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究竟做错了什么？

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石原和盛田昭夫出生于上世纪20～30年代，人生经历就像1987年日本小说《一碗阳春面》里表达的那样：日本在战争废墟里重建家园，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家三口除夕夜吃一碗阳春面的辛酸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情绪往往容易凝聚成一种民族自信。那个年代的日本人经历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代，怀揣着对未来的饱满憧憬，这种自信和憧憬组合在一起，就是石原在书中展示的勃勃雄心：日本应该对美国说不，然后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但这种情绪有其两面性，它既能激励经济成长，也会把民族自豪感变成一种对胜利的贪婪和对失败的恐惧，并在遭遇挫折后，演变成躺平和摆烂。

1990年是日本的分水岭，全球经济在90年代飞速增长，岛国却是个历经萧条的异类。

Lost Decade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衰退，也彻底瓦解了日本社会的宏大叙事。

日本做错了什么

2020年，富士电视台为了向东京奥运会献礼，翻拍了一遍1991年的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剧本还是那个剧本，只是把背景平移到了2020年的东京，不过最终口碑遭遇翻车，既没能讨好怀旧的老观众，也没让年轻一代感动。

1991年版《东京爱情故事》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社会心态：虽然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但整个社会还沉浸在80年代蒸蒸日上的叙事里，镜头里的俊男靓女都有着一副自信的脸庞，夜色下的东京更是车水马龙，繁华如梭，让亚洲观众羡慕不已。

等到2020年翻拍，爱情可能还是那个爱情，但东京已经不是那个东京了。熬过平成年代（1989-2019）的日本人，对小镇青年来到东京拼搏闯荡的故事不再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这种没什么压力的糖水剧成了观众最爱。

《东爱》编剧坂元裕二回忆创作背景时讲道：“那时候日本泡沫经济还未崩塌，大家都还沉浸在享乐里，花大把的钱谈恋爱，追求时髦抢眼的生活。”而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不被理想束缚的生活》里，也这样描绘80年代末日本人的心态：

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后期的日本，那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代。尽管当中也遇过几次考验，但总体来说，日本经济在那个年代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1991年1月，《东京爱情故事》在富士电视台首播，收视率突破20%。那么问题来了：陶醉在纯爱故事里的日本观众，知道自己身处的宏大时代结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穿越回1991年初的日本，你会发现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35%，东京的土地价格也开始“松动”，但几乎所有经济专家都会告诉你这是日本政府“主动”戳破泡沫的结果——“不要慌，只是技术性回调。”

这也的确是事实。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担心出口受挫，希望通过快速压低利率促进内需，结果催生了资产价格疯涨，半个东京买下整个美国的段子就发生在这几年。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过热，于是决定迅速加息刺破泡沫。

从1989年5月起，日本央行在15个月里加息五次，将官方贴现率从2.5%提高到6%的水平。快速加息直接导致了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29日见顶，当天日经225指数触及了38957点的历史新高，至今未被超越（现在大约在27700点左右）。

更主动的“戳泡”还在后面。1990年3月，日本财务省发布了“关于土地相关贷款的限制”的通知，同时央行配合大幅收缩货币，日本货币供给量增速在1990年还有11.7%，1991年骤降到3.6%，1992年就只剩0.6%了，土地价格相应地开始暴跌。

日本政府用“教科书级”的操作来压制泡沫，在当时看来是很理性的，同时底气十足。

底气之一，是日本难以撼动的产业优势。美国强制日本签署的各类“条约”，并没有解决令美国焦头烂额的逆差问题，原因就是日本汽车和电子两大行业始终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对美顺差在90年代仍然维持高位，1998年甚至创了新高。

而现在被反复讨论的日本老龄化问题，在90年代初还是一个相对遥远的话题。1990年日本做了第15次人口普查，15-64岁人口占比69.5%，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日本劳动力人口总量到1995年才见顶，总人口顶点更是在2008年才出现。

