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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变态连环杀手:追凶13年,办案刑警被毁了一生

京城变态连环杀手:追凶13年,办案刑警被毁了一生

公众号新闻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有一批老少搭档的警察题材电视剧上线,老警察属于经验派,直接果断;小警察崇尚方法论,一边从老前辈身上模仿警察气质,一边贡献自己的新技术。


这些刑警都一个共同点,常年被困在一桩旧案里走不出来,有时候是八年,有时候是十三年,还有时候是十七年。


他们对共同经历的痛苦高度敏感,又没齿难忘;对共同经历的荣耀高度迟钝,且阅后即焚。


我们的作者赵赶鹅说过一句话:再勤奋的警察都可能被一桩案子摧毁人生。


赵赶鹅曾在天才刊发过一篇罪案故事,故事里一老一小两位警察,遇到了那桩摧毁他们一生的案子。


这篇故事刊发于2019年2月,当时的赵赶鹅足足写了一个月,才把长达3万字的《嫌疑人M的献身》交到我手上——


有个连环杀手,专挑女性下手,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出现,却找不到任何线索。


一老一小两位警察,靠骑车走访追凶13年,最终靠一口痰破了案。


时隔四年,我将这个故事重新推荐给大家:


第一,这是一段无法被遗忘的历史,代表着那一代警察最真实的样子,不只关于追查凶手,也关于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普通人,这些方式或许笨拙,但并不可笑;


第二,为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所有细节,赵赶鹅采访了9位亲历民警、花费1个月时间,是案件最早也是唯一的记录者。


下滑就能读到这篇故事了,容我提醒一句,故事有点长,但看完一定爽。


事件名称:嫌疑人M的现身

事件编号:寻凶手记10 

亲历者:赵赶鹅

事件时间:1994年-2007年

记录时间:2019年2月


嫌疑人M的现身

赵赶鹅/文


13年后,一个头套纸袋的男人站在万隆大酒店大堂中央。大吊灯悬在头顶,他站在最明亮的地方,开始指认凶杀现场。



曾经,这里根本没有万隆大酒店,这是一片3平方公里,盘根错节又破旧不堪的老胡同。


年轻的民警很不耐烦,过去这么多年,辨认地点意义并不大。他本来指望嫌疑人说自己记不起来了,却没想到嫌疑人执意辨认。


这次,警察在程序上不敢有半点马虎——眼前这个嫌疑人,手上攥着1993年到1996年的4起连环命案。


嫌疑犯是在酒店大堂门口开出条件的:他要把脸蒙上。


嫌犯过去就住在这片胡同里。后来胡同拆迁,在大队书记要求下,酒店招募了很多当地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被嫌疑人看着长大的子侄辈。


民警半无奈半生气,从一旁的麦当劳讨来纸袋,掏了两个窟窿,套在嫌疑人头发花白的脑袋上。


在执法记录仪的拍摄下,头戴“m”字样纸袋的嫌疑犯,突然开始摆出各种造型,舞动起手臂。


他压低下嗓子,嘴中念念有词——


“那个深夜,我就蹲在这儿,就是这个胡同角儿;”


“我冲上去,扑倒那个女孩;”


“我握着刀子。我划破女孩的喉咙。”


“血从静脉流出,还呛进了气管。”


“抛尸的地方就在这儿,以前这是两个挨着的院子,中间有自来水井,尸体就扔井底下。”


当年的抛尸地,是如今的酒店大堂。大堂中式装修,宽敞明亮,两边是对称的大屏风与沙发。


嫌疑人挽起两个民警的胳膊,在大堂中间走了一圈。边走边用肢体动作比划出老胡同两侧的四合院,低矮的围墙。


走回大吊灯下,嫌犯开始用脚画圈,脚链和方砖摩擦的沙沙响。他说这个圈代表水井。


“十几年前的事能记得这么清楚吗?”一位民警质疑。


他很不耐烦,甚至生气了。


突然,他摆出一个拖着尸体往水井里扔的动作——“不信你问问经理,这下面以前是不是有个井!”


嫌疑人成了一个挑剔的导演,对着民警指指点点,吐沫横飞。民警在他的安排下,移向不同位置,甚至充当起当年的路牌,街灯。


正午时分,酒店大堂豪华明亮,游人如织。民警有了一丝错觉。


他们仿佛置身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胡同中,墙上还贴着三株口服液的广告,两边堆放着各家不要的破烂凳椅。


嫌犯讲着讲着,咳嗽起来。年轻民警拿来纸杯,递给他水。


他端起水杯往嘴上凑,忘了还顶着一层纸,结果弄湿了袋子与衣服。


“然后呢?”民警问。


“然后?”嫌犯没回答。两只眼睛缓缓地穿过窟窿继续打量四周。


寻找回忆的方式有很多种。


林文科,36岁,正值壮年,却脱离刑侦一线,在警方后勤部擦了十多年枪油子。


嫌犯被捕当天,下午2点,重案队侦查员敲开刑警队警务保障室大门。


警务保障室一室一厅,中间摆着一个大鱼缸,地上散乱着几件落满灰尘的防刺服。当年的小林,如今的老林瘫在沙发椅上,沏壶茶水,眼睛跟着小鱼来回转动。


林文科身上同时呈现出苍老和幼龄两种特征,一张娃娃脸,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很有老警察范儿。按说他现在正是侦查员的黄金年龄,一线部门根本不可能让他闲着看报纸。


前几年的夏天,来访者过多的时候,他曾短暂地去接待室帮忙,结果因为语言不通,与外地群众起了争执,最终被警局领导拉开。


林文科兀自坐在接待室,回忆起当年,忿忿不平:“这要是搁10几年前,大半夜我开个蓝鸟,挂着警灯往村里一钻,没暂住证的都光着屁股往外跑。现在可倒好,都敢跟警察动手了!”


领导再也没让他进过接待室。


林文科有一点说得没错,1996年之前,他是一名真正的一线侦查员。


当年那次侦破胡同连环杀人时的“合法”开枪,毙掉了他的侦查员生涯。他被戏剧性地从执法岗位调到警务保障部门。


如今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保养六四和防暴枪,只是自从千禧年后,这些枪支再没被扣动过扳机。


重案队侦查员走进警务保障室时畏首畏尾的。


林文科马上停止观鱼,开起了“贫下中农”那种口气的玩笑:“最近又办什么大案子呢?兄弟,什么时候再上‘法治进行时’啊?”


“就是你当年的大案。”侦查员近乎一字一句地回答。


林文科,没再说话,他屋里的时间似乎被延迟了。


这些年来,他一直待在后勤,没少对年轻的侦查员冷嘲热讽。


前来报信的侦查员也忍不住开了个小玩笑,他只对林文科叙述了抓捕经过,却没讲嫌疑人到底是谁。


听完侦查员卖关子,林文科脸上挂着笑,弱弱连应了三声“挺好”。


那天万隆酒店现场辨认后,侦查员翻出了1993年至1996年这四起连环命案卷宗。整整15本卷,半米高,全部手写。


最开始的两本卷宗,字体不一,有7到8个不同的签名,但到后来的13本卷宗,只剩下两个名字——林文科、冉曦。


卷宗记载的时间只有3年。卷宗里的最后一个事件,是林文科的那次“合法开枪”。


说完三声“挺好”,突然,当着小侦查员的面,老林从沙发椅上弹起来。


一向邋遢的他将上衣摆整齐插进裤腰,匆匆下楼,直奔后院“三室”。


刑警队后面是个老院子,一半水泥篮球场,一半靠着几辆破车,院中间孤零零竖着一颗大树。一切和十几年前相差无几,只是小林成了老林。


“人撂的好吗?”“撂了吗?”不到百米路程,老林絮叨不停,自言自语。


从那些卷宗来看,林文科曾多次与这名连环凶手打过交道,但限于时代与技术,他和真相擦肩而过。


现在,真相就在后院等着他。


林文科越走越慢,步履沉重。终于来到三室门口,拧开了门把手。


回忆和尘土扑面而来,当年的小林,热泪盈眶。



13年前。


1994年11月19日,下午14时许。


林文科在值班室接到了电话,说“有人在自来水井里自杀了”。


小林急忙把军绿色长袖套在背心儿外头,从派出所出门,推上自行车往胡同外面急走。


一通弯弯绕绕,在一个转弯处还碰上个怯怯的外地大爷:“劳驾,马路在哪?”


林文科的脑子纠缠在一起,还耐心解释了半天,再骑上自行车,骑了一段回过神来——自杀现场?在自来水井里?


发现现场的是一个早起买菜的老太。她路过水井,多往里看了一眼,这水井拜贼所赐,井盖无影,一直露底儿。


一个女孩两脚朝天,赤裸着下体,脑袋贴着井底,身子斜斜靠着水管,脸旁有一滩黑色的血。她的内裤被扒掉,扔在浅色的水泥地上。


旁边围了五六十号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堵住了胡同。小林吆喝半天,大家见他个唇红齿白的外地后生,谁也没当回事。


不一会,林文科的师父,冉曦,老冉,晃晃当当带着一身酒味走来了。


老民警坏啊,一张嘴就把大家伙说散了--------“唉,怎么好死不死死这来了,前两天还下雨来着,这自来水井里泡着死人,大家伙喝那个水还不成汤啦?”


