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再上新台阶。2023年中国经济稳步回升之路该怎么走？
疫情阴影正在淡去，全国两会随着初春回暖的节奏向我们走来，观察者网推出“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视频访谈，邀请十余位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数字经济、稳投资、促消费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3年中国经济。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强调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2023年该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打造第三资产池？针对相关问题，观察者网专访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房佶宜 审核/周小婷 朱敏洁】
观察者网：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领域，一直是您深耕不辍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持续了四十多年，影响卓著，非常让人感佩。您知道，80后、90后是伴随着我们国家高速城市化的进程成长起来的，包括我在内，我的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对“三农”问题越来越生疏，甚至完全没有感觉。因此，首先很想请您谈谈，您为什么对“三农”问题会如此耗费心力、如此执着？您觉得“三农”问题对国民、对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三农”研究的任务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温铁军：这个领域中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弄清楚，所以并不特别愿意改变研究方向，更何况，这个领域不仅限于“三农”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就是农耕文明的复兴，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式现代化。
我想问问现在在城市里打拼的80、90后，你们觉得城里有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没有生态化？如果你所在的环境就是一个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那你是不是真的就打算把你一辈子所有的心血和生命全都放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
更何况，之前疫情暴发后，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一定财务自由度的人，他们的想法已经从过去说来一次走就走的旅行，演化为寻找生命和自然默契融为一体的感觉。而要寻找这种感觉，需要在乡村这种自然条件相对较多元的地方。所以人们如果只把“三农”问题看成是“农业”问题，就想窄了。
我们现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强调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项战略性任务，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已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展望2023年形势的时候，需要将此当成一个方向。
中华文明为什么是农耕文明？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把中国稻作农业上溯到1万年以上，把粟作农业上溯到接近1万年，更何况中国具备五大气候带覆盖、三级地理台阶分布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非常多元。人的生活，是被所处的资源环境条件所约束决定的。
所以，农耕文明实际上是一个“三生合一”的文明，即有什么样的生态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为了维持什么的生活，就需要开展什么样的生产。
近代中国为了向西方学习现代化，调换了顺序，将生产排在第一位，变成什么样的生产带动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去改造自然环境。
所谓的文明复兴，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最近这100多年来激进追求发展主义的道路继续迅跑，而是要考虑中国自身是如何在这一万年的农耕文明中传承下来。一万年重要，还是100年重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不过是最近100年过于激进，把过去那一万年掩盖了。
现在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目标，应该对所有人都是有启迪的，尤其是现在占据主流地位的利益群体应该反思。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现在强调必须是农业强才能国家强，必须是“三农”兴旺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所有这些强调都与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直接相关。
所以，“三农”不是简单的农业，“三农”是中华民族如何把自己的根稳住，在此基础上再去对接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才能守正创新。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去年，您在北京第四届雁栖湖论坛等许多场合提出了一个重大政策建议，就是把过剩金融转到生态化建设之中，打造第三资产池，发展县域经济，您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您能不能就这个建议和观点向我们的观众和读者作些具体阐述？
温铁军：在此，我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很多人的失败不是政策不好，而是自己没跟得上转型。
我说乡村振兴是第三资产池，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大家想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我们国内经济是什么状况？40万家国企倒闭破产，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那时农民负担也很重，城市职工下岗，内需根本无从谈起。而当时的外需，我们只能搞点低端制造业的产品，非常有限。
在那种情况下，靠什么来拉动经济增长？就是从1999年开始，国家先后提出的三大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开始大规模的搞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构建“两横三纵”高速公路网、加强机场码头建设等等。“铁公基”成了当时第一大资产池。当时投身进去的人，就获得了“第一桶金”。
