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堕落史：中国历史上的“高启强”

流氓是如何堕落的？

除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转换的影响外，流氓的演变史也经历了从早年的理想化到近世的世俗化、职业化、物质化、卑贱化等若干发展阶段，这其中，由游侠而流民，由流民而流氓，历史演变中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流氓阶层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堕落，行事方式越来越职业化，发展空间越来越“原子化”，社会声誉也相应越来越卑贱化了。

《无籍之徒: 中国流氓的变迁（增修版）》

陈宝良 /著

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12月

学者陈宝良在《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一书中，通过各种搜罗爬梳，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先秦诸子到《全唐文》，从野史笔记到官方实录、司法文书、乃至于各种地方志，上穷碧落，稽古钩沉，发微抉隐地为人们展现了一部中国社会流氓阶层演变的全景历史图画。

根据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流变，中国社会的流氓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远古到秦汉时期，以“游侠”为代表，典型人物如西汉的著名游侠朱家、郭解等，其特征是任侠仗义、快意恩仇，甚至不惜舍身取义。

第二阶段是从魏到明清时期，以“游民”中的末流为代表，典型人物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里的主人公如曹操、刘备、宋江、李逵、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虽然为小说家之摹写，也是世情和流氓真实样貌之折射），以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等等，其特点是奸诈用狠，杀人嗜血，而且暴力和仁义在流氓文化中已经被巧妙地缝合在了一起，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第三阶段为清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流氓”群体，这些无业游民活跃在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上海等大都市，利用租界这样的不同势力角逐的灰色地带苟营谋盗，代表人物有流氓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其特点是宵小之徒，“遇事生风”，组织和行事方式更加隐蔽，生存空间也更显逼仄。

历史上，流氓演变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世俗化、职业化和卑贱化。早期的游侠是儒、墨之末流，在先秦贵族政治制度崩坏之后，周室既微，上下不顺，社会秩序大乱，失去世业和依傍的流民中，祝宗卜史、礼官乐工的上层流民演变成为游侠中的儒士，而农工之家的下层流民则成了游侠中的侠士。游侠的梦想本来是要挽狂澜于既倒，匡扶孔夫子所念念不忘的周制，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游侠的生存基础和远大理想皆不合时宜，更难以施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书中记载的朱家、郭解等游侠故事，融合了太多的文学想象和个人情怀。司马迁是第一个在史书中为游侠立传的史家，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他由衷赞美游侠的美德：“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其实，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之难后，敢于为这些“不轨于正义”后来被诛杀的游侠作传，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史家之独到眼光，更深的缘由是《史记·游侠列传》本来就是一篇“激愤之作”，史家自伤身世而寄寓来者，才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开创之勇。

班固《后汉书》之后，史家便不再为游侠列传，这不只是游侠精神的幻灭，更是社会情势的变迁。汉高祖时期的著名游侠朱家“专趋人之急”，救人于困厄，引得无数侠客“延颈愿交”；西汉名侠郭解力折公卿，一诺千金，民间藉藉有声，声震朝廷，最终犯事被诛杀。这些尚义大侠游离于社会正统秩序之外，尤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杀人如剪草”，他们推崇的“私义”，虽远非今天社会公共空间所界定的“正义”范畴，但其磊落光明的人格精神和快意恩仇的豪放品行，不仅为后世文人小说家所追慕而反复书写，更迎合了社会底层民众关于正义和权力欲望的“民间想象”。

汉初，游侠对社会既定的正统权力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至汉景帝，游侠勇夫被批量绞杀后，游侠作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陈平原语），就只存在于中国漫长悠久的武侠类型小说的文学想象中了。

鲁迅先生形容这一变迁为“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真正的游侠以慷慨赴死为终极归属（归于义），而剩下的苟活的小流氓们，只能以奸诈苟且为生存方式，且专趋于利。这便是从东汉末年和魏开始的流氓演变的第二时期。中国最著名的两部经典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大量的记录，其中不乏小说家言的加工附丽，但小说中摹写的诸多经典流氓人物和流氓行径，其影响和遗毒不可谓不历久弥远，深入人心。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流氓的精神气度和行事格局越变越小，在权力征逐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当代知名历史学者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就是汉末特有的一种社会稳定之权力结构。后来，这一幕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断重演，每一次社会动荡都会滋生出一大批流民中的末流，或像朱洪武从军从戎，或像宋江者流落草为寇，职业流氓和不安分流民以及不满现状的底层农民啸聚起义，充当引发社会权力变化的暴力杠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中，在撬动颠覆既有秩序、重新建立超级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进程中，流民一直扮演决定性的力量。

流民凶猛，和中国历史上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宗法制度息息相关。在“士、农、工、商”固定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中，流民不仅没有位置，更被视为一股随时对主流权力秩序构成巨大威胁的潜在危险暴力。在历史语境中，“流”是指无籍的失业之民，即所谓的无业游民；氓的本意是指出身卑贱的“草野之民”。失去了住所、土地、职业和社会身份，家园不再，走投无路，流民群体就成了社会中最不安全的“火药桶”。

自魏以降，每逢战乱则流盗纷起，承平时则路少遗民，到了明代中后期，因变乱流民引发的流氓群体数量激增，为一时之冠。洪武皇帝就系流民出身，早年混迹游方道僧行列以谋生，后来又投奔农民军队寻找发迹生路，依靠他的狡黠善学和流浪多年的社会生存技能，终炼成了流氓大亨。太祖上位之后，对于流民的管制不可谓不苛刻，另一方面，明朝流民之流弊，遗毒也最炽烈。洪武年间，从每天的“宣谕”制度开始，到在南京建筑“逍遥楼”专门收治和惩处流民，甚至于还有对游方道僧大开杀戒的“铲头会”，这些专门针对流民的严刑峻法也只是维持了明初几十年的安宁。明朝中期纲纪废弛，豪强兼并，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喇唬（诈骗犯）、光棍（当时特指职业流氓）、把棍（恶棍）、打行（打手）、衙蠹（与官府相通的流氓）、闲汉（小混混）、秦淮健儿（恶少）、豪强大猾、太监等等新兴流氓阶层，充塞闾巷，到处横行滋事。

明末的流氓队伍中，游惰之习，几乎染及四民，其中尤以士风堕落为甚，属于流氓群体的一个新变种。这些所谓的游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究其为害，更甚于游民也”。更有一种“罢闲官吏、山人词客”，成天“播煽流言”，讪谤朝政，徒乱人国。加之明末阉党炽盛，太监每每和东林党的迂阔儒生们针锋相对，不仅社会撕裂，政治领域也愈加流氓化，流氓文化迎来了卑贱下流的新巅峰。

清末以后，流氓演变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流民被“无赖”一词所取代，流氓的社会空间变得愈加狭小，1840年中国沿海商业口岸纷纷开埠，“流氓”一词得以被正式命名，上海、天津等率先开放的城市逐渐取代了苏州、扬州等内陆商埠，成了流氓麋集的冒险家乐园，上海的“白相人”（以嬉戏玩耍为业）、天津的“混混儿”纷纷出现，一种新物种开始粉墨登场。这些大都市流氓虽然花样翻新、各极其巧，但其职业伎俩越来越卑贱下流，只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边缘空间里腾挪游走，就像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所展现的那样，其力量和影响也越来越式微而渐趋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