围观的人立即后撤,散去大半,还有的当场就吐了一地。


冉曦是个很爱捉弄人的大哥。不到40岁,一嘴京片子,瘦高瘦高的,浓密的黑发梳成整齐的左偏分。他门路广,开一辆当时价值不菲的达特桑,手里拎着个黑皮小手包,包的一侧有个洞,洞里伸出一根短短的天线——为了让包里的大哥大接受讯号。


小林注意到老冉下半身穿着警用军裤——是拆掉裤缝红线的那一条,和昨天下班穿的一模一样,看来是在歌厅对付了一宿。


现场被警察围起来了,两名法医蹲在自来水井旁边,抓着脚把女孩拽了上来。


刑警队几个小年轻抬来了担架,把女孩放上担架,翻了个身,露出脸。


她20来岁,长黑卷发,两腿赤裸僵直,双手弯曲向上,姿势像在拿大顶。眼睛半开半闭,脖子上有一道菱形的割伤,露出暗红的肉。


小林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他想到一个人。


就在几天前,晚上7点多,附近一片空地,某个日本手表品牌商搭起了舞台,请了几个二流艺人,办了场宣传演出。小林等人奉命维持秩序。


那个傻乎乎的女孩让小林印象深刻。她想跨过封锁线回家,小林向她做了一个禁行手势,告诉她要绕路过去。女孩瞪圆了眼睛,满是疑惑地思考着,看上去思考对她来说是个麻烦。小林再次严厉的回绝,让她赶紧绕路回家。


女孩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走了。黑暗中,看不清表情和衣着。


其实他本可以通融的。


现在,看着水井女尸,小林特别害怕她就是他维持秩序时送走的那个。小林逼迫自己用力地想,想脑仁生疼,模模糊糊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模样,可一见到女孩的尸体,那个轮廓立刻被女孩清晰的脸所取代。


他再也想不起来那个黑暗中女孩的样子。也再没见过她。


他觉得是自己的错。


法医拿出镊子和手电筒,检查女孩的下体。然后他跳下水井,拿起一个可乐的玻璃瓶,嗅了嗅,把瓶子放进了塑料袋。


小林呆呆地看着尸体。


余光里,冉曦正和法医谈笑风生。法医说了一句俏皮话,冉曦哈哈大笑,这笑声几乎惹怒了小林。


遇见被害女孩的那天晚上,小林还庆幸冉曦不在身边。他知道师父对待神经病的一贯策略。


有次冉曦出现场,把一个武疯子拽到车上臭骂,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她,全都是精神病院的医生让他这么骂的。


来到精神病院,武疯子直接“问候”了医生的母亲。 


返程路上,冉曦得意地告诉小林,如果不是他拱火,医生最后还不一定收人,白白折腾一晚上,人就算“砸手里”了。


小林心里想着,这叫什么聪明啊,这就是缺德。把精神病人当成猴耍!


现在,冉曦依旧和法医说笑,可当几个联防队小伙子抬起尸体时,他却第一个给女孩盖上了白布帘。


很快,就有几个胡同居民反映,有个年轻男人,就住在案发地隔了一条胡同。摆书摊的,30多岁没结婚,父母天天来和他吵架逼着他成家,生孩子。此人应该是个“二椅子”,也就是同性恋。


刑警队立即找他问话,没结果。至于一个疑似同性恋为什么要杀害一个少女,还要用瓶子做出那样变态的行径,谁也说不清。


值得一提的是,同性恋这个身份似乎成为了某种对男子气概的威胁。民警们要么离他远远的,要么对他大呼小叫,脸上都是一副异样的表情。


而在小林眼中,对方不过是一个脸色苍白,极力迎合身边所有人,试图隐藏性取向的可怜男孩。


那一刻,林文科觉得警察的办案思路不过如此,先找眼中的异类而已。



遇害女孩叫刘珂,住在两个街区以外。她18岁,读高三,长相清秀。


那晚9点,她和母亲因为成绩吵了起来,索性走出家门,准备去纸浆厂和父亲对付一宿。


女孩披着深蓝色粗纺棉大衣,大衣兜里还放着一对米黄色的套袖。她到哪里都带着这对套袖,因为她一个季节只有一件衣服,不能磨破了肘部。这个小习惯让小林想起了自己一贯节俭的母亲,心里一阵扎痛。


就在路上,在那个胡同拐角,刘珂被某个人一刀割断喉咙。


地面上的血迹分布显示,鲜血喷出时女孩是站着的,然后她被拖出了大概15米远,血迹变得稀少,大约最后5米时她心跳停止了。


当时距她最近的四合院只有20米远,里面住了14口人,有六个20到50岁的大老爷儿们,但没人听到任何声音。


没有强奸,没有抢劫。凶手脱下了她的裤子,把小而厚的玻璃可乐瓶插进她的下体,然后将她扔进自来水井底,任由她的鲜血自喉咙流出、干涸。


法医事后又仔仔细细地在周边与被害人身体上找了一遍,还是没有精斑。精斑是破案利器,大家本来都抱着很高期望。


“这是雏干的。”在会议上,法医漫不经心地说:“还不知道咋办咧,光着急使不上劲,最后干脆用上玻璃瓶子了。”


死者的母亲被叫到了法医鉴定中心。眼前这具尸体,在几个小时前还在和自己争吵,现在却赤身裸体躺在白布单下面,脸色铁青,嘴张的老大。


一个女法医走过来,递过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刘珂的血衣和随身几样值钱的东西。


“要不要手上的戒指?”法医问。


那戒指是刘珂为了好看,苦苦哀求母亲送给她戴着玩的。母亲还说,小丫头是想早嫁人了,不害臊。


“要啊,要。”刘珂的母亲木讷地回答。女法医跑进去又跑出来。


“她手指头太硬了,拿不下来,一会我把手指头割下来行吗?”


刘珂的母亲脸色变得十分可怕,身子越缩越小。


老冉赶忙说:“那就先放那吧。”


刘珂母亲的眼神从此再也没对上过焦距。


这种案件在90年代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主要靠周边走访。这片胡同区不大,三平方公里,骑着自行车,30分钟就能绕个圈。


白天,冉曦和林文科站在一排歪脖子树撒下的树荫当中,询问匆匆而过的居民。


胡同人声鼎沸,路边的鸟笼里八哥学人说话。大家都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也没人真心愿意配合警察工作。大家言谈中透漏着夸张的同情,却以为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林很纳闷,为什么杀了人,身上沾了那么多血迹的嫌疑人能轻松逃脱?这胡同里多少人家呢,都没个看见的?


那个瞬间,林文科突然觉得嫌疑人也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散播了恐怖的种子,然后躲藏在人群当中,守护着秘密,还会时不常地和别人聊聊案件,享受那种落差与刺激。



小林怯怯地看着纵横交错的胡同,心里打鼓。他来自内蒙草原,对于密集,堵塞的空间感到恐惧。但老冉却对每条胡同如同掌纹一样清楚。


老冉自80年代就是案发这一带的片警。这里原先住着一群来施工搞建筑的河北人,建过不少曾经的京城地标。后来他们在这里弄了一片工棚和蔬菜大棚,经过多年润色和装饰,逐渐成了平房居民区。


这些身强体壮的工人,拉来亲戚,亲戚又叫来了朋友,胡同面积越变越大。工人们定居在北京,不过其中有的成了流氓。


“小二黑”,“张翼德”,“疯僧”,几个著名的大流氓都是这一片诞生的。


老冉那时在落户口上给他们开绿灯,帮了不少人,自己又一副流氓假仗义的劲儿,一直和居民甚至大小流氓保持着良好关系。


小林与老冉走访到深夜10点多。为了解决晚饭,他们猫着腰,穿过胡同里万国旗一样的棉被褥,随意挑选了一户人家。


敲开门。老寡妇笑着迎来,不一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手里的香烟冒出的烟雾沿着萎黄的脸颊蜿蜒上升。


冉曦和老寡妇聊了半天,扯起了人尽皆知的案子。


老寡妇小心翼翼地探听案件的消息,老冉不顾小林的脸色,和盘托出案情。


老寡妇叹了口气:“都是外地人闹得,以前咱这哪有这事。”


“邦”。一旁的“外地人”小林骤然放下了碗筷。


也不能说不是个思路。


后来,民警们不可避免地把侦查方向定在了前科人员和外地人身上。刑警队侦查员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居民区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是个下岗外地工人,经常犯法,手头拮据,曾经多次向死者刘珂的父亲借钱,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很薄弱。