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镇的挂壁公路（古樟公路）。图自视觉中国紧接着，第二大资产池怎么起来的？就是搭了基本建设便车的房地产。新世纪以后房地产发展迅速，是因为国家进行了基本建设的重资产投资，路、水、电、气、通信修到各个城市，房地产不用投基本建设，也就意味着多出一块收益，被称为“机会收益”。这是90年代的房地产商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当时那批房地产商大部分都失败了的原因。所以并不是谁比谁强，谁的“小目标”比谁更大，只是谁抓住了“机会收益”而已。但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投机，房地产还玩起了金融，这就出问题了，中央不得不适当地做一些干预，不能让房地产业的资本野蛮生长，要有序地开发。这当然会引发一部分人的抱怨，强调房地产、第二资产池的重要性可以理解，但下一步的发展在哪里？房地产业已经出现过剩，还产生了金融泡沫和地方债务问题，这时候不及时调整，恐怕第二资产池要爆。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抓紧时间寻找第三资产池。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国家就向农村大规模倾斜性投入，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亿，仅脱贫攻坚一项就是几万亿的投入，现在乡村振兴投资规模至少是7万亿。我们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中的投入规模，已经超过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方面的投入。现在农村村村“五通”，又有大量的生态空间资源待开发，但金融投资等这类过去的制度只适合城市和工业，并不适合农村。金融投资人认为农村的山、水、田、林、湖、草、沙没有投资价值，也不能被金融作为投资对象。所以很多公司成立了，却无法进入第三资产池。现在第三资产池已经打造出来，但如何“注水”，或者如何在大资本“注水”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收益？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开展调查研究，而不是抵触。其实，第三资产池的概念值得很多容易被带偏节奏的朋友看一看，如果第一次资产池和第二次资产池形成的时候你没跟上，这次又放弃了，又没跟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此要说明一点，很多不了解“三农”的人往往一上来就问“农业有什么搞头”；当然没搞头，谁让你搞农业了，我说的是乡村振兴，谁跟你说农业是投资领域？其实就是不了解嘛，不能再用旧观念来看待新形势，否则就会吃亏。所以，说清楚了，现在要投的第三资产池，可不是劝你投农业，不能理解错了。农村是和自然资源结合最紧密的地方，以养生为例。如果在城市投资养生行业，最多就是在楼房里办一个养老院。而在农村，它就是一个多业态的混合体。我到浙江农村去，现在浙江是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当地村子里就有一个乡村文化产业集群，我琢磨这村子里还有产业群？他们说跟你想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几百年历史古色古香的大院，一进大门，门厅有丰富的砖雕和木雕，是专门打卡的地方，再进去是一个摄影基地，再往前是文创基地，之后还有其它内容。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其实就是对乡土文化内涵的开发。于是，各种各样的事业就可以起来了，可以办培训、搞交流等等。浙江桐庐白云间森林康养基地。图自微信公众号“浙江发布”当然，也包括康养基地。什么是农村的康养基地？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把占有资源，围上栅栏，投资建几栋楼房，就是一个康养基地了，那已经太out了。现在强调的这些，背后有相对比较丰富的内容，值得那些关注点还停留在城市产业集群的人好好想一想，了解清楚该如何把它变成自己开发投资的收益。而这些都要基于与农村人文社会环境的紧密结合。观察者网：乡村振兴是一项既定的国策，我注意到，您一直强调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同时也强调我们正面临全球化危机，您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我们国家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温铁军：首先要明确，全球化危机的根源是全球资本过剩，中国进入全球化之后很快也出现了中国资本过剩的情况。所以中国的问题和全球化的问题有一定的一致性或者关联性。中国目前资本过剩，城市中的投资应该可以说是投无可投了。现在中国出现的内部问题是，大量增加的流动性资金都变成了存款。我们去观察地方上的银行可以发现，一个县的头寸，即存款，比贷款的额度大很多。如果想按照原来的方式去进行产业发展，无外乎就是要用原材料、能源、矿产等等，而这些全都过剩了。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中国，因此中国变成一个工业门类最齐全、产量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过剩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从2015年国家开始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业供给侧改革，其中“一去”就是去产能。接着就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过去有大量的投资进了农业，而不是乡村，导致纯投农业的资本过剩，成本增加，价格上涨，导致农业也成为不经济的领域。工业过剩、农业不经济了，房地产现在似乎也投无可投了，于是资金大量沉淀，表现为存款率高、存款规模大，资金严重滞存。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也过剩，这不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嘛。于是，恶性竞争就产生了。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也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过剩资本硬碰硬地碰在一起，这就是挑战。资本过剩是我国前所未遇的情况，过去100年时间内，基本是资本短缺，过去前50年甚至是资本极度短缺，所以目前的挑战是我国从未遇见过的。所以，该怎么办？如果“硬碰硬”，那就是其它国家可能会和中国“硬脱钩”，宁可要贵的、要不好的，也不要中国的。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现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去，可能就会硬撞南墙，头破血流。虽然目前还没“硬脱钩”，但大量的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其它地方转移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友岸贸易”，只与同盟进行贸易。当前中国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65.22%，农业对外依存度超过30%。此外，我国占绝对比重（占比超过50%）的进口大量存在，例如铁矿石、大豆等。如果有一天这些进口都断了，那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完全不做准备，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高度城市化率的国家会出现大问题，委内瑞拉就是前车之鉴。委内瑞拉是一个城市化率90%以上的国家，农业全部依靠大农场，但当其主要收入来源石油被美国掐断，整个国家就陷入饥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外逃。2021年委内瑞拉连续八年遭受粮食危机的影响，一些当地人找到解决粮食短缺的方法——自己种植粮食。图自视觉中国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将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个概念，其实是和底线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让打工回乡的农民有房住、有饭吃、有事干，不能断了他们的路。