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养了8年竟非亲生，拟进医保的辅助生殖技术是“天使”还是“魔鬼”？

安徽一对婚后未育的夫妇，2011年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下一个孩子，8年后却发现孩子并非亲生。

这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法院一审认定，提供试管婴儿技术的医院在胚胎冻存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编号重复、解冻记录不全、缺失核对过程等等。最终，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被判赔64万元。

包括试管婴儿技术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催化了生殖医学领域的革命，成了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的“福音”。

但在被视作“福音”的同时，围绕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质疑声也从未断绝。在技术演变的众多节点上，它所带来的利与弊、科学和伦理的冲突，曾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辅助生殖技术像是一个十字结——在它身上，“赞誉”与“质疑”交织缠绕，难以轻易分离。

生育是人类的普遍需求。自人类起源以来，生育就是大事，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死生亦大矣”。人类依靠不断繁衍后代，得以存续至今。

但对于有生育障碍的人而言，生育、抚养下一代，曾是遥不可及的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诞生的。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函表示，辅助生殖技术将被逐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1]消息一出，舆论场上掀起热议。因为这意味着原本价格不菲的辅助生殖技术，将惠及更多有生育意愿却存在生育障碍的夫妇。

有报道显示，辅助生殖技术价格昂贵，尤其是试管婴儿技术，“有的人前后花了30万元，经济负担较大。”^[2]

所谓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指的是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3]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介绍。图源：政府官网截图）

如今，它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人工授精技术，也就是用人工方式（非性交方式）将精液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便于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从而达到妊娠目的。根据精液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丈夫精液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技术，其实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790年在英国伦敦，一位男性因为尿道下裂，无法使妻子正常怀孕，医师约翰·亨特（John Hunter）应用注射器，将他的精液注入他妻子的阴道内，让他的妻子获得妊娠。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夫精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4]

1844年在美国费城，出现了首例利用捐赠者的精液进行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

1953年，又出现首例利用冷冻精液进行人工授精获得妊娠的案例，为精液的冷冻保存、精子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辅助生殖技术的另一大类，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说到这种技术，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露易丝·布朗（Louis Brown）。

1978年7月25日，英格兰小镇奥尔德姆的一家综合医院产房内，伴随着一声啼哭，女婴露易丝·布朗来到人世。^[5]

（女婴露易丝·布朗与医务人员的合照。图源：BBC）

和以往所有婴儿不同的是，露易丝·布朗的受孕不是在母亲子宫内完成的，而是在实验室的试管里。准确地说，就是从母体里取出一个卵子，在实验室的试管中，让卵子和精子结合，最后将受精卵植入母体的子宫，发育成胚胎。

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露易丝·布朗成了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也向世人宣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正式诞生。

露易丝的出生被视作“生命奇迹”，也是她的父母布朗夫妇曾经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露易丝出生之前，布朗夫妇努力了9年，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宝宝。检查发现，布朗夫人的输卵管严重堵塞，还与卵巢发生粘连——这意味着她无法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

求子心切的夫妻俩找到了妇产科专家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斯特普托是生物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Sir Robert Edwards）的合作伙伴，俩人为了研究试管婴儿技术，已经一起探索了十余年。

事前，两人依然没有把握，认为成功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最后在这家产房内，露易丝通过剖腹产手术诞生，工作人员给她做了多达60余项的测试，最终确定她的状态是健康的。

时至今日，这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还有一些衍生技术，包括配子或合子输卵管内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等。

不过，自辅助生殖技术出现以来，质疑之声就像幽灵一般如影随形。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看来，生殖技术的引入，在于帮助有生育需求的人摆脱困扰，但也使得生育不再是个体和家庭的内部事务，而是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伦理问题。^[6]

生殖医学领域的新兴技术挑战了生命伦理，二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冲突。

露易丝和父母一家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在当时的天主教会看来，露易丝并非自然分娩，而是被人为地制造生产出来，这打破了生命孕育的自然与神圣。一些教会领导人因此指控这种技术是在“玩弄生命”。

而且那时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刚出现，一些科学家也担心试管婴儿会存在健康隐患。