民警扯了好几张传唤证,正儿八经地关了他几天。直到法医的鉴定结果证明,死者刘珂的指甲里有一些上皮细胞,应该是嫌疑人的,是B型血,而这个无赖是AB型血。尽管如此,胡同人仍然认为是这个无赖和别人一起干的。


此时案件在技术上的支撑太少,只有指甲里的上皮细胞证明嫌犯应当是B型血。那个可乐瓶经手的人太多,指纹混乱,提取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刑警队排查了所有的关系人,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去了另一起流氓火拼,四死三重伤的专案。


就这样,案卷被留在了小林与老冉的派出所。


只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协助侦查”的,居然是一帮黑社会。



1995年春节,一天夜里,数十个手握镐把的绿色人影在街头飞驰。


24小时之前,冉曦找大流氓小二黑谈了谈。很快,小二黑的手下纷纷披了军风衣,踩上自行车,穿街走巷,开始寻觅一个长相不祥,年龄不祥的杀人犯。


小二黑是河北唐山人,曾因一桩小劫案,被判11年,8年后出狱。


有人说,原本小二黑是三好学生,只因流氓哥哥有个孩子,所以自愿背了锅。


出狱后,小二黑好像和哥哥换了身份。他买下几辆好车,让哥哥老老实实组建出租车队,而自己“打拼”成南城著名的流氓。


冉曦曾就“胡同杀手”这事儿问过小二黑。他拿着啤酒瓶子猛喝几口酒,笑说扯几把淡。


春节谈话那天,老冉到像个黑手党老大。一手把着大哥大,在桌子上敲打,一手点住小二黑的鼻尖指派任务。


“收到了,大佬!”小二黑直挺挺地打个立正,学香港电影扯脖子喊了句。


“滚你妈了个X的!”老冉曦骂道。小二黑笑着跑了。


流氓们很高兴能帮警察做点事儿,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效果——良家妇女们看到纹身,手持武器的流氓,纷纷不敢在深夜出门了。


与此同时,警方也有了新的怀疑对象。


这种侮辱妇女、不掺杂动机的杀人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孩的家庭——她的父母是否有某种生活作风问题,才酿就了这场悲剧?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民警们第一个走访对象,就是距离现场最近的四合院主人,一个年过6旬的寡妇老太太。


她一头白发理成板寸,说案发当天睡得比谁都香,啥也没听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谁要弄死我老太太就来吧。谁知道那女孩家人得罪谁了?”


话虽如此,两天后,寡妇老太太拆掉了老旧的门栓,换上个崭新的全金属防盗门。


老冉曦单独找来女孩的父亲刘帅。


这是个瘦小结实的中年人,常年的辛苦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民警诘问不停,他小心翼翼作答。


聊完两个多小时,他才得知,警察怀疑他或者媳妇有不轨行为,造成了女儿的惨死。


刘帅嗫嚅几下,哭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经调查,刘帅这人老实巴交,不抽烟不喝酒,没结仇。他媳妇也没有过风流韵事,确实不存在什么犯罪动机。


渐渐地,没人再提起起这桩案子了。


这种不为财,未强奸的纯杀人案件,破解很难。


只有小林始终盯着卷宗,闲暇之余不停查找线索。


警察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被害人的亲友也许会经历绝望,但大约六个月后,多数人的血清素就会恢复正常,回到原来的生活。可如果凶案未破,直到最后都会剩下一个人日以继夜地想着死者,那就是警察。


不知是对此前那个他指挥绕行回家的女孩的愧疚,还是因为如此惨烈的案件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或者是一种警察的宿命。对于“胡同凶手”,小林几乎着了魔。


确切的说,每一个警察都有自己未解的“那个谜团”。那种调查时的无望感,会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以至多年后想起,依旧焦躁不安。


年轻的小林,遇到属于自己警察生涯的“那一起”了。



小林如此,看似玩世不恭的老冉,当然也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起”。


1988年,有个粗心大意的父亲,把7岁的儿子交给看上去和蔼的邻居家老头,自个儿出门钓鱼。


谁料到这老头先把男孩捆起来揍了一顿,再喝下白酒,而后竟然鸡奸了男孩。最后将男孩的头按在煤炉子底下烤了半天。


皮肉滋滋作响,男孩惨叫连连,老头又傻又瞎的老婆始终在旁边织毛线,平静如常。


男孩的父亲回了家,敲隔壁房门,没人答应,他报警叫来了老冉——当时的小冉。


小冉踹开老头的门,硫磺味扑鼻而来,眼前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煤炉上方飘散出略显黄色的气体,男孩尸体被两根鞋带吊在烟雾中。屋子里安静到诡异。


杀害男孩的老头自此消失无踪。


冉曦一直怀疑他可能跳河自杀了。


照着瞎眼老太的说法,男孩在临死前苦苦哀求,但老头对求饶置若罔闻,最后用光荣牌胶底鞋的鞋带吊死了男孩。


这一年,冉曦自己的儿子刚刚11岁。


从那时候开始,冉曦魔怔了,时不常沿着河道来回溜达,好几年都改不了这毛病。


“我就想问问那老头子,到底为什么?”


小冉变成老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等到答案。


冉曦也在漫长的等待中变了。他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晌午从宿醉中起床,赶去和辖区内各单位吃饭,由江湖上的朋友买单。下午到单位来点个卯,睡一觉。晚上到朋友的歌厅再喝一顿,情绪不好干脆就睡在歌厅。


那一回,他在辖区内喝大了,晃晃悠悠来到新开的歌厅门口,随便找个房间钻进去睡了。这时歌厅还没开业,服务员以为是来闹事的,叫了一群看场子的东北人上楼,推门。


冉曦直接点出歌厅老板的名字,不慌不忙打了通电话。


不一会,全市第一辆民用9.7米的凯迪拉克停在歌厅楼下。冉曦给了这帮小流氓一人一个大耳刮子,随即扬长而去。


酒精成了老冉的营养来源。喝多了就开着蓝鸟回单位,偶尔也扶着墙回家。


他的儿子经常模仿他扶着墙,眯眼睛东倒西歪的动作给邻居看。


有天,老冉带家人和哥们儿吃饭,喝高了,嘴上没把门,讲了个小学老师大晚上蒙着面,撩女人裙子看的“逸事”。结果儿子第二天在学校有样学样,撩了数学老师的裙子,被班主任告到了单位。


面对儿子,他一个字也没说,拉上两箱水果到老师家赔礼道歉。


从此,他更是游离于家庭与工作以外,躲在那个充斥着酒精、醉眼朦胧的世界里。他大概害怕自己会把身上不好的东西传染给最亲近的人。


现在的老冉,似乎已经对胡同杀手“脱敏”了。


女孩刘珂被害个把月了,老冉睡醒就随便翻翻“四知”笔记本(知晓家庭、个人、前科、现实表现等情况),再随意抄下几个名字,端着茶缸子,骑自行车载林文科出门取证,一到下班时间马上喝酒去。


胡同走访了一条又一条,案卷查看了一遍又一遍,可俩人离案件核心似乎越来越远。



开了春,林文科终于在如海的卷宗里找到点亮光。


两年前,附近辖区破获了一起系列入室抢劫、强奸的案件。


嫌疑人孟晓星,39岁,下岗工人。打开卷宗,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公告,上面盖着公检法三院的大红章,此人名字上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嫌疑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四个多月就枪决了。


孟晓星的作案手段是通过报纸的手拉手栏目,找到那些对外合租,或出租平房的女子,用公共电话约好时间,再潜入对方家中,强奸、抢劫,在床上掐死对方。


短短6个多月,孟晓星一连作案8起。


失手的那一次,对方是个32岁,体格壮健的护士少妇。孟晓星掐了半天,直到对方两眼紧闭,大小便失禁。


臭味让他失去了奸尸的打算。他拿起毛巾擦了擦手,盖在对方脸上,转身走了,却没想到护士晕了一会就醒过来。


民警带着护士到电话亭旁边,蹲守半个多月。一天中午,护士捂着脸蹲到警车底下,一边哭一边说“就是他就是他”。


正在拨打公话,准备再次作案的孟晓星被当场抓获。


但吊诡的是,有一起93年的室外杀人案也算在了孟晓星头上:一个23岁的歌厅小姐下班后回家,被人当胸戳了一刀,拖到了胡同死角里,下体被切开——她随身的挎包完好无损。


这起案件的侵害手法和前七起完全不同。


小林很是疑惑。这起错案的事发地点,距离自己手头的刘珂案,直线路程不超过3公里,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能抵达,走路最多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刘珂案背后的真凶,与93年室外杀人案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小林始终相信一句谚语:一件事儿,如果只发生一次,那不一定会出现第二次。但假如发生第二次,就一定会有第三次。


