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筱鹏：关于数字化的共识，为什么是昂贵的奢侈品？

2023-02-22 16:02

来源：阿里研究院

安筱鹏阿里研究院副院长

研读郭朝晖博士大作《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不断激发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人们对数字化议题缺乏共识？什么是信息、数据、知识、智慧？什么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什么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中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什么区别？元宇宙是趋势还是泡沫？什么是数实融合？

对于新概念有人兴奋、有人疑惑迷茫；有人闻到了商机、有人持续炒作。人们关于一个新概念的争吵还没结束，又被新一轮的概念争论所淹没。这是一个充斥着“新概念雾霾”的时代，关于数字化的共识已成为昂贵的奢侈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到通向数字化的共识之路？

在凝聚共识的道路上，有四个路标：真问题、元认知、秒懂力和知行合一。

真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数字化领域认知、理念、规律的讨论，需要拉到实践中，需要在解决真问题中去迭代。

（一）

认知的路径

人们对新概念的认知有两条路径：从概念出发和从实践出发。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化一直走在前列，今天尴尬的现实是，如果抛开政策的话语体系，中国企业和学术共同体关于数字化的认知体系是建立舶来品概念的基础之上：

从40年前的企业资源管理（ERP）、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制造执行系统（MES）、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到15年前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CPS、数字孪生、新一代人工智能，再到10年前的工业4.0、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以及今天热炒的元宇宙。人们热衷于在分析舶来品概念的英文词根，追根溯源一直到古希腊，这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

我们试着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抛开政治和政策的话语体系，今天人们讨论的数字化领域的新概念，哪个概念是基于中国的实践提出并出口到海外？即使有，也会被部分专家嘲讽、诋毁、误解。事实上，许多专家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资格，即使中国的部分实践已经走到了全球前列。

通常的流程是，人们会拿着一把“洋尺子”在中国找最佳实践，然后品头论足，给出对或错、好或坏、先进或落后的结论。很多时候，“洋尺子”的先进性、价值导向和重要结论是重要，但不是绝对的；许多新生代的企业被贴上错误标签，说这是一家MES企业、一家CRM企业，我们习惯于用几十年前的概念理解和套用在新技术新业务上，忽视了转型在技术和业务上量的积累基础上，已实现质的转变；传统的认识和概念体系误导人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用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我们对中国的实践缺乏足够的敬畏，缺乏从中国实践思考普适规律的意识和自信。

那些云山雾罩和不知所云的“新概念”首先塞满了知识传播场、占领了注意力高地，这些由欧美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创造的数字化概念武装着中国人的头脑，这些概念或源自技术视角、商业视角，或源自经济视角、政策视角，乃至文学视角。人们研究新概念是因为担心错失了下一班车，也看到了资本市场上的追捧以及学者专家们的争吵与诋毁，许多人充满了迷茫与困惑，共识成为奢侈品。

（二）

分歧的锚点

很多时候，人们对技术趋势和时代潮流的理解和洞察是从舶来品的概念出发，从各自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如何穿越“新概念雾霾”、发现规律和本质，人们需要从概念出发，更需要从实践出发、从问题出发，把实践中的真问题作为理解新概念的锚点。以真问题为锚点是化解重大问题分歧、找到共识之路的不二法门。

70多年前，党内对中国革命道路是从马列的本本教条出发，还是从中国实践的出发？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问题，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方向。

4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统一各种混乱思想、凝聚全体人民共识的法宝。

数字化的道路有其普世规律，体现在智能设备、软件工具、机理模型、国际准则的普及使用所带来的价值，体现在对于成本、效率、质量、服务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对于需求巨变引发经营战略持续转型的认同等。

但可以确信的是，无论从宏观上的国家视角，还是在微观上的企业视角，中国的数字化道路注定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互联网大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大国等优势的叠加、聚合、倍增，来自于独特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来自于企业主体的复杂性、多元化、多诉求，来自于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来自于技术变革与企业组织升级、战略转型、商业模式重构和经营理念迭代的交织、融合，来自于技术本身的高频迭代，以及数字化本身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需要意识到，数字化必需面对普世规律和独特模式两个重大议题，从实践出发找到真问题应是探索数字化的正确姿势。

