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

本文经博集天卷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六卷，为免费内容。

01

噩耗传来

二月二十五日傍晚，我刚吃过晚餐，忽然接《新生报》的一位记者小姐打电话来说，赵元任先生已经去世了。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讲“美国麻省打来的越洋电话。”我听到这消息，心绪立刻烦乱起来，所以她问我关于赵先生的生平，我回答她的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我还不敢太相信这是事实，我就打电话给钱院长，他说他已经接到赵如兰（赵先生的大小姐）的电报，这才证明赵先生是因心脏病去世的。追思去年三月一日我姑母病逝加州后，曾经姑父回信给钱院长说：“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混乱，不敢即时回 Berkeey（柏克莱），并且亦不能再称‘回’柏克莱了，……也不能说‘回’家了。”当我看到姑父给钱院长信的副本中，可以看出老来丧去伴侣悲伤的情怀，可想而知了，我看了这几句话，也不由得眼泪直流。事隔还不到一年姑父也随着离开这世界了。当我们听到这信息时震惊得许久不能说话，悲哀的心情，无法形容。前几个月连接到他两封信，知道他身体还好，最近也没有他生病消息，没想到这么快就与世长辞了。真叫我们无穷的追思跟怀念。

附姑父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七日在麻省剑桥如兰处的来信，看到姑父信上的笔迹，就感觉到他写字时发抖，精力衰退的现象。

前几天（三月七日）接到刘绍唐先生来信，希望我为《传记文学》写一点纪念赵先生的文字，因为近来我的血压很不稳定，而且偏高，最近半年以来都在休息之中，对于写作方面，更是不敢多费脑力。在我心绪烦乱的情形下，实在写不出什么，但为了纪念姑父、姑母，却是义不容辞的。关于赵先生一生的事迹，学术地位，为人的品格，在各报纸上大都陆陆续续的有人写了，但是我回忆往事，关于姑父治学的方法、研究的热忱跟他工作精神的认真，略述一、二。

02

初次看见赵先生

在六十多年前（大约一九二〇年左右），我从天津南开中学放寒假回北平，因为祖母、三叔全家都住在北平，我间去看祖母，我是她从小带大的，她非常疼爱我。当我回到北平之后，才知道姑母（杨步伟女士）也从日本学医回国，在绒线胡同开了一家森仁医院，祖母叫我去看看姑母，我从小就离开她，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不敢一个人去，后来还是三婶陪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是一个寒冷的下雪天气，我们到医院，里面的人很多，谈笑之声不绝于耳。当我们走进客厅时，就听见姑母大声对三婶说：“这是时逢吗?”后来姑母给我们一一介绍屋里的客人，才认识了赵先生，她特别对我说：这是赵元任博士，他在清华教书。赵先生笑嘻嘻的不说话只点点头。但是给我深刻的印象，温文儒雅，很少说话，谈起话来风趣而幽默，一见而知足学者的风范，这是眼赵先生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就离开了北平，回南京去了。第二年得到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姑母跟赵先生结婚了。之后，他们游历国外，数年中一直没有什么信息。

03

在清华大学二年多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天，忽然接到姑母来信告诉我，替我找到一份工作，要我立刻去北平，我就整理行装，动身上路。到了清华园先暂住在姑父、姑母家中，他们住在清华学校门外的南院一号，那里都是教授们住的宿舍，那时我才知道姑父是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导师。清华学校那时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了。它内部有三种不同的制度：一、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部，学制为八年）。二、国立清华大学（四年学制）。三、清华国学研究所（未定年度）。那时是清华极盛时代，曹云祥做校长，梅贻琦是教务长。国学研究所的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等诸位先生。助教有：赵万里、梁廷灿、浦江清，王庸是李济先生的助教，我是赵先生的助教，我有这份工作，可以多听课跟多学习，自然很乐意接受。住在姑父家里，朝夕相聚，他们待我非常亲切和爱护，随时教导我看语言方面书籍，学习国际音标让音跟记音方法、打字、语音实验等。在这二年中，得益良多。打开了我走这一门学科的道路。我们曾经到江浙两省属于吴语区域各县乡镇，调查吴语方言。由北平出发先到南京，同行的人除姑父跟我之外，有姑母、梅先生、楼光来先生的小姐，到南京后，只有姑父跟我两人各处去调查。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吴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栗阳，又转同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作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我还记得有一次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到苏州的短程火车，只有四等长板椅的统车厢，搭车的人并不多，我们上车去，因为太疲倦了，各人用带的小手提箱做枕头，想休息休息，也因为太困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我们望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经开走了，只有我们这节车厢仍停留在原处。姑父对我说：“现在也不容易找旅馆，只好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姑父身体一向也不很好，我很担心他在路途中生病，总劝他每天少调查一点，他笑着对我说：“那回家的日子就要耽搁了，不是更费时间，也更多辛苦几天吗？”由此我对于姑父工作认真的精神跟浓厚的兴趣，实在应当效法的。我在旅店里常常深夜醒来，还看见他的房间里灯光亮着，我想他总是写日记或看调查记录。我们结束了一个多月调查的工作，回到南京，在家里住了几天（那时我父母都住在南京），就跟姑父、姑母一同回清华园。