他拿着卷宗找到所长、政委,告诉他们,就在这片胡同里,一定潜藏着一个伺机而动的杀手。


大多数犯下多起命案的杀人犯,都可以归结于连环抢劫犯,或者连环强暴犯。杀人仅仅是一种灭证手段。


但这个杀手不一样,凶手不见得为外地人,也不一定有前科,甚至不是一个传统的杀人犯。


他不仅对女性下体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杀人似乎也是他的乐趣之一。为了满足变态的内心,他会不断杀人。


“他一定还会再出手。”


两位领导在会议室认真听完了小林的汇报,鼓励过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谁也不愿意相信,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街坊里,有这种人存在。


那天晚上,苦苦翻阅卷宗,身心俱疲的小林带着手枪回到家。所谓的家,就是单身宿舍,一间屋,上下铺四张床。


各种现场与被害人的照片,骇人的尸体在他脑海里搅成一团。他迷迷糊糊睡着了。


午夜时分,他满身大汗的在上铺清醒过来,满嘴发苦,浑身僵硬。他感觉那个人就在屋里,不禁从枕头下拿出了手枪,捂在胸口,感受金属的坚硬冰冷。


很久,小林才彻底清醒。


他拿起手枪走到窗边,望向熟睡的城市、不设防的胡同。


他用手枪轻轻擦过玻璃。希望夜晚尽快结束。



整个胡同这片2000多户,6700多人,前科人员73个。


林文科查阅了失踪人口的卷宗。南城地区走失人口并不多,其中妇女和儿童更少,多数掺杂着私奔、和父母吵架,逃避家庭等等私事。


他挨家挨户找到失踪者的家属调查。


为了让对方加强配合,小林还有意无意散播出消息:“这些失踪的女孩很可能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找到。”


当时小林还是小林,他没想到这样做,将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内掀起多大的波澜。


其实,恐怖,可以最大程度强化一个群体的想象力。


随后,当地住户中居然流传出这样一个阴谋论:为了配合拆迁工作尽快开展,黑社会故意弄死几个女孩,逼迫拆迁户离开,公安局包庇了凶手。


此时,正值本市老城区改造方案出台,涉及十万居民。案发地胡同区域也在其中。


谣言越传越广。


有些年轻人盼望搬出岌岌可危的大杂院,住进城市远郊的现代公寓,但有些人不愿被放逐,离开“接地气”的生活。


房地产商与拆迁户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那个南城知名的流氓——小二黑,也竟然参与了拆迁。


老百姓把流氓看守大街和限时搬迁的公告联系在一起了。


199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冉曦和林文科来到街坊小梅的烧饼铺吃早饭。


店里只有四张桌子,但生意兴隆。


小梅指的是店里40岁上下美艳的老板娘,她记得住每个顾客的名字,也不吝惜自己的春光,和男客人谈笑风生。


老板叫刘浩,长了一张铁面,不苟言笑。


他们家有两个孩子,男孩刚11岁,女孩19岁,上中专。


据说因为刘浩管的太严,他女儿和邻校一个男孩私奔到深圳淘金去了。


当然,这是学校几个孩子的说法。小梅一直没放弃寻找女儿,经常缠住老冉问能不能把女儿从深圳逮回来。


冉曦总说:“天要下雨,女儿要嫁人,随她去吧。”那个年头这种事儿确实也多。


但这次,老板娘没搭理冉曦,反倒是老板刘浩热情地擦桌倒茶,填羊汤,一边还冲着面无表情的小梅使眼色。


小梅端来两个烧饼夹肉。老冉一口下去——满嘴是砂子和玻璃碴子。


还没等老冉发作,老板娘掐着腰,在满店的邻里面前,指着老冉鼻子先大骂了起来。她说自己女儿就是被老冉害死的。骂完一边抹眼泪,一边劝客人接着吃。


冉曦慢慢地坐下,挑出烧饼里的脏东西,一口一口吃饼,一口一口喝汤。在满屋人静静的注视当中掏出100元,塞到汤碗下。带着小林走了。


以前,小梅从来没让他结过账。



冉曦是个靠群众爱戴过日子的主儿,那两天他和林文科闷在派出所,抽着闷烟没怎么敢出门。


小二黑的经历比老冉也好不到哪去。他是从这片胡同混出来的,那住的全是亲戚。原来他一溜达,到处都是留他吃饭的人,现在连狗都躲他远远的。


他跑来派出所大院向冉曦诉苦。老冉心情也不好,满院子逗弄自己养的几条大狗,让他滚蛋。小二黑蹲在狗旁边,从下往上看着冉曦的眼睛,说:哥,我有线索。


他扯了半天,都跟“黑社会”有关。


就在女孩刘珂出事的两天前,南城著名的大哥“疯僧”,正带着弟兄在南二环的歌厅唱歌。那天疯僧去得晚,小姐们都在上钟,经理没安排明白,老板又躲着不敢出来,他一气之下砸烂背投电视,带着兄弟们去别处找场子了。


“没准就是他干的啊,你想想,他那天没喇到妞,嗅不了蜜,肯定搓火啊!溜达溜达正好碰到一小姑娘,啧!”


老冉带着小二黑回到办公室,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不说话,就那么斜眼隔着烟雾看他。


过了半晌,小二黑又蹲下了。“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问歌厅老板!我这两天也挺惨的!”


要说疯僧的大名,在南城是无人不知。有流氓亲眼目睹过他在一个砖棚子旁挖坑埋尸体。


流氓形容那具尸体的样子,“从脸上能看到后面脑浆子”。


疯僧亲口说,那傻X把自己的兄弟点炮送进去监狱,所以就手把他办了。从此,敢于下手杀人,还“就手”埋人的疯僧,在南城大名远扬。


但冉曦对小二黑的话只信六七分,因为老冉知道他和疯僧一向有茬。


那时候全城最暴利的行业大概就是卖废钢铁。


小二黑和疯僧都跟钢厂的人有关系,弄几十辆大车给厂子送废铁渣滓,只有持票的人才能往里拉,这一张票就值500元,还不准别人送。


他俩都是河北施工队的后代,原本关系不错,就因为这个买卖结下了仇。


疯僧人霸道,不到早上就弄来50辆混合废渣、沙土的大卡车排在钢厂门口。小二黑排了一天一夜,人家还没送完。


小二黑直接把大哥大关机,叫兄弟们都撤了,自个儿跑到河北洗浴享受。


不多一会儿,来了帮手持宽背大砍刀的人,把疯僧手下的卡车司机砍了个遍。事后疯僧也没找小二黑,俩人公开在江湖上宣布掰了,再也没见面。


但他们私底下暗暗较劲,小二黑买个加长林肯,疯僧就必须弄辆9.7米的凯迪拉克。小二黑生儿子摆30桌,疯僧就要摆50桌。


听完小二黑的线索,冉曦掏出大哥大,把歌厅老板也叫了过来。老板说的确有这事。


那时大流氓晚上唱十回歌,得砸八回歌厅,也不叫什么事。但疯僧后期已经去北城混了,专门跑到南城砸歌厅,确实有点异常。


当晚,冉曦带上林文科在全市娱乐场所找疯僧。林文科还想佩上枪,多带几个联防队员。冉曦告诉他不用,“真动手了,你带10个,20个都是一回事儿。枪也使不上。”


凌晨四点,冉曦在北城一家大场子找到了疯僧。几十个男男女女挤在沙发上,衣衫不整耍得正欢。


看冉曦来了,疯僧一愣,就要上来敬酒。林文科的手一直揣在兜里,握着警棍。


疯僧之所以叫疯僧,是因为他常年带着巨大的一串佛珠,还剃了个秃脑袋。



冉曦看着霓虹灯下闪闪发光的头皮和满身的纹身,和疯僧干了一个,撂下杯子要他去派出所协助调查。


话一出口,整个屋子的小弟都站起来了。


疯僧倒好说话,客客气气地问:“那我能不能坐自己的凯迪拉克去派出所?”


老冉板起脸,盯着他,一字一字地说:“绝对不行。”


凌晨的审讯室,白炽灯与“疯僧”的光头同时亮起。


与此同时,30多辆轿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一大帮混混要往里闯。


他们对警察都很客气,只是提溜着塑料袋,说必须进去见大哥。


另一边,疯僧坐在铁椅子上。


“找我什么事?”


还不会抽烟的林文科,从师父烟盒里叼出一根烟,反问疯僧,女孩刘珂被害的那几天,你人在哪?


“我问你找我什么事!”疯僧挺不耐烦。小林一口气哽在脖子里。


冉曦接下话茬,问疯僧:“你那天是不是砸歌厅了?”


“但我砸了之后给钱了啊!”疯僧大方承认。


问话到此进行不下去了,歌厅老板也承认疯僧确实甩了2000块钱。


疯僧拿起佛珠,用牙蹭了两下,细细闻着,垂头说:“冉警官,今天这么茬啊?”


没过一会儿,派出所外头惊天动地的吵闹声彻底惊动了所长。


所长把林文科和冉曦叫了出去,听完前因后果,差点没气疯,接连说:这么大事也不告诉我!