（成年后的露易丝·布朗。图源：BBC）

因为露易丝是首个试管婴儿，一家人曾被谩骂、侮辱甚至威胁，收到成麻袋的“仇恨信件”。

有一次露易丝的母亲收到一个首饰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根破碎的试管，还有像血一样的红色液体，以及一个塑料做成的胚胎。

此外，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现的代孕行为，则激起了更强烈的争议。

代孕引发了许多伦理道德辩论。这主要集中在商业化代孕，尤其是跨国代孕中介服务链中对贫穷国家代孕母亲的剥削、威逼，以及子宫和婴儿的商品化。^[7]

目前在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及我国，代孕都是非法的。

2018年，印度生育专家纳亚娜·帕特尔（Nayana Patel）曾发表一篇论文，认为代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8]

帕特尔列举了一系列问题：

• 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妊娠母亲、社会母亲之间的关系要怎么界定？

• 社会的法律、习俗，能否接受这种“多母”的关系？

• 孩子是否有权知道自己诞生过程中涉及的任何一方，或者全部有关方的身份？

代孕出生的孩子，还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困扰。

在加拿大居住的雪莉·克鲁斯，母亲接受了人工授精，在未婚时生下了自己。因为供精者没有留下姓名，雪莉并不知道自己遗传学上的父亲是谁，所以她说自己一直有一种“缺失”的感觉。她觉得仿佛自己的一半隐藏在面纱之后，有难以言喻的负担感。^[9]

“我非常伤心难过。无论是谁都可以追溯至自己的祖父和曾祖父，但我做不到。仿佛有人不允许我那么做。”雪莉·克鲁斯说道。

尽管大多数国家禁止商业代孕，但它作为黑色产业一直存在着。在坊间，只要肯花钱，往往就能定制代孕妈妈以及孩子的性别。

综合媒体报道，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请人代孕，代孕母亲生下了一对龙凤胎。结果，其中的男婴患唐氏综合征，于是这对澳大利亚夫妇带走了健康的女婴，将患病的男婴遗弃给了代母。

此举招致强烈的道德谴责，也引发了复杂的法律问题。

2010年，发明试管婴儿技术的罗伯特·爱德华兹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截至那时，全球已有超过四百万的“试管婴儿”出生。颁奖委员会说，他的成就为治疗不孕不育症提供了新的途径，影响了全球10％以上的夫妇。^[10]

（罗伯特·爱德华兹。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发布的数据，据估算，全球共有4800万对夫妇和1.86亿人患不孕不育症。^[11]而在我国，2019年发布的《中国妇幼健康事业进展与展望报告》指出，我国的不孕不育率高达10%-15%。

辅助生殖技术无疑在造福人类，但它也并非全无隐患。

芬兰的一项人群分析，纳入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所生的单胎儿童与一般人群的自然受孕儿童，并比较了其出生结局。

结果显示，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所生的儿童与一般人群中的自然受孕儿童相比，不良出生结局(较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风险增加了。^[12]

而技术如果缺乏监管遭致滥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960年代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广受爱戴的妇产科医师昆西·福尔蒂（Quincy Fortier），在替患者治疗不孕症时，并没有使用患者丈夫提供的精子，而是进行“掉包”，将自己的精子植入患者卵子，从而进行人工授精。^[13]

至少26名患者承受了这种“非典型性侵”。受害者的孩子活到四十、五十多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这些受害者陷入煎熬，面对沉重的家族史重塑与传承问题，“不可能获得解脱”，“对于遭受不同性暴力侵害的人来说，这些折磨是多么痛苦、迂回与永无止尽”。

在这些受害者身上，通常是带来“福音”的医学技术，展露出了它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昆西·福尔蒂。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我国是对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准入门槛相当高。2015年成立的国家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家库，促进各地技术审批过程公平公正，同时加强了事前、事中、事后质量管理和规范服务。

而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和代孕等违法行为，在我国历来也被严厉打击，以促进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化使用。

总而言之，也许只有大胆创新、审慎应用，再用法律的缰绳套牢它，医学技术才不会变为无所拘束、肆意奔踏的野马，而是在最大程度上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