（一）调查跟整理的工作

当我们回到北平后，休息了一个星期，姑父除了上课外，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交给清华大学出版，书中语音符号都是用国际音标，那时在北平的印刷局还没有铸国际音标的字模，所以只有我一个一个的用手写，再画成表格照相影印，说明及汉字方面，都由印刷局排版，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国人方言调查的创始，是研究吴语的参考资料，也是不朽的贡献。同时赵先生又写作了一本《新诗歌集》，当时出版，因为乐符没有法子排印，他找我帮忙绘成乐符，再照相制版，汉字部分都是排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出版以来，绝版了也有二十多年，应海内外声乐界的要求，再重印一个改版。这个集子里的歌的路数是 Schubert.Schumann 的艺术歌那一派的东西，可以作高等音乐教材之用。里头伴奏的音乐也都是当音乐作品来作的，像有些歌的琴谱也可以当一个琴曲来单独演奏的，里头的歌大半是独唱的，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茶花女中的饮酒歌”等，这都是刘半农先生作词，还有“他，小诗，也是徽云”，都是胡适之先生作词的。关于合唱的，例如《劳动歌》《上山》等，合唱起来比较热闹一点。徐志摩先生作词的《海韵》是特为写作男女合唱团跟一个 Soprano Solo 合唱的歌。这本歌集的谱曲完成，赵先生费了很多的心力。直到现在销路都很好，也是不朽之作。

我们在清华二年多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总在十小时以上，姑父跟我虽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可是我们的工作进行，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他以外，我们差不多整个的时间都各事其事，从不闲谈浪费一点时间，尤其姑父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他的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温文儒雅，很少说话，谈起话来风趣而幽默，一见而知足学者的风范

（二） 赵先生的日常生活略述

姑父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太健康，对于自己衣着和饮食都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规律，姑母照应他的起居也是无微不至，数十年如一日，姑父每日早晨必需用冷水冲澡一次，看十几分钟报纸，早餐后上办公室工作到十二点，回家午餐，饭后休息少许，上办公室上到下午五、六点才间家，晚餐后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的书房里，不是看书，就是打字或写文章，常常家里有女客跟姑母高声谈话，他还是能安静写作。有时到客厅里弹一会儿琴，又回书房工作，直到十二点以后，才真正休息。姑父一向睡眠不好，如有亮光或有响声，就不能入睡。他拥有一间大书房，书架上放有各种类别的书籍。我知道他各方面的常识很丰富，他的学问也很广泛，真可以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的一生最喜爱的，就是音乐、照相，凡有有名的舞台歌剧演出或音乐演奏会，他跟姑母都要去欣赏的。对于饮食方面，姑父、姑母都很有兴趣，他们也都欢喜上馆子，可以点自己爱吃的菜，在家里就办不到，而且各饭馆的口味也不一样。因为吃饭的问题，姑母就想到在清华园外开一个小饭馆，后来取名叫“小桥食社”。这在赵太太写的《杂记赵家》上面也提到过。

（三） 姑母开小桥食社

赵家很好客，在清华园的朋友们都知道的，不但家里常常请客，就是平常每天也都有客人来吃饭，每逢放假日期北平城里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很多，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厨子，所谓厨子，不像大饭店里的大师傅，做出菜来是色味具佳，那些家庭厨子都是稍为能做几样菜而已。他们自家找来的厨子也用不好，有的只做几天，就要换一个。中国菜吃腻了，换个做西餐的，北方的、南方的厨子，常常换来换去。姑母就出生意跟几个太太商量，何不请几个好一点的大师傅掌灶，做菜、做点心；开一个饭馆，既有不同的好菜吃，又可以省了家里用厨子。他们太太们商量之后，大家都很赞成，就要了学校大门外小桥过去的三间小空屋，整修起来，姑母到北平东城找了五芳斋三个厨师，就预备开张了，姑父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回家跟姑母大吵。姑母的脾气，决定的事情，就是要做。房子已修理好了，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等到开张那天，好几位教授夫人都去帮忙，那知道头天来了二百多人来吃饭，他们向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把他们忙得七手八脚，乱得一塌糊涂，厨子也来不及做菜，不到两个多钟头，把买来的菜都吃得光光，而钱也没有收回来，有时熟朋友来了，姑母就说“我请客”，生意越好，钱就赔得越多，所以不到二个月，本钱四百多元也多为请客跟自己吃光了。姑母后来自己写了两句自嘲的话：“生意茂盛，本钱干净”。后来让给别人开了。