说完,所长跑到值班室,心惊胆战地望着门口那群流氓。


疯僧也怕把事情闹大,他主动请缨,来到派出所门口吼了一嗓子——


“找揍呢?我一会在二楼看着,谁他妈不走,回头我大嘴巴抽丫的!”


不一会,外面的几十辆车就作鸟兽散。回办公室的时候,疯僧暗暗咧开了嘴角。


大流氓都很通晓人情世故,占尽势头之后反倒是愈发客气,点头哈腰。


老冉拿他也没辙,开门见山聊起了女孩那桩命案。


疯僧一愣神,连忙说:“不可能是我干的,沾人命的事我肯定不干,这最近刑总还盯着我呢,我哪敢啊?”


冉曦拿以前“埋人”这件事问了疯僧半天。


疯僧挠挠秃脑袋,说那次是一个流浪汉死他家门口,脸都让野狗啃了。他实在嫌晦气,就花了几十块钱找来盲流子把人埋旁边了,但他自己手里真没人命。


过了一会,小林再问,他又加了一句:“就算我弄人,也都是当着面,从背后抹脖子弄小姑娘的事儿我不干。”


问询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小林和老冉才放人。


疯僧悄无声息地走了。所长又跑来找冉曦的麻烦:“谁他X让你放他走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


小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冉也不高兴,露出大眼白,翘着二郎腿挨完这一顿骂。


所长出了门,老冉点破其中奥妙:“大托儿的电话没等来,面子没走成,咱就把人放走了,肯定不高兴啊!”


比挨骂更让人沮丧的是,胡同女孩命案的线索到这儿,又断了。



4个月后,两人来到辖区最北边的荒地,钻进一个人工掏出来的“洞穴。”


一条新线索将他们引至这里——猥亵案。


这片荒地附近有所学校。一伙15、16岁的小崽子常年在这一带抠井盖,骚扰女生——井盖与女孩,也同样是胡同命案的关键词。


抓捕当晚,冉曦领着林文科,找到那堵被掏开的破墙,里面睡着五个小贼。冉曦上前一通乱锤:“醒醒,警察找你呢!”


一个民警问一个小贼。


小林仔细盘问一个小时,说透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


这是个17、8岁的孩子,一脸畏惧,大冷天连双鞋都没有,没一会儿就撂了。


这小贼自称“小宝”,来北京找母亲,随身带的几块钱花完了,只能跟几个老乡去偷井盖。


小林用了3个多小时,写满7篇纸,当晚开会第一个作出汇报。冉曦坐在一旁听着。


汇报结束,所有人都忍不住对着小林笑出声。


原来,另外3名年龄较大的贼,全部指认小宝才是他们真正的头。小宝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干这行好几年,北城有个老太太晚上掉进井里摔死,就是拜他所赐,所有细节分毫不差。


坐在一旁的老冉起身,面无表情地把小林的笔录撕得粉碎。


“重做去。”老冉说。


几个民警都劝小林把小宝带到“真相之屋”。那里是民警的台球活动室,平时把窗帘一拉,漆黑一片。


无论哪个小贼进去,不过20分钟,出来就没有不撂的。


小林一气之下拉着小宝走进真相之屋,将他推倒在地上。小宝两条腿用力向后蹬着,退无可退。


窗帘拉上,房间陷入一片漆黑,小林猛然清醒。“我最讨厌就是打架,那时候还想过,穿着警服回家,他就不敢打我了。”


林文科又把小宝带了出来。


少年小林的家充满着父亲的暴力。就是因为这,小林专门考进外地的警校。只是他身体条件一般,警体课成绩平平。


小林真的厌恶暴力。他相信,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凡事只要动手,都多少掺杂了个人情绪。


“真相之屋”真的吓唬到了小贼小宝。他不仅交代出自己的罪行,还“点炮”了:荒地上有个收垃圾废品的老头,经常晚上躲在学校门口,碰到女孩就扑上去,脱下对方上衣猥亵。


老冉曦打了个激灵,又立即想到了那个玻璃瓶:“什么人能顺手找到玻璃瓶?可不就收废品的吗!”



当晚,突袭废品站成功。


那老头是个典型的老捡儿,他用塑料布搭了个半透明的窝棚,旁边堆积着不少破衣破鞋。


老冉与小林走近才看清。这是个60来岁的老头,枯黄的脸上布满皱纹,身体还很健壮。此时他正拿着根1米多长的木棍,坐在破破烂烂的太师椅上抽烟。


“怎么样,老哥,生意好做吗?”


老头抬起头,瞥了眼身穿制服的冉曦,嘟囔一句:“别那么客气,哪有生意,我就是个捡破烂的老头子。”


“平时都在哪待着啊?”老冉也笑,右手藏在背后,手指动了几下。


小林看清了那个手势,随时准备动手。


“你希望我在哪待着啊?”老头摆正身子,面无表情地看向别处。


老冉蹲下身,挑衅地盯着他。


老头深吸一口气,没忍住,一连串的话爆发了出来:“我平时累得半死,一个月挣几百块钱,每一分都是我弯腰捡出来的。不信自己去翻,都是你们扔掉不要的!”


他不知道,这句话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林文科冉曦正在寻找的这个杀人犯,从来都不贪图死者的财物。


冉曦捡起一根木棍,在老头身旁的一堆衣物里敲敲打打。衣山跌落一角,竟然漏出许多色泽粉红的女士内衣裤和尼龙袜。


“那可都是我捡来的。”老头看都不看。


老冉挑起一条玻璃丝袜,这在当时很少见,慢慢凑近老头。“这特么能是捡来的?你在哪捡的带我看看去呗!”


这条所谓“捡来”的丝袜,居然完好无缺。



派出所办公室,老头坐在铁凳子上,一言不发。


或许是受到曾经老人奸杀男孩案件的影响,冉曦对老头是一点好印象没有。他拿出一本小红书,专门给老头讲了一段主席语录:“你好好交代,我就非常民主。”


过了半晌,老人浑身发抖,抬起头大吼:“我什么坏事都没干,你们肯定是那帮逼崽子叫来的!”


林文科问他怎么知道。老头说自己经常看到那帮小贼在校门口调戏女大学生。


自从被带回派出所,老头情绪就很不稳定,不是破口大骂,就是闷不做声。


问起行踪,他只字不语,有时突然抬起头冲着天花板大喊:真是好社会!好警察!


老冉的焦点在那几条女性贴身衣物的来源上。他和小林想法一致,这些东西一定是老头从被猥亵的女孩身上扒来的。


小林有点着急,劝老人实话实说,猥亵就是猥亵,把事儿说明白就好。


老头也进了“真相之屋”。不过他在里面竟然一声没吭。


老冉更笃定他就是凶手,“这要是好人早该大叫我的妈了!”


小林却觉得这老头和心目中的连环杀手不太一样。


他曾查过很多资料。就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国内的犯罪心理学体系还没成型,但广东,陕西,山西等地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无因杀人案件”。


一些和国外接轨较早的学者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变态杀人一般都是性欲受阻后的宣泄,作案者多半是性无能。


但是,据小贼供述,老头的行为停留在抚摸,抠咬身体,并没有进行下一步。小林不认为老头是凶手。


小林与老冉争执不下,最终求助一位大学教授。


老教授摆着肚子过来,口若悬河,满嘴粗话。说起案件来如数家珍,好像无所不知。


“这种对妇女下手狠的,肯定是已婚的。单身男人没那么狠。”老教授对冉曦眨眨眼,“兄弟你岁数大点,肯定懂得。”


可过了会儿,教授看完案卷里关于可乐瓶的细节,又说此案凶手一定是个性无能,不然怎么会这样羞辱女性。


捡破烂的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据说曾和智障老太太搭伙过日子,性能力不得而知。


老冉走到老人家面前,问:“你有性能力吗?”


老头气急败坏地反问:“你爷爷有性能力不,你爸爸有性能力不,你老舅有性能力不?”


小林赶忙打圆场,如果鉴定他有性能力,就放人。


再次回到“真相之屋”,老人屈辱地脱掉裤子,自愿双手双脚捆绑,任由邮票紧紧绕着下体,围成一圈。这是最简单的自查阳痿方法。


早上7点多,真相之屋里传出老头一声大吼:“天亮了!”


一夜未睡的小林与教授走进房间,仔细查看——邮票结合处被胀裂了。老人仍然具备性能力。


老冉没再搭理老头,而是把人丢到派出所的关押室。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老头家里也没有搜出被害人相关的东西。


小林趁着老冉去喝酒的工夫,偷偷把老人放了。


临走时,老人接过林文科递给他的50块钱,面无表情地说:“感谢栽培。”说完他90度弯腰鞠了两躬,拄着棍子走了。



其实小林的预感没错,这事有第一次、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1995年末,就在距离女孩刘珂死去不到300米的一条胡同里,真的又发生了一起。


当晚9点多,女职工王菁刚下夜班。她身着工装裤和蓝大衣,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一排排的街灯。


她正低头想心事,突然发现紧挨着脚的前面,跳动着一个红色的小亮点。


停下脚步,亮点又突然消失。


王菁左顾右盼,街道上空无一人。她没当回事,以为是小孩拿着激光笔,在附近和自己开玩笑。她继续往前走。


街道上回荡着规律的脚步声。没多久,王菁发觉回声有点异样,似乎有人在后面踩着她的步点走。


王菁猛然回头,身后十几米一颗树后有个人影。


一阵惊悚。寂静当中,她勉强拖着僵硬的双腿向前跑了几步,就被一只胳膊猛地捂住了口鼻。


“别乱动,我是胡同杀手,”一个沙哑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愿意跟我走不?”