90年代初，日本人的生活依然是“酒照喝舞照跳”，民众消费欲望高涨，把宫泽理惠的全裸写真集《Santa Fe》买成了1991年的畅销书。1989-1990年之间的泡沫崩塌，被普遍认为是“走了一小段弯路”，调整完节奏，日本仍是挑战美国的存在。

这也可以理解，2002年中国队在世界杯上连输三场，正常人反思的是“下次至少赢一场”，而不会想到其实根本就没有下一次了。

产业的塌方

尽管经历了1989-1990这两年的泡沫崩塌，但90年代初日本人的心态普遍是：“产业在手，天下我有”。

1991年，就在《东京爱情故事》开播的同一年，NHK也上映了6集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后来又整合成4卷图书，其中上卷开篇的一句话便是：继汽车之后，电子产品成为了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大得力干将。

寄予厚望的电子产业坚持了多久？整整10年。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电子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2000年产值仍然突破新高，达到26万以日元。之后便一路走低，到2013年，日本电子行业的产值便只剩下了11万亿，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

日本学者西村吉雄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电子立国，为何衰落》（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算是呼应了NHK的纪录片。在这本书里，他拿汽车和电子两个产业来做对比：日本汽车工业依然欣欣向荣，为何电子产业坍塌了？

原因在于汽车工业是典型的“渐进式创新”，即核心技术成熟且固化，后续的微小创新也依赖长期的工艺积累，很容易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

而电子产业属于“颠覆式创新”，核心技术不断变化，技术迭代速度极快，性能和成本会随着技术迭代指数级上升与下降。汽车发动机功率不会十年翻十倍，但芯片里的晶体管真的会十年翻一百倍。

无论哪个国家，电子产业都需要把大量利润投入下一代技术的研发，通过频繁的技术迭代维持竞争力。但在那十年里，按照辜朝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说法：日本科技公司90年代在忙着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砸钱跟上技术进步。

日本面板产业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产量占到全球的95%，但这些产能大部分都是早期1、2代线。面板当时是典型的朝阳产业，日本公司有非常好的技术积累，却在大尺寸面板的投资上畏首畏尾，并未升级产线，两年后被猛砸3代线的韩国超越。

夏普被收购后，日本面板产业目前只剩下JDI（Japan Display Inc）一根独苗，被韩国和中国大陆远远甩在身后。

90年代恰好是电子产业技术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PC的普及创造了规模无比巨大的消费电子市场，继而带动了芯片小型化、低成本化的趋势以及产业分工的加深。东芝、三菱和NEC这些日本电子产业的骄傲，却只能成为尴尬的旁观者。

作为一个技术积累及其深厚的国家，日本人不可能没有预见到消费电子和互联网产业在日后的繁荣。但事实是，科技公司会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而在经济下行期间，会优先裁撤短期看不到未来的创新业务。

一轮轮的宏观衰退，让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无法聚焦长期问题。1989-1991年的泡沫崩盘只能算第一轮“平成衰退”，1997年，第二轮“平成衰退”伴随亚洲金融危机而来，2000年，第三轮“平成衰退”伴随全球科技泡沫破灭而来。

到2010左右时，电子产业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一是终端产品溃败，夏普电视、东芝空调、索尼手机全都销声匿迹；二是上游的面板、DRAM、芯片制造等零部件产业被中韩瓜分。只有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等少数高附加值环节被守住了。

日本的衰退很多人归咎到“人口老龄化”身上。但实际上，日本战后的增长主要靠的是生产率提高，而非人口增长拉动，衰退的核心原因也是劳动生产率的下滑。下滑根本原因，就是电子等一批高附加值产业的沦陷和消亡。

2013年《电子立国，为何衰落》出版时，西村吉雄把汽车产业当作“榜样案例”，但汽车能守住吗？

也恰恰是在2013年，美国汽车杂志Motor Trend把“年度汽车”颁发给了特斯拉Model S。这一殊荣曾经一度被日本汽车厂商垄断，如2006年的本田思域、2007年的丰田凯美瑞、2009年的日产GT-R。但终于，昔日“渐进创新”的汽车产业迎来了“颠覆创新”。