不能只是一味地加快城市化，认为只有大部分人们进入大城市才能加快发展。这是危险型的激进发展模式，不是低风险的。在这件事上，我容易被嘲笑成杞人忧天。但只有把激进发展主义模式转向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走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上，才有可能完成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观察者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这种“文章”要怎么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农村更有发展空间？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且真正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富了老板忘了老乡”，也就是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方面，您有何建言？温铁军：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能“富了老板忘了老乡”的说法也很好。现在很多地方还习惯过去那套招商引资的方法，包括如何给老板们当好店小二，如何为投资者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其实这些都不为过，但这种方法是在资本稀缺的环境下使用的；现在是资本过剩了，一些县自己就有数百亿的过剩资金可以使用，所以只要真的能“守正创新”地去深改，“两山”就是你的开发前景，大力发展县域产业化。县域产业化其实就是各个县根据本县拥有的空间生态资源条件，进行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多业态的生态化开发。它主要是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这一点，其实中央已经安排了路线图。首先就是“投改股”，把国家这些年投资到县域的资产，改为农民可以持有的分享股权。例如，在黄土高原光照充足、降水稀少的贫困村，国家投资架设一套价值三五百万的光伏设备，“投改股”之后，将国家的投资转变为农民的分享股权，这套设备就是这个贫困村的。如果这个村有一百户人家，且这套光伏设备一年净收益30万至50万，大家一分，脱贫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想要把这种财产关系联系到乡村振兴上，就需要进一步把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特许权，转变为农民的收益。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马家坝村，村级光伏产业与河流、田园、村庄相映成景。图自视觉中国现在要求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用“三变”改革的方式让农民获得收益。例如很多地方组建了村经济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企业来架设光伏或者风力发电机，由于资源是集体的，就必须让村民享有长期化的股权收益。这种方式可以将整个空间资源的所有权确定下来。只要把空间生态资源的“两山”理念和“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的思想相结合，用“投改股”的方式壮大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将国家维护这些资产的不断投入变成流动资金，再将这些收益变成农民可以分享的股权收益。这就不是忘了老乡，而是老乡可以分享县域产业发展的收益。这一系列深改的基本原则是生态化发展，叫“守正”，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观察者网：过去这些年，您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年轻人不管是外出求学，还是外出务工，返回农村的越来越少了，农村人口“非老即少”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您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和缩小我们国家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现代文明生活”的巨大落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已有十年，您觉得新型城镇化和之前的城市化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新型城镇化在让农村人走进城市变得容易的同时，能不能让城市人走向农村的自愿程度也得到提升？温铁军：外出之后返回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些制度让人无法留在农村，在这些制度的安排下，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公共产品市场化，导致资源分布不平衡，造成农村待不住的情况。所以“农村空心化”是人为造成的。此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除了农民有进城的需求，市民也有下乡的需求。所以第二个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农村进城半年算是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时会被统计在内，那市民下乡半年是否应该被统计为农村常住人口？在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同时，是否应该解决下乡市民的农民户籍身份？目前已经有一千多万市民去农村，这些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是否能在农村中得到和农民平等的身份待遇，这些都是问题。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就明确强调鼓励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创新。但国内没有继续出台很多的相关政策。只有2017年武汉市委书记提出20条政策鼓励市民下乡，被称为“黄金二十条”。这意味着，其实群众中是有下乡的积极性的，特别是在疫情打击之下，这种积极性更加被激发，但政策好像并没有放开。城乡融合现在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在提出“十四五”规划时，2020年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在底线思维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城乡融合战略开始被提出。过去是城乡统筹，以城统乡，现在城乡融合是城乡平等的形成融合，这才是如今该有的战略。今天的县域城镇化跟过去强调的城市化差距很大。现在应该是由拥有生态环境资源、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自己决定，是继续做“村”，还是进入城市化？如果这些地方愿意保持农民身份，能够用最低成本治理方式来完成产业集群的治理，也应该被允许。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创新空间非常大。用创新的思路去推进深改，城乡融合就能成为一个市民愿意下乡、农民愿意进城，双向流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气象新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