对方开始死命把她往旁边的胡同里拖,还从她的身后给了重重几拳。


王菁尖叫,用力将身体往旁边墙上蹭。短短十几秒钟,好像走完了一生。


此时正好有个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喊了一嗓子,“干什么呢!”


胡同杀手扔下王菁,撒腿就跑。老太太竟然还骑车追了两步,直到对方钻进那条一米不到的狭窄胡同里。


王菁猛跑几百米,一到家,看到她爸一脸诧异:“你这是跟谁打架了?!”


她一低头,发现自己的血不断从工装裤流到鞋底,直接晕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王菁才明白,那个男人不是捶了她几拳,而是捅了自己后背几刀。


王菁向民警描述那个凶手,说看清对方一半的脸,是个偏瘦的中年人,40多岁样子,短夹克,蓝色或者黑色,领子可能翻在夹克外面。


那个英勇的老太太则告诉警察“胡同杀手”是个小伙子,跑起来步子飞快,穿一双浅色皮鞋。


民警再次询问时,老太太增添了不少细节,什么头发很硬,小眼睛,“一看就是外地人。”


她还说应该在20到45之间,“反正那个年龄段的都是小伙子。”


之前放了收废品老头不久,就有街坊来质问为什么放人?小林解释说证据不足,没想到却被人顶了回来:“肯定是一伙的。”


现在王菁遇袭案后,谁都知道了——“胡同连环杀手”是真的,而且就在这片儿。


原本和睦随性的邻里关系变了。居民们锁紧大门,换上厚重的衣服,出门时都会怪异地互相打量。派出所民警们嘴上不说,也纷纷把枪拿回了家。


小林当时还没意识到,胡同的天渐渐变了。



其实,胡同已经变成一个一触即爆的炸药桶。


王菁事件,加上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彻底让他和老冉走上了胡同街坊的对立面。


导火索成了拆迁,然后失踪女孩家人的火药桶就爆了。


一夜之间,胡同里不少平房周围被画上大大的拆字,蓝色的锡墙一面一面竖起,上面贴着限期搬离的告示:立刻签署搬迁合同;立刻选择新房;选择一套窗户朝南的好单元房。


通知上用最粗的黑体字承诺了“公平,公正,公开。”


不少人因为补偿款不合意或住习惯了不愿搬走,而还有个别家,因为孩子不见踪影或凶手没有抓住而更不愿离开这里——搬迁了,证据就完全没了,抓住“胡同杀手”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没了。


“胡同杀手”现身的第三天,冉曦应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没敢来上班。


林文科远远地看到派出所门口人头攒动,骂声连天。


人群中打头的,正是小梅烧饼夹肉铺的老板刘浩。


在刘浩身后,还有全市范围内听说命案消息,女孩走失的众多父母。他们有的人根本就不住这个辖区。还有的是租房干点小买卖,一旦拆迁,连一分钱补偿款都拿不到的群众。


唯独死者刘珂和刚出事女孩王菁的家人不在行列当中。


所长劝林文科从后门回家,小林毅然拒绝,他觉得自己一直在查案,没什么可遮掩的。


小林换上警服,整理妥当,勇敢地走到大门口和群众们见面。


刘浩第一个发难,冲上来拽着林文科的警服往下扽,“我就想问问你们公安局,我闺女到底哪去了!”


林文科心平气和地说出最近做了哪些工作,找了哪些人,希望老百姓稍安勿躁,自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说的很真诚,但免不了有点打官腔。


没等小林把话说完,刘浩就冲着满脸泪痕的小梅大吼:“你看到没!我说什么来着,人已经死了!”


小梅一屁股坐在地上,捂住了脸。


林文科又急又气,越说错越多。


老百姓再次质问他为什么不抓小二黑和卖废品的老头,小林解释说没有明确的证据。


几个不愿意搬到郊区的老头老太互望一眼,仿佛正中下怀,“别问了,他们都一伙的!这三个案子都应该算在他脑袋上!”


小林说到嗓子冒烟才回到办公室。有些事,根本就不是嘴能说清楚的。


黄昏时分,示威的人群缓缓散去,只剩下刘浩和小梅还站在门口。


小林鼓起勇气,从二楼窗子里往下看,正好和刘浩对上了眼神——


刘浩向他伸出了3根手指,


又变为4根手指,


再变回3根手指。


这样来回变换了好几次。


林文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算上刘浩的女儿,目前应该不是三起,而是四起胡同凶案。



那段时间,林文科第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和委屈。


他和冉曦躲在屋里,闷不做声,隔着浓浓的烟雾,唉声叹气。


小二黑也时不时地来到所里诉苦,他的拆迁“事业”也黄了,开发商和政府都不再信任他了。


小二黑平生迷信,甚至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他说自己的亲戚都在讲,半夜十二点,天地阴阳交替,只要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就能在镜子里看到那些枉死的孤魂野鬼。“到时候你们问问她们凶手是谁就成。”


小林问,真的假的?


老冉先给了小二黑一脚,又给了小林一个脑崩,“真个屁啊,你一大学生还信这套!”


小林不服气,说钱学森还练气功呢。“你不去看,谁知道镜子里能看到什么?”


老冉气乐了:“你说他他X能看到什么?除了你自己还能看到什么?真是鬼迷心窍了!”


其实在那之前,林文科和冉曦都对小二黑都留了个心眼,并没说出确切的案情。但现在两人心情极坏,就说了死者身上被插着玻璃瓶子的事情。


小二黑腾地窜起来,说自己明白了!


问他明白什么了,他非要卖个关子,让老冉和小林晚上跟他去个地方。


晚上7点多,小二黑用加长林肯拉走了二人,开到三环辅路边上一个小歌厅。


林文科一向讨厌来这种地方。刚毕业时,他也和几个同学到歌厅里耍过,但他觉得大家在这谁也不说实话,没什么意思。小姐骗客人酒钱,客人和小姐吹牛X。


每次都是小林循循善诱,劝人从良,小姐们都听得入神,无比感动,连连碰杯。但转天一想,小林觉得自己是全包厢最傻X的人。


这个小歌厅处于两个行政区域之间,招牌破破烂烂,小姐们将近不惑之年。包厢里竟然是80年代流行的那种大屁股、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机。


奇怪的是,这里客人极多,各个兴高采烈。


小二黑也不解释,一直劝酒。


晚上11点多,经理装作大声呵斥陪酒大姐们不专业,用小皮鞭在大姐们身上轻轻抽。林文科刚要上去劝阻,被小二黑拉住了。


节目开始了。


几个大姐面带笑容,踩着高跟鞋站上了台,跳起了脱衣舞。嘴里还喋喋不休讲着生理卫生。


不多一会,她们拿起桌上的空啤酒瓶,齐刷刷插进身体。


林文科则感到某种东西在眼前炸裂。一瞬间他想到了惨死的女孩,恐惧、冲动,浑身直打哆嗦。他想逃出包间。


闹剧结束。经理不无自豪地说,全城有这种表演的就3家,另外两家都在郊区。


林文科和冉曦互望一眼,猛然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火光。



小林和老冉的眼神里已经装进了三个线索——激光笔、性无能,以及有“玻璃瓶表演”的歌厅。


他俩白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一到晚上就开着老冉那辆达特桑四处取证。


所里从上到下都觉得他俩有点疯癫了,天天把卖假药、小玩具的商贩往所里带,张嘴就问:“谁买了激光笔?谁经常买性药?”


一直到1996年5月,已经断断续续查了两年,案件始终没什么进展。


林文科已经有些气馁。


一天晚上,老冉拉着他爬上附近一座20层的高楼,让他往下看。


当时这个城市高楼并不多,视野开阔,楼下车水马龙,灯光闪耀,和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


老冉伸手划出一个小小的四方格,把那片胡同区套在里面。“就这么大个破地,有啥弄不明白的,早晚把这案子破了!”