04

史语所成立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在北平成立。傅斯年先生派事务员吴巍（号亚农）从广州到北平来帮助赵先生筹划一切事务，因赵先生在北平之便，就在东城江擦胡同租了一所四合院的平房，作为办公之用，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月中旬语言组的同仁就开始办公，研究员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先生，助理员也有三个，刘学浚、陶燠民跟我，另外还有几位事务人员。在那里不过数月，傅所长由广州到北平接洽借北海静心斋、蚕坛，分作历史组、考古组办公之用，语言组后来搬到东城洋溢胡同，租了盐务处的前后两幢楼房，叫面一幢为语言组办公，后面一幢赵先生自己租下住家。那时历史、语言、考古三组虽分为三处，可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我们在那里有二年多，关于研究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高本汉原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稿尚未完成，语音实验室也正添置仪器。这时中央研究院奉命集中南京，史语所也只好随政府迁移。那时南京所址正在计划在鸡鸣寺下兴建，我们暂时留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数月后姑父急于先赴南京策划语音实验室的工程，我也跟着他先去南京。

（一）在南京工作——调查方言计划

我们到了南京后，休息了两天。姑父就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先生商量借他们所的一间房间作办公室，因为他们研究所也在鸡鸣寺山下，离我们新所址，不过二百多公尺，为了监督工程方便，就在那里暂时借用。各样齐备，我们就开始办公。赵先生曾拟订两个大的计划，语言研究跟语音实验；研究方面，语言组做研究工作的同仁全体动员，预备在几年之内，把全国境内汉语方言及非汉语语言都能调查一过，整理出来，作以后研究语言参考的资料。这实在是一个大的计划。实验方面，策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语音实验室，预备把所有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制成永久性的音档，以便以后随时供给听写及整理之用，所以在动工兴建史语所时，赵先生急于离开上海赶到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设计语言室的蓝图，并亲自监督工程。在那段时期姑父实在太忙了，一边监工，一边拟订调查方言字表。在半年之中，已拟订了三千多字的方音调查字表及一千多字的单字表，最常用的语汇。这两种字表所用的例字，都经过他仔细选择，要顾及到调查各种汉语都可以应用，也真是煞费苦心。

我知道他各方面的常识很丰富，他的学问也很广泛，真可以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秋，史语所新屋落成，姑父跟我就先搬进去办公。后来在上海的各组同仁都陆续迁到南京了。我们语言组自迁移南京后，研究调查工作大都依照赵先生所拟计划进行，由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春起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我们全组研究人员就开始进行语言调查的工作。非汉语方面的调查是在李方桂先生领导下进行，调查了傣、苗、榣、倮倮、藏、两广境内的僮及其他非汉语等。在汉语方面，则在赵先生领导之下，二十三年春开始调查安徽徽州府所属的六县，那里因为交通不便，所以语言也较复杂，各县四乡都调查一过。这次调查大都是罗常培先生纪录方言材料，赵先生也参加了。顺便游玩了一次黄山。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我又跟随赵先生、李方桂先生调查江西省境内方言，我们由南京起程乘船到九江，乘公路车到南昌、吉安、吉水、赣县等地搜集了五十余处方言材料。当我们抵达赣县后，我们都住在赣县县立中学。休息一天，第二天正预备进行调查赣南一带方言。那天晚上该处专员王友兰先生跟该校校长设宴招待我们，到了夜间赵先生忽然发高烧，又吐又泻，方桂先生跟我也有些不舒服，可是泻了几次，也就好了。姑父一病数日，医治无效。只好打电报给姑母。我们调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了。等姑父肚泻略好一点，我们就动身回南昌。那时姑母已先在南昌等我们了，大家起程回南京。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到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我们语言组同仁，由赵先生带领调查过湖南、湖北两省各县城乡的方言都调查一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我们正预备进行调查福建全省方言时，中日战争爆发，战火弥漫，无法进行了。在这两年中语言组同仁（汉语方面）在赵先生领导下，完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此书虽是五个人分工合作，但是从头到尾都是赵先生全盘策划及起稿等各项工作。这本报告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七月七日清稿全部完成，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大部分排成纸版，工厂被炸毁，继续重排，所以经过两次重印，在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才出书，出版后，为国际的语言学者所重视，也成为方言报告的蓝本。