日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力很早，丰田普锐斯甚至是全球第一款销量过500万的混动汽车。但在新一轮的纯电动浪潮里，以“两田”为首的日本厂家明显落后，而2021年日本国内卖出了368万辆车，只有21694辆是纯电动汽车，渗透率不足1%。

假如日本没跟上电动化浪潮，到2040年，日本汽车工业的产值可能会下降50%——约等于电子产业2013年相比2000年的下降幅度。这一后果会导致日本国内172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以及整个汽车行业至少80万亿日元的利润损失。

尽管终局尚未到来，但日本电子的昨天和汽车的今天无不提醒我们：产业衰退就是如此残酷。

从1990年的《电子立国：日本自传》，到2013年的《电子立国：为何崩溃》，产业的宏大叙事也被瓦解地无影无踪。如果说1991年-2000年日本的衰退是由于“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僵尸银行等结构性缺陷，那么2000年之后的衰退则更多是由于产业优势的瓦解。

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虽然不是导致产业优势瓦解的全部原因，但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一个经济体的活力大幅下降的时候，优势产业仍然可以借助惯性继续提供就业、税收和贸易顺差，但未来一旦遇到颠覆式创新，则必然万劫不复。

彷徨和挣扎的年代

宏大叙事的消退，普通日本人的感受是什么？

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非金融资产缩水了45%，而同期美国、英国与法国都相应增长了2.5到3倍；整个90年代，东京和大阪商业用地的价格跌幅超过80%，住宅用地跌幅也超过了50%。

你说日本人没有介怀那肯定是假的。但在90年代，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衰退”的杀伤力会有多大。

日本内阁府每年会发布一份《经济白皮书》，定位类似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作用是对过往的经验和来年的展望做个定调。把每年白皮书的副标题组合在一起，就像一本书的目录一样，直观展示了一个经济体从意气风发到深陷泥淖的过程。

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日本官方对此的定性还是“技术性调整”，直到1993年，白皮书才以“泡沫的教训”扭扭捏捏承认了衰退的存在。

此后二十年，日本内阁府用尽了各种修辞描绘对经济复兴的希望，都没能阻止从产业到社会的全面衰退。

日本官方并非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危机。1991年，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表叔，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宫泽喜一提出，政府应该狠下心来，直接划一笔预算，处理80年代末的不良债权，但遭到了官方和金融业一致反对。

官方尚且如此，民众的反应可想而知。

率先感受到波动的是日本企业，1992年8月，日经指数跌破15000日元，意味着泡沫实质性的崩溃，企业纷纷缩减产能，压缩支出，限制员工加班。

泡沫经济时期，加班费是日本工薪阶层的重要收入来源。收入锐减造成消费缩水，又迫使企业再度削减投资，收缩岗位，形成恶性循环，并创造了一个日本特有名词：就业冰河期。

就业冰河期指的是1993年到2005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在这段时间从85%的高点一路下滑到55%，几乎每两个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这批年轻人大多出生在1968-1977年的战后婴儿潮，童年成长在日本经济最繁荣的时代，目睹了丰田、索尼和东芝成为全球级企业，在西方一片“Japan as No.1”的恭维声中耳濡目染，结果毕业后跟史无前例的大衰退撞了个满怀。

《中年漂流》中将这群人称作“被国家抛弃的一代”，由于企业扩张意愿降低，大量劳动力成为“非正式雇员”。因为日本终身雇佣制的惯性，如果没能在毕业时当正式工，那么转正的几率会越来越小。

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25岁的男性临时工在5年后成为正式工的几率，只有41.7%。

这本书的作者小林希美恰好毕业于就业率低谷的2000年，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向100家公司提交了简历，并接受了50家公司的面试，最终只收到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正式聘用通知”。

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并未得到日本政府足够的重视，其命运几乎全部交由毕业那年的经济形势。正如书中描述：