小林挺感动。


很快,歌厅里一个小姐提供了新线索。


她说,曾经有个客人觉得插瓶子的表演不过瘾,非要自己上手,还说经常和别人这么玩。


这男人叫王坤,广西人,就住在胡同区附近。


他今年45岁,文质彬彬,是个外文翻译,在二环里的大公司上班,平时早出晚归。


王坤媳妇比他小20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两人结婚三年,至今没生过一男半女。


老冉细细查阅了他的绿皮“四知本”。上面显示王坤父母早亡,有个姐姐终生未婚,1984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服刑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


建档的民警在服刑原因下面直接写了三个大字——“搞破鞋”。


记录显示,两年前的夏天,派出所的一位老民警还出过王坤家的现场。


那天晚上,喝到酩酊大醉的王坤回家吃了个闭门羹,在附近一个小卖部打电话报了警。


等老民警赶到现场,王坤酒醒了一半,连连道歉说是家庭私事,不需要处理。他这么一说,本想袖手旁观的老民警来了劲儿,亮明身份后叫开了房门。


王坤年纪轻轻的老婆靠在门框上,叼着根烟,无比蔑视地看了一眼王坤,说真长本事了。


她不顾王坤的阻拦,把民警叫进屋,拉开抽屉说“警察大哥你看吧!”


狭小的空间里,堆满写着外国鸟语的“性用品”。电动的,手动的,一应俱全。“你看看我为啥不让他进家门。”


老民警憋着坏笑劝解半天,王坤被丢在一旁,脸红得要滴出血来。


这次啼笑皆非的出警记录,也被林文科记在心里——性无能,符合专家所说的杀人犯特质。


老冉和王坤没怎么见过面,但和此人的妻子很熟。


收到线索那天,两人盯着王坤走出家门,然后才扮成家访样子,找到了无业在家的王坤媳妇。


他俩原本只想套一套王坤的个人情况,顺便拿点毛巾牙刷做鉴定,却没想到找着了突破口。


王坤媳妇的脾气很臭,和周围的邻居聊不到一块,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听众诉苦,立马将婚姻生活全吐露了出来。


她说王坤这人,“正经”事儿干不成几回,成天在外面喝大酒。还说什么因为喝酒才“不行”的,整天摆弄一些小孩玩的破玩意儿。


越说她情绪越激动,拽出一个书包,把东西全倒了出来。


杂物之中,林文科的眼睛猛地抓住一处——那根形如同一颗子弹的激光笔。



“这玩意好玩,啥时候买的?”林文科问。


“忘了,买了好长时间了。他老拿这玩意往旁边公寓楼里照,就好整变态的。”王坤媳妇随意说道。


那个瞬间,一种近乎于惊惧的颤栗传遍林文科全身,这就是警察找到线索的快感。


两人偷了王坤的牙刷回去。做了血型鉴定,鉴定结果要等两个礼拜。


那段时间里,小林和老冉两个人每天只和对方说话,只说案子。


他们似乎进入了某间密室,不见光亮——或者说正在等待着王坤鉴定结果那一束强光穿射进来。



1996年6月3日,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晚,冉曦和林文科在单位值班。俩人从冰箱里一人拿了两瓶凉啤酒,漫不经心地就着小菜细细啜饮,看着电视剧。


就在这时,老冉的大哥大响了。他短暂说了两句,把大哥大一扔,紧紧握住林文科的手。


小林能感觉到那掌心的炙热。


“血型对上了!就是王坤那傻X!”


万分激动之下,他们没去拿车钥匙,而是就近开上了值班用的载人铃木摩托车。


这辆铃木摩托车的车型和二战时的三蹦子一样,有个副驾驶,但只能搭乘两个人。他俩谁也没想着,呆会儿还得把王坤押回来。


于是,小胡同内,就有了这辆怪异的摩托车一路穿越狂奔的情形。


两人闯到王坤家里,发现对方还没回家,也没搭理一脸惊恐的王坤老婆,就守在门口抽烟。


晚上十点多,烟抽掉半盒,戴着深色墨镜,穿着黑风衣,分头油亮的男人回来了。这个醉醺醺的男人,正是王坤。


“你们干什么的?”王坤看到两人很惊讶,但戴上手铐时,这人没再说话。


回所的路上,冉曦开车,王坤坐进副驾驶。


林文科用一个高难度动作握着扶手,屁股坐在王坤身上。


王坤大喊着难受,再一禁风吹,吐了林文科整个后背。林文科想也没想,回头就是一肘子。


那天所里值班的只有4名民警,他们站在走廊里,讯问室外。


林文科感觉到自己可能发烧了,要不然就是兴奋过度,两条腿不住打晃。


走进讯问室,王坤却一直在笑。


他站起身来,主动和民警握手,那双手很干燥。这人彬彬有礼,声音动听,吐字清晰,笑起来让人毫无戒心。


“你们肯定是弄错人了,我是个翻译官,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跟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你姐呢?”


“我姐回老家了。不是,警官,我能问问我怎么了吗?


“一会肯定告诉你,现在是我们问你。”


“你们有手续吗,凭什么把我带到这来?”


林文科跑到所长办公室,扯下5张盖好章的空白传唤证,当着王坤的面填。


“不是,我到底怎么了,能告诉我吗?我是干了什么好事了?


老冉听到这,把手里的笔甩到了他脸上。


王坤惊讶地张开大嘴,像是平生第一次被人揍。


小林能感受到,王坤彬彬有礼的傲慢和刻意的坦诚激怒了冉曦。90年代,真没有敢跟警察这么说话的。


冉曦的语言愈发激烈,问题渐渐聚拢在王坤的性生活上。


王坤很烦躁,一直在抖腿。他承认和媳妇感情不和,很长时间没行房事,所以经常出外喝酒。


“你是不行啊,还是不愿意啊?”老冉兴致勃勃地盘起了腿。


讯问室的空气愈发紧张。


突然,王坤又笑了,他冲冉曦摆了摆手,意思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老冉说你就在那讲,我能听见。


王坤拿着手铐在铁椅子上砸了两下,一字一句地说:“我操你妈了个X!”


冉曦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一眼林文科。


林文科起身,一把拉着王坤走进真相之屋。


这是林文科第一次动手。他的感觉就像是灵魂飘到了空中,能在从别人的视角查看到这一切。


没多久,他和王坤都喘着粗气,动弹不得了。


老冉拿出现场死去女孩的照片,摆在地上,一字排开。


王坤在地面上翻了个身,艰难地瞟了一眼照片,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对着死亡现场的照片大笑,笑得身体扭曲了过来,“行行行,我明白了,不就让我承认是我干的吗?”


俩警察生怕没完没了地来回折腾,都没打算回办公室,就拿着手电筒,在台球桌上记下了笔录。


足足十几篇,耗费3个多小时。


王坤虽然大头朝下,吊在房顶,但供述地巨细靡遗,说出了很多诸如激光笔,还有碰到骑自行车的大妈的细节。


冉曦很不耐烦,嫌林文科笔录做得太慢,就抢过来自己记录。他问出了如下问题:


你是不是割断女孩的喉咙之后,又把她的尸体扔到自来水井里?


你是先把人扔到井里才把瓶子插进去,还是先插了瓶子?


问题很长,他把答案藏在其中,等嫌犯自己上钩。


王坤的回答很简短,是或否。


记完笔录,冉曦看了一眼,让王坤签字。


王坤拿起笔,迅速在笔录结尾添上一句——


“以上笔录我看过,和你说的相符”。


林文科狠狠踹向王坤的屁股,“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王坤对他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大大方方说道:“没错啊!就是和你说的相符啊!”



“这点破事!十里八村谁不知道?不都是你俩自己传出去的吗!”王坤接着大吼。


林文科脑中轰然作响。侦破初期,在探查方向还是外地人的时候,冉曦的确和很多人说过这些事。


王坤说,就是邻居聊天的时候告诉了他媳妇,媳妇又告诉了他。


小林又要开打,被老冉拦住。两人决定核实一下王坤说的话


他们带着王坤和其他嫌疑人的照片,找到了那个死里逃生的女职工王菁。


两个人凌晨3点闯进院子,惊动了护院的狗。王菁父亲拿着镐把就冲了出来,看到是警察,他谦恭地笑着,镐把放下了一半。


拉开床头灯,王菁从睡梦中惊醒,她拿着10张照片挨张看了看,手指在上面飘来飘去。


她从第一张开始就游移不定,咬着嘴唇,犯了难似的看着林文科。


林文科着急了,让她好好看看。女孩有点受到惊吓,把脸深深藏在睡衣里。


她的父亲明明没见过凶手,也贴着墙根凑过来,恨铁不成钢似的说道:“你倒是仔细给我看看啊!”


“得了,我给你省点事”,老冉拿走了五张,让女孩接着辨认。


剩下的照片依次是收废品的老头,卖书摊的同性恋,两个偷井盖的小崽子,还有,王坤。


“这张有点像。”女孩指向偷井盖的小宝,看向林文科。


林文科意识到自己轻轻晃了晃脑袋。


“那是这个吧!”女孩终于点在了王坤的照片上。


林文科不自觉地点头。


“就这个。”女孩肯定的说,斜眼看了一眼她爸。


“你确认是他吗?”冉曦眯起眼睛问。


“就是他!错不了!”