（二）语音实验室完成

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曾经在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门等。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都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那时录音用的仪器非常笨重，如一个很大的扩音器，一个大的十二寸的电动转盘，另外发音的电容微音器，还用上两个大水电池），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赵先生感觉到扩音器的效力不够好，他自己拟订一个超高率的扩音器，请中国电气公司制造，效果比美国所购置的要好几倍，不但音质清楚，扩大的程度也要高一、二倍。他对于电子科学的知识，实在很丰富。我们所调查的语言都灌制铝片音档，将近千张。此外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二十余套（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还有中国各地戏剧、相声唱片，都是为研究方言之用，也有六、七百片。我们这语音实验室，真可算是尽善尽美了。凡参观史语所的人，除了看古物及藏书外，语音实验室也是他们所赞赏的，在当时可以称谓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了。我们利用它，也完成不少研究语言材料的工作。可惜好景不常，迁到南京不过四年多，中日战争起来，我们研究所就撤退到后方了。

05

撤退到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渐明朗。情势也越来越紧张，八月十三日中日战争开始，日机在上海浦东一带轰炸。姑父在那前几天就生病了，发高烧数日，请医诊治都未能痊愈，据医生诊断为恶性疟疾，身体虚弱不堪，一听响声，就混身流汗不止。姑母生怕姑父的病耽搁下来，好不容易托人购得两张江顺轮的大菜间舱位，决定让如兰（赵大小姐）照应姑父先到汉口，再往长沙。姑母则在家整理一切琐事，把姑父的文稿及数十年所写的日记包好寄到长沙。八月十五日南京被日机轰炸，人心慌乱。过了几天，姑母带了三个女儿及随身衣服，才乘轮船到汉口去了。在南京的房屋及书籍，后来被炸毁，全部都损失了。这段事情，姑母在《杂记赵家》中，描写得特别清楚。

再说自南京第一次遭到日机轰炸，以后不断被日机日夜地疲劳轰炸，有的人跑到后方，有的就往乡下乱跑，城内白天好像真空了一般。史语所傅所长当时通知大家同仁开会说：“研究所先发给每人半个月的薪水，暂时疏散，如有愿意到长沙去的，自行先去。”我们史语所已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找木工钉木箱，把重要的古物、文稿、吾档、档案、书籍等先装箱运出，第二批运出的是全部书籍及个人应用的书籍。全部东西都先运往长沙。我们带着家眷的后来也决定赶到长沙，借圣经学校一幢楼房办公。

不到数月，战事日紧，长沙也常遭到日机轰炸。我们所里为保存所有古物、书籍的安全，所长招集各组主任开会，大家一致赞同，决定搬到云南昆明。

这段事情，姑母在《杂记赵家》中，描写得特别清楚。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里从长沙动身，我还记得同行的人，有章元善家、丁绪宝家、赵先生家跟我一家，雇了一辆长途公路汽车，经过广西省的柳州、龙州过镇南关就入法境越南谅山到河内。再乘火车到昆明，史语所有一部分同仁，也都陆续的抵达昆明了。

06

出国与回国

在昆明不到一年，姑父接到夏威夷大学聘请他去讲学，他们那时就全家整装去美国檀香山了。后来耶鲁、哈佛、跟加州各大学聘请他讲学，所以在国外就四十多年。他们曾经也回国来三次，都是开“院士会议”，逗留的时期很短，只有一九五八年回来住了三个多月，那时台湾大学的沈刚伯先生提议中文系台静农先生给这一系列的请赵先生演讲，在台大出版，现引用赵先生在《语言问题·序》中说：“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但是因为讲的时候常常引些各种语言材料的例子，因此全体用了磁带录音的方法录了下来，再听写下来，所以在演讲的时候，一边用录音机灌制音带，再由台大的几位同学做这很费耐性记录的工作，他们在董同龢先生领导之下，运用国际音标的纯熟，可以比得上任何国的同等资格的语言学生。”姑父说得真是不错，在整理《语言问题》的同学们，据我所知道的，其中已经查三位现在成为语言学家，我想也不为不受赵先生的影响。