就业冰河期一代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努力得不到认可，用人单位对他们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如此一来，他们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更丧失了努力的干劲。

等到2005年就业复苏，他们中最大的人已经35岁了，成为了代替和抛弃的对象，并在挣扎中渐渐老去。2010年后，日本官方才开始系统性审视当年的欠账，并揭示了大衰退带来的长期阵痛。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在2017年公开了几组数据：

第一份工作为正式职员的，有子女的占54.1%；非正式职员有子女的占比只有21.6%。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长久的衰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日本国内的畅销书从宫泽理惠的全裸写真，变成了财商读物《富爸爸，穷爸爸》和励志鸡汤《脑内革命》，以及写婚外情的《失乐园》。

2000年之后，日本人喜欢看的是《穷忙族》《老后破产》等纪录片，连玩纯爱的坂元裕二都去写《最完美的离婚》了。

YouTube上有很多90年代可口可乐在日本拍摄的广告片，里面充满朝气的模特会给人一种强烈的错觉——这些人根本不像日本人。

三十年后，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社会风貌，日本都与90年代大相径庭。就业冰河期的一代则是最具体的注脚，他们亲历了战后经济腾飞，在“日本可以说不”的口号中推动了泡沫的形成，并在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的顶点摔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躺平川。

历史的车轮碾压普通人，有的时候如晴空惊雷，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出现震天的声响，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今天一根棒子，明天一颗糖果，围拢的铁幕上总有透光的缝隙，让你总觉得事情没什么大不了，日子总能过下去。

但等多年之后暮然回首，普通人才会听到骨骼破裂的声响。

大梦方醒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日本政府大概会在90年代深化改革，大刀阔斧地消灭僵尸银行，重塑经济活力，加大对新技术的扶持力度。

但在当时，日本的动作仍然温吞如水，总结下来就是一条：中央政府替居民和企业加杠杆，刺激经济。

人们总是惯性的认为，经济会快速复苏，社会会重整旗鼓。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总以为自己身处黎明前的黑夜，在断断续续的裱糊中度过了十年，猛然发现夜幕才刚刚降临。

2000年后，日本逐渐走出衰退的梦魇，开始大踏步追赶，但为时已晚。

一个25岁的年轻人可以为爱情和理想义无反顾，今天撕上司明天炒老板。但一个35岁的中年人，往往有乱七八糟的牵绊，林林总总的负担，奋不顾身的少，如履薄冰的多。人们怀念青春，是因为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总会被时间稀释，继而彻底改变一个人。

对经济体而言，道理是一样的。1990年的日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失去，高速增长的年代可以毫无顾忌，步履蹒跚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就需要十倍百倍的底气。

一个人的一生有许多十年，但有的十年是禁不起挥霍的。

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有其共性，即借助教育普及来支撑工业化，通过劳动力优势扩大出口贸易，由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但往往也都会遭遇难以逆转的人口问题，内卷压抑的社会氛围，不断缩小的腾挪空间，积重难返的债务规模。

日本完成了经济的崛起，把一个战败国建设成了含金量极高的世界第二，也短暂地享受了“Japan as No.1”的赞誉，并在这种增长中产生了癫狂的快感，然后在一轮轮衰退中磨平了棱角，最终无奈地接受宿命，承认繁荣终将逝去。

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跟宏大叙事的和解。

就维持衰退后的国民生活水准而言，日本已经做的够好了，但仍然不够。2021年底，耶鲁助理教授成田悠辅抛出“暴论”：要解决日本老龄化问题，只有老年人集体自决和切腹这一条路。这一观点为他在社交媒体上赢得了数十万日本粉丝。

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完整的经历了日本的繁荣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在书中反思：

“日本政策决策者痛切感受到，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类除非真正经历危机，否则很难将来自他人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

总结前车之鉴很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付诸行动也很重要。就像赵本山在1999年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上总结的那样：“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解决经济活力的根子问题，必须要拿出“论秒”的紧迫感出来。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多十年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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