（三）

变与不变

对于当下国际国内关于数字化的理念、理论、方法、方案、模式，一个基本态度是，学习而不迷信，理解而不盲从。今天，每当业界对数字化新概念产生重大分歧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回到当下的中国，回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回到中国面临的真问题，我们要不断思考，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面对众说纷纭的数字化趋势，只有把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案深深扎到中国最新的商业实践，扎到人潮汹涌的商场、机器轰鸣的车间、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牧场，美国企业数字化的今天不一定意味着是中国企业数字化的明天，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成本、质量、体验、效率等问题，找到应对需求巨变时代的方案，应对供给体系从规模化走向个性化、服务化、智能化的挑战，重构产品、研发、生产、物流和供应链体系和商业模式，构建企业新的竞争力，才能理解新概念的价值。

《知行》反复强调的理念是要处理好技术的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的有关系，新概念需要放到这一场景下体系思考其内涵、外延、本质和价值。

元认知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像数字技术那样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涌现出如此多的对人类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新技术，技术的群体性、持续性、爆发性的突破与应用让人们来不急思考技术、产业及经济社会转型本质和底层逻辑，这是客观上造成“新概念雾霾“的重要因素。那共识缺失的主观原因又是什么？

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

跳出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是形成共识的基础，对数字化本质和规律的洞察是穿越“新概念雾霾”的利器。

这需要人们构建对底层逻辑和认识方法论的思考，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本质。这种思考给我带来的启发是，共识需要建立在对事物本质理解的基础之上，找到从现象到一般的规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在认识理解数字化本质和规律的道路上，面对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数字化概念、理念、观点、模式、案例，我们需要对认知体系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和再认知，需要“元知识”的视角和方法论。《知行》中经常会对一些我们认为的“常识”重新定义，效率、质量、成本、创新等。

元认知是美国心理学家J.H.弗拉维尔提出的，指的是“对认知的认知”，是对认知活动刻意的、有意识的察觉和控制。

认知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判断、理解、选择、记忆，元认知是一个个体像旁观者一样对自己认知世界的理性的、自觉的、独立的“认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认识现象开始的，在认识了现象之后，必须进一步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思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思考方式对不对，思考的局限性是什么等。

有一个著名的认知偏差心理学上的效应，叫达克效应，即邓宁（Dunning）-克鲁格（Kruger）效应。Kruger和Dunning通过对人们阅读、驾驶、下棋、打网球等各种技能的研究发现：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准，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准，能力差的人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之极端程度。换句话说，人们常常高估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而低估了他们的无知。

元认知提出一个观点，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具备能力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个体在此领域中的表现出众，其二是指个体能认识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能力水平，这种认知包括对自己以及他人，这是一种元认知能力。邓克效应说：当你对自己的无知是无知时，你不会反思、不会反省，你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学新知识，形成新观点。

凡人皆有偏见

英国心理学家沃森(Peter Cathcart Wason)提出一个概念叫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说人作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叫“科学家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是”律师机制”。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是律师机制：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观点，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增强这种信息证据，乃至不顾事实。当我们开始产生确认偏见时，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就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被激活了。在确认偏见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

社会心理学认为有三个偏见：一是无实证的揣测，在欠缺实证、调查，掌握充分论据之前，预先做出自己的喜好、倾向或看法。二是渲染主观看法，通过极为单薄的经验，或者不具有足够代表性的事实，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三是选择性接受。即使我们知道自己的看法过于片面，仍选择性的接受对我们有利的解释，而忽略、排除那些反对我们的证据，甚至反对者。很多时候，人们看起来是观点的不同，本质是概念理解的分歧，是约束条件认知的差异。

在数字化的认知体系中，如何扩大认知的半径，如何构建元认知？有三个核心关键词。

（一）

自省

能够反思自己认知的基础是自省，是开放的心态，因为知识分子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孔子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人们常说互联网的未知远大于已知。面对数字技术革命，人们关于数字化认知的基本假设是，我的认知体系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拉到一个平台上，形成共同的认知。