赵先生在国内外出版的专著约有三十多种及论文一百数十篇。都登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刊跟“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研究人员著作目录中。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很大，不愧为名满国际的学者。

07

在美杂记

一九五九年夏，我申请亚洲协会补助去美，在加州大学做研究工作，并跟姑父商量整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事（这本书已在一九六九年出版）。到了旧金山机场后就远远的看见姑父他们，真是高兴得很，下了飞机后，姑父开车回家，他们叫我暂住在那里。柏克莱是加州大学所在的地方，也算是一个文化城，路上非常清洁又安静，他们住的地方，离街市较远，在一个山坡上，路的两旁柳树成荫，风景宜人。当我走进大门，就是大客厅。左边一间书房，架上放满各类的书籍。楼上有四间卧室，我们都住在楼上。居高临下，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全镇，在晚问街市的灯光灿烂，远眺可以看到旧金山市的灯光，真是—美极了。他们房子后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园中栽种各种花木及莫树，还都是姑母一手所培植的。他们的每日生活，一如往昔，姑父除到学校上课外，在家里大部时间都消磨在看书或写作上。

我在赵家住了七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爱护和亲情，实在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甚至比在父母面前，还要亲切。姑母终日忙碌，闲时我们常常谈到回忆的往事。她曾经跟我说，想把她一生的事情写成书发表，果不其然，全凭着她的记忆完成了《一个女人的自传》跟《杂记赵家》。有时她对我说这几年来在家里做饭，觉得做饭麻烦，口味也腻了。所以姑父喜欢上饭馆去吃，那么落得省事，所以我们常到外边吃饭。每一个礼拜总要到旧金山去吃三、四次，有客人来正好请他们出去吃了。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他们计划到东部去旅行，看如兰他们，姑父也替我向加州大学申请了一笔旅费，同他们一起到东部去旅行一个多月。我在剑桥如兰家里住了几天，还是第一次看见表妹夫卞学鐄，他是 MAT 的教授。我在那儿参观哈佛的图书馆、博物馆。后来，我个人预备到华盛顿及纽约去游览，所以就跟他们分手了。等我回到剑桥跟姑父他们一同回柏克莱。那时我也打算结束了这一年的研究工作，预备同台湾去。姑母跟我说，希望我留下，姑父介绍我在加大继续作研究工作，我住在美国实在感到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还是决定回来。

一九六七年普林斯顿大学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学研究计划”聘请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学人，参加他们作研究工作。一九六八年春接到该研究计划来信，聘我当高级研究员，借这个机会又可以跟姑父姑母他们见面了。我常常想到他们两位老人家住那里，也很寂寞的，又没有人照应他们。但是我这次是在东部纽泽西州，离西部相当远，也不能常常相见。

08

一对为人所羡慕的佳偶

在五年前，有一位记者在美国柏克莱到他们赵家访问，说他们是一对神仙伴侣，姑母对他说：“我们吵吵争争了五十五年，但也和和乐乐地共渡了大半个世纪。”我由这两句话，想到他们二老的个性实在有些不大相同，连姑母自己都说“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地过了数十多年”。姑父是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而不多言，从不争长论短，说话风趣而幽默，总要经过三思而后再行；但是姑母的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又热心愿意帮助别人，他的脾气想要做的必不中止。我想跟她认识的熟人，大都会知道她的脾气。可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之久，姑母对于家中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是亲自料理，对外的交涉，也不用姑父操心，孩子们的扶养，姑父本身一切饮食及冷暖，姑母都是亲自照应，爱姑父的心，可想而知，由此可以让姑父专心研究跟写作，他的成就，姑母也有很多鼓励和帮助的。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赵先生怕太太，实际上赵先生有好些事情都尊重姑母的意见，有时他们也少有一点争论的，因为姑母噪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顺从就不争了。其实他们争争吵吵的地方还是不多，倒是可以说“他们这一辈子恩恩爱爱地过了六十多年”。

赵先生不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莫大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办事的才干跟智慧，也非常人所能及的。我们在一块工作，差不多十几年，他的为人，在我的印象，真是少有的，从未骂过人，就是讨论学问时，也都是和颜悦色。答应人的事，是一诺千金，一定履行，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值得我们效法。

赵先生及夫人去世之后，并未举行葬礼，经火葬后，把骨灰撒在外海中，只是他们生前的愿望。至于他们所有的书籍跟他们所住的楼房，听说在他们遗嘱里，把他们一生所余积的产业，全部捐赠给加州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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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 1944 年，赵元任在哈佛寓所跟女儿赵如兰谈论音乐。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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