斯贝尔斯

战胜国以及整个世界针对我们德国人发起的控诉，令罪责问题掷地有声。1945年夏天，城市和乡村都挂起了海报，上面是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图片和报道，还有那句起决定性的话：“这是你们的罪！”一时间，人们陷入了良心不安，恐惧笼罩着许多事实上毫不知情的人，于是一些声音跳出来反对：谁在控诉我？没有签名，没有权威机构，海报如同横空出世，从天而降。无论控诉是合理还是无理，受到控诉的人都会试图为自己辩护，此乃人之常情。

政治冲突中的罪责问题是老生常谈。它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在拿破仑和英格兰的争端里，在普奥之战中。首先把政治跟自身的道德权利和对对手的道德谴责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罗马人。而与之相对的，一面是客观的希腊人的不偏不倚，另一面是古老的犹太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控诉。

由战胜者单方面宣布有罪成为一种政治手段、继而在动机上变得不纯，这本来就是一个贯穿古今的罪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凡尔赛合约》中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讨论对德国十分不利。后来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对一个由单方面独自承担的战争罪责作出认定。正如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所言，当时我们是从四面八方“滑进了”战争。

今时之情形全然不同于往日。罪责问题听来跟从前完全不同。这一次，战争罪责的问题十分清楚。战争由希特勒德国挑起。德国犯有战争罪，乃是因其政府。这个政府主动择时发动战争，罔顾他人意愿。

“这是你们的罪！”如今道出的却远多于战争罪责。那个海报已被遗忘，可我们在那儿经历的事情却依然存在：首先是那个现实，即世界舆论在谴责我们整个民族；其次是我们自身感受到的震惊。

世界舆论对我们很重要。那些人这样看待我们，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罪责会继续成为一个政治手段。按舆论所言，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无论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是尚未来临的一切灾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对于那些要肢解德国、限制德国建设发展、让德国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无宁日的政客们，这里存在一个合理解释。说这是一道政治难题，我们无法对之作出决定，面对别人作出的决定也几乎没有发言权——就算我们表现得无可指摘，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把整个民族变成贱民民族，把这个民族推到其他民族的脚下，令其低人一等，在其已经丧失尊严后继续鞭挞凌辱，这样的做法是否具有政治意义，是否合乎目的、毫无风险，是否公正。我们在此不谈这个问题，也不谈政治问题——即对罪责进行忏悔是否必要且合适，在何种程度上必要且合适。可能人们依然要对德意志民族作出裁决。那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残忍的结果。我们仍然希望，政治家的决策以及各国人民的意见能在未来某日得以修正。不过，我们无可抱怨，只有接受。纳粹令我们完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在今天这个技术决定一切的世界局势下，我们没有出路。这种状态下，我们不得不如此。

不过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自我启蒙，如何自我评价、自我净化。那些来自外界的控诉不再是我们的事。而发自内在的控诉——十二年来在德国人心中或多或少明确说出来、被听见过，至少有过那么一时半刻——才是我们眼下尚能拥有的自我意识的起源。途径是: 我们无论老少，要以自己的方式从根本上转变自我。我们必须澄清德国人的罪责问题。这关乎我们自身。发生这种情况与外界加在我们头上的控诉无关，尽管我们如此乐于把这些控诉当作镜子。

那句“这是你们的罪”或可意味着——

你们为你们所容忍的那个政府的行为负有责任——此处指我们的政治罪责。

此外，你们还支持并参与了这个政府，这是你们的罪——此处讲的是道德罪责。

当罪行发生时，你们袖手旁观，这是你们的罪——此处暗示一种形而上的罪责。

我认为以上三个命题是真实的，尽管只有第一个关乎政治罪责的命题是直截了当且完全正确的表达，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关乎法律形态的道德和形而上的罪责的命题，则是不真实且非善意的陈述。

“这是你们的罪”还可能意味着：

你们是那些罪行的参与者，所以你们自己也是罪犯。这种说法对绝大多数德国人而言，显然是错误的。

它最后还可以表示：作为一个民族你们是劣等的，没有尊严，是罪犯，是人类的渣滓，与其他所有民族格格不入。这是集体式思维和评估方式，是大错特错，其本身不合乎人道，因为它把每个个体都归入这个普遍共性之下。

浮光掠影之后，我们再来细查究竟。

……

“雅斯贝尔斯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