20多年前互联网出快速普及时人们经常讲3C融合，即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computer）、消费（consumer）；讲三网融合，即广电网、通信网和互联网的融合。10年前，工业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讨论IT与OT的融合，企业外网（互联网）与内网（工业以太网）如何融合；今天，当讲到数字化转型时，它将IT技术、工业软件、自动化、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第一次拉到一个桌子上进行讨论，人们期待的是关于技术、产业更大范围、更广深度的融合，但这些缺乏共同的知识背景、话语体系、业务场景和目的导向的人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一个共识的话题，人们下意识的心态是排斥、蔑视，共识成为一种奢侈品也在所难免。

数字化认知的共识之路上首先需要的谦卑的心态：我只是一个拥有碎片知识的野蛮人。共识从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开始，没有人具备上帝视角审视，我们对这个时代保持足够的敬畏，不断反思自己是不是处在“愚昧之颠”。同时，共识需要的是“鸡同鸭讲”的意识和能力。对于致力于构建数字化知识共同体的专家而言，没有谦卑态度的专业知识是偏执的，没有专业知识的谦卑是矫揉造作。

（二）

三观

人们总在寻找和提取符合自己看法和假设的回忆，隐瞒或忽视相悖的信息，对不熟悉、不认同的观点天然抵触，没有兴趣去了解背后的东西，我们容易支持自己偏好的迷信观念、错误的对应关系和虚假联系。

每个人都有个信息茧房，它与学历、职位、经验无关。

如何突破认知的瓶颈，元认知需要有三观：历史观、全球观和全局观。

历史观就是把对新生事务理解的时间尺度拉长，从历史的纵深感中找事物的本质。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前瞻性的判断力来自于长周期的规律中。60年来，从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云计算、数据中台、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技术演进遵循的底层逻辑就是软硬解耦、能力复用，遵循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协同。

全球观就是把新生事物认知的空间尺度拉宽，找到全球认知的坐标系。德国人的工业4.0，美国人讲工业互联网，中国人的两化深度融合本质是一件事：跨越集成应用陷阱。10年前这些国家都提出自己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今天到了可以评估和反思的时候，一个共同的结论是，在数字化的道路无论是企业和国家，大家依然“摸着石头过河”。

全局观就是把对新生事物认知的视野拉高，构建本质认知的穿透力。任何一个新概念都是在当前特定的技术和背景条件下产生的，解决了当年的问题，但任何新技术和概念体系都要与时俱进。2020年物美将自己的ERP替换成了多点系统，国内ERP厂商纷纷将ERP核心产品心智升级，基于云平台重新定义的自己的产品理念和价值导向。

（三）

方法

黑格尔曾说，“熟知非真知”。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认识现象开始的，在认识了现象之后，进一步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只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熟知上。当我们意识到应该反思熟知与真知时，对思维本身进行思考时，就会形成批判性思维。

熟知的背后就是直接导致人们感受器官的钝化、抑制、凝固与封闭，因为“熟”也就是反复和单调的经验阻挡了生命对外界丰富新鲜的信息的接收和反应。人们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信仰、心智模式和性格习惯，人们很容易把自己认知的尽头当作世界的尽头。

元认知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数字技术带给世界最重要的价值是，把一个个孤立的单元连接成一个复杂的类生物系统。数字时代的设备、产线、工厂、供应商、销售商、产品、客户基于无所不在的感知、连接，物理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生物体。许多人用机械论的方法认识世界，身子已经进入数字时代，脑袋还留在工业时代，数字时代物理世界并非一切事物都完全服从于机械因果律，遵循一个不间断的因果链条，世界不是各个子要素的简单相加。

任何新的概念体系都要放到大系统的坐标系统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人们需要抛弃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走向复杂系统思维。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需要抛弃“五官争功论”，总要争辩出眼睛、鼻子、耳朵哪个作用更大，有时人们总是通过贬低一种技术价值而凸显另一种技术的意义；今天5G、物联网、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云计算、边缘计算、时间敏感网络等构成一场智能技术群的“核聚变”，只有协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在数字时代，不确定性是常态，应对不确定性是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对这一逻辑起点假设的不同是形成人们认知分歧的原点，近现代科学成就不断强化人们基于确定性逻辑规律的认知，大部分的现实问题要靠确定性的科学来解决。近代科学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框架已容不下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可预测性，坚持传统思维框架的人们耿耿于怀，总想找到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

美国密执安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卡尔·韦克做了一个实验：把六只蜜蜂和六只苍蝇各自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观察的结果是，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蜜蜂效应”的启示是，经验和规则是重要的，但要与时俱进，“当所有的人都遵循经验和规则时，创造力便会窒息”。当我们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世界，判断经验和规则的适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认识，是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思想的重要贡献。数字化将人类带入到了一个深度感知、广泛连接、泛在智能的复杂巨系统，人类认识的世界观需要从“机械、可预见、静态的”逐步向“不断进化的、不可预见的、永远发展的”方向演进。

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真实世界正在走向系统化的复杂生态，而我们的认知仍然是碎片化的认知体系，这种认知惯性来自于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和专业分工经验。

数字化驱动的复杂巨系统中，涌现是数字系统演进的基本动力，新技术在实践应用创新加速新概念的迭代，理解和认识任何新概念都需要动态思维，对任何新概念的理解都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

多视角观察是数字时代认识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任何一个新的概念都可以从技术、商业、管理、产业、治理等不同视角来观察。正如朝晖博士经常讲的，创新不是发明，任何创新都要从技术的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的统一视角来观察。

很多时候，人们对观点的争议来自于混淆了事实判断、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顺序和关系，当人们有争论时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是事实判断，其次是逻辑判断，最后是价值判断，实现的情况是人们经常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和逻辑判断。人们也模糊了“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实然是人们所要面要对事实，应然是人们追求的理想。

最后，理性探讨问题的原则是对“动机论”‘“诛心论”保持足够的警惕，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人们在讨论新概念、新观点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地热衷于批判动机、分析心态，把一切看不惯的言行上升到道德高度加以鞭笞谴责，自己感觉正义在胸、真理在握。动机看不见也百口难辩，诛心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讨论走进死胡同。“法不诛心，唯论言行”。

秒懂力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

当数字化的概念认识门槛如此之高的时候，人们需要反思：语言是否能表达我们的思想？这引发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新概念本身，对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阐释是否触及到了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二是关于受众对新概念的接受，新概念传播是否具备“秒懂力”？

郭朝晖博士《知行》及系列文章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和讨论，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唐文等出版了一本书《秒懂力》。我理解秒懂力就是要把任何复杂、晦涩的技术概念，能够让读者以一种极低的理解成本接受的能力。在数字化思想的专业表达中，郭朝晖博士的思考和表达是具备“秒懂力”的，它能够把一种高度专业化、抽象的技术体系，用更通俗的方式传递给受众。

回顾几十年来数字化领域新概念创造与衰亡史，由国际咨询公司、行业领导厂商的创新的新概念，或昙花一现，或历久弥新，无论这一概念是否科学、精准、客观，抛开内涵与外延的讨论，其流行的背后都与通俗表达有关。

在通向数字化概念共识的道路上，如何建立秒懂力？有三个视角。

（一）

换位思考

当你能准确表达你所反对的观点，你们的分歧已减少了50%。

当我们反对一个观点、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反对的是一种对别人表达的自我曲解、自我想象、自我标注、自以为是的观点，人们根本没有理解对方的观点而盲目反对。因为换位思考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跨越思维模式的高替代成本，这是每一个渴望进步的人所要警惕的。每个人专业人士都有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来自于思维背后的体系和框架，人们认为自己逻辑体系永远自洽并驾轻就熟，事实上思维模式转换面临高替换成本，人们或不屑、或不愿、或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转换。

当我们反对一个观点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在反对什么，你所反对的是不是对方想表达的。

很多时候，人们的分歧并非观点的不同，而是基本概念、基本假设、约束条件、观察视角、价值导向方面认知的差异。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群专家围绕某个议题和观点产生了争论，过了很久人们才发现，他们并不清楚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

几年前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中，林毅夫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你所反对的“林毅夫”，我林毅夫也反对，辩论现场的林毅夫反对被他人定义的“林毅夫”。林毅夫不断强调，自己的很多观点是别人强加的。事实上，这不是特例，这是人们讨论分歧的一种常态。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人们不断赋予新概念以新的内涵、新的观点，人们达成共识的基础是能站在对方的视角清晰准确地表达对方的观点。

（二）

故事思维

有效传递的信息、理念、洞察的重要方式是故事。故事是人类最原始、从古至今最有效的理念传播方式，宗教、广告、艺术作品、教育等都是通过故事思维来实现知识、观念、思想的传播。郭朝晖博士是进故事的高手，他在书中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所构建的秒懂力，实现数字化理念认知的破圈传播。故事思维有四个要素，人物、情节、场景和意义，一个人在特定的场景中展示了一个有冲突张力的事件，并从这些事件中传递了理念和观点。

（三）

启发大于共识

降低理解成本另一个观察视角是，人们传播的理念和观点是否有启发，能否产生共鸣。

新概念试图描述新现象，理解新规律，洞察新趋势。对新概念的研究、学习、讨论乃至争论的目的在于去伪存真、逼近真相，并以此指导实践。认知是一个无限逼近真理的过程，共识是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形成的，认知的基本流程是新现象-新概念-新理论-再实践-新现象……只有在实践与理论的无数在闭环迭代中，才能找到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对于新概念、新洞察，人们没有必要追求100%的认同与共识，共识的终极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而有共识的认知可以指导实践，有争议的启发也可以指导实践。对我而言，讨论交流的目的在于形成共识，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启发，在于观念的碰撞中有没有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思考更加深入、更深全面、更加系统，并据此优化人们的决策和行为。

学校教育凝聚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关于认知的最大共识，而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启发，人们常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充满不确定性数字化领域，在探寻规律、追求共识的道路上，启发比共识更重要，启发是通向新一轮共识的路标，这个世界不缺正确的废话。

知行合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思维创造世界。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也是整本书的结论:“快还是慢，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哲学重要命题，也是现实问题。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是物理世界在人的意识世界规律化、体系化呈现；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从知先行后、知易行难到知行合一，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面对数字化的美好蓝图，实践者总是寸步难行，实践者往往不能沿着理论的方向直线式前进。面对这些问题挑战，我们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态度和方法。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叫蛮干，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想。今天的数字化的语境中，如何理解知行，很多时候行比知重要。知易行难，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是一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而企业家是拿着身家性命赌未来的人。

美国哲学学杜威关于知识与实践，提出更激进的观点：判断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在于它是否有用。观念和思想是指导行为的工具，就像筷子和勺子是吃饭的工具一样，一种思想和理论是否为真理，在于它是否能指导人类的实践，并获得实效。

人们纠结于各种数字化新概念，本质上在于试图洞察这个时代的规律，并指导人们的实践行为。郭朝晖博士从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是我所欣赏的。无论是今天业界提出的CPS、数字孪生、人机关系、创新系统等，他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迭代思维。郭朝晖博士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做到知行合一要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意味着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从实际问题出发、从短板入手，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在我看来，进化的另一个表达是：Think big（大处着眼）、Start small（小处着手）、Scale fast（快速进化），这是数字化时代业务迭代的基本模式。

二是工程思维。理念上的可行性，在在工程是否可行性，这是朝晖博士在书中反复思考的方议题。书中讲到了很多关于创新的认识，如何工程的方法论上降低创新的风险。如开放式创新，通过合作或收购实现创新；最小可行产品方法(Minimum Viable Product)，项目如何落地，用仿真方法、原型方法等。总之，就是要把研发的风险降下来。

三是市场思维。数字化技术要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快速响应”是连接两者的一个重要桥梁：通过数字化技术改变人机关系、促进快速响应能力。通过快速响应能力的提升，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管理者要把技术创新当做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需要学会在过程中管理创新。

本文是2022年春节为郭朝晖博士新书《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写的序。其核心思想是，数字化技术的本质作用是重构人和机器的关系，但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却是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的关键，是要把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统一起来。为此，需要深入理解现代工业的本质特征和技术发展的规律。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用数字化技术加速工业技术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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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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