俩人又来到王坤家,找到了他媳妇。鉴于两人刚刚带走了她老公,双方警民友好的关系已经破碎。


他媳妇远远坐在床的最里边,瞪着眼睛,对所有民警提出的问题都持反对意见。


“你最近有没有和你老公说过案件的事?”


“没有。”


“那你老公知不知道这事?”


“应该不知道。”


“你和邻居聊没聊过这事?”


“没有!”


天蒙蒙发亮的时候,冉曦和林文科赶回派出所,却发现所长已经解开了王坤的绳子,俩人坐在办公室里正聊天呢。


“你们俩有病是吧!”所长把他们叫到水房,用手指头点着他们的鼻子。


“你们有什么证据就把人家一个好好的翻译弄回来了!”


无论两人如何解释,所长就觉得他们是疯了,要他俩立刻进办公室给人道歉。


冉曦扭身走了。


林文科发了狠,笑着跟所长说:“一切责任由你承担。”


他走进办公室,弯下腰,咧着大嘴说:“对不起!”


王坤赶忙站起身来,说我是有罪的人,两位警官是为民除害,千万别说对不起。


王坤眼神里全是恨意。


这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林文科想起家乡草原上,被捕兽夹夹断了腿的独狼。要知道,只要有机会,这畜生一定会上来咬你一口。


王坤刚跨出大门,林文科就追上去。


小林想也不想就学着“胡同杀手”的动作,用胳膊勒住王坤脖子,贴在他耳边说——


“我不管是不是你,只要再发一起,我就一定去你家抓你。”


说完,林文科冲进所长办公室,把签了字的那十几篇笔录撕得粉碎。


黄色的办公桌上,散落片片雪白。



俩人和王坤的宿怨仍未结束。


王坤离开后的一个多月后。已经迁走了一半以上人口的胡同区再发大案。


1996年7月18日,晚上7点多,一个19岁的女孩的尸体在公共厕所被发现。


犯罪嫌疑人用手将女孩勒晕后,掏出她的小肠和部分腹膜,鲜血和粪便浸满了过道。


发案地点就在公共厕所,厕所三面环墙,陷在“u”字型之中。


第一个出现场的民警,把警车堵在了U字口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挡在外面。


林文科从技术队手里拿过巨型探照灯,往群众脸上扫过去,惊惧、嬉笑、愤怒、嘲讽,各种表情在他眼前一闪而过。队伍呼啦一下散了。


期间,巨型探照灯扫过一个人身上——小梅烧饼店的老板刘浩。


他半跨着自行车斜斜地站着,长脸向下耷拉着,脸色比死人还差。


死去女孩的尸体很快被拉走了。冉曦和林文科在茅坑里发现了痕迹,秽物中那红色的一角,像是挂着家门钥匙的那种红绳。


技术队民警正在犯难,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冉曦和林文科上前,趴在地上,使劲扒拉着屎和尿,脸色阴沉而绝望。最后发现,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块,像是从裤腿上扯下来的。


晚上11点多,在派出所院子里,冉曦叫物业拿着水管子往两人身上滋水,想冲掉那些屎尿。


伴随着恶臭和沮丧,一老一小两个警察在冷水里哆嗦着。


晚上,林文科睡在值班室,枕下放着一把“大五四”。枪身上拴着一根红绳,另一端绑在他手腕上,防止丢枪。


他怎么也睡不着觉,腾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来,回到办公室,发现老冉也没睡。


小林一边看着老冉,一边把五四插入枪套,跨在身上。


当时公安局的准则是枪弹分离,但林文科正在往枪里装配子弹。


冉曦全程目睹,一个字儿没说,去拿达特桑车钥匙了。


达特桑停在王坤家门口,林文科趴在门上听了半天。


老冉对准木门栓,一脚踹门,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门开了一条缝,里边露出王坤老婆的一只眼睛与高声咒骂。


几乎是同时,平房侧面闪出一条黑影。王坤穿着条小短裤,脚踩大皮靴从窗子跳了出去。


小林老冉紧跟其后,伴随着坑坑洼洼,不时调整步伐。


王坤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喊:“真不是我!真不是我。”


老冉努力根据步伐调整着呼吸,“那你跑你妈了个X!”


小林一声不响,卖力追。


王坤骑上一条矮墙,左右摇晃保持平衡,再蹦上和矮墙垂直的高墙。


他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他一边哭,一边跳上房顶。


小林和老冉没敢爬上去。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真不是我干的!你们要弄死我才甘心吗?”


王坤绝望的哭喊。他光着身子,在摇摇欲坠的瓦片上“跳舞”。


小林冷静了一些,说:你和我们回去,把事说清楚就行!


王坤从胸腔里吼出一嗓子。他拿起屋顶的瓦片,冲两个人乱砸下去。


林文科本能地掏出枪,用枪口指着王坤。



手指贴在扳机上,他感觉浑身的血液倒灌回心脏,汗毛直竖。


“砰”


五四手枪的声音大到什么也听不见,只能感觉到耳膜一阵剧烈的震动。下一秒,枪掉了下来,砸在地面上,沉甸甸的。


至今仍然没人说得清,那一枪到底是怎么开出去的。


“砰!”


随着一声枪响,王坤脚下打滑,从房顶滚了下来。


林文科呆愣地看着眼前景象,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


下一秒,枪掉下来,砸在地面上,沉甸甸的。


王坤摔断了一条腿。


很快,分局督察赶来,带走了林文科。小林成了被审查的对象。


老冉在督察的询问笔录中称:小林并没有想开枪,是王坤扔的瓦片砸到握抢的手,枪走火了。


最迷糊的是林文科自己。


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被带进一个封闭的小黑屋——一张床、一个坐便和摞在地上的几本办案规章制度。


在小黑屋门口,小林看见一个老民警看守,才明白过来——自己被关禁闭了。


值班的女督察提着台灯进来,语气温柔,说要给小林做笔录。


林文科老老实实将事件经过讲了出来。他只想抓住一个杀人的嫌疑犯,压根没想开枪,至于扳机是怎么扣下的,他真的想不起来。


女督察一直在捂着嘴偷笑,好像是说,这个小老弟挺鬼的。小林摸不着头脑,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真话。


林文科的手确实被瓦片砸了。但他说不清扣下扳机前0.1秒的想法,反正没有瞄着王坤打就是了。


警察内部流传着一句话——手枪这东西特别邪门,打靶不准,打人准得很。


有两个巡警上二楼抓人。师父先上去了,徒弟学着香港电影,枪口冲上,上台阶打了个趔趄,手一抖,把师父爆头了。


林文科这时才回过味来,还没审呢,假如王坤死了,这事谁能说清楚?


有没有一点点可能,王坤是冤枉的呢?


小林被自己这两个想法瞬间惊到了。


这时,副局长也过来了,他自带一把小板凳,看着笔录,安慰了林文科半天,最后留下一句话:检察院的同志就到,注意遣词用句。


老局长说完把笔录递了过来,又像菩提老祖似的,轻轻拍了小林后脑勺三下:签字之前,你好好看看这份笔录,一会别再变了。


签字时,老局长还状似亲热地把手搭在小林手腕上——这是因为怕林文科用笔尖伤人或者伤己。


小林嘴里发苦,这都是他以前对嫌疑人做的。


两个小时以后,检察院的两个同志来到现场。


其中一个“大饼脸”满身的酒气,进门居然先凑到林文科身边闻了闻,说你喝酒了吗?


关押已久的林文科怒火中烧,更凑近一步,“您是来请我喝酒的吗?”


另一个同志摆弄着身上的纽扣,笑了。


林文科是那种轻易不表露情绪,一旦失控就不想后果的人。


两个检察官提问,小林想也不想,全凭直觉,都是愤怼。


“枪支管理条例你遵守了吗?”


“我刚来的,没持枪证呢。不知道条例。”


“上了保险吗?”


“没上。”


“你鸣枪示警了吗?”


“我开的那一枪就是鸣枪示警。”


检察官语速越来越快,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林文科的对抗情绪。


小林迟疑了一下。


他突然想起开枪瞬间,王坤绝望而痛恨的表情,还有疯狂扔瓦片的动作。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王坤一定想用瓦片砸死自己。


问完笔录,两个检察官表情柔和许多,就像警察抓人后,面对一个什么都撂的傻X的那种歉意。林文科心里有点后悔。


检察官离开时,打开房门,外面照进熹微的晨光。分局里的人都已经上班了,清洁大姐开始打扫卫生。


小林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这个世界,这个警局,这个胡同,少了自己根本没有区别。


在小黑屋的那几天,小林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用小半截铅笔——铅笔被掰成两半,橡皮被拆掉,防止自杀——抄写各种警察条例。


小林如坐针毡,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种焦虑会把人折磨到想撞墙。


这时候,如果有人逼他承认自己是刘珂案的凶手,他都会承认。


小林想到了同样不见光的“真相之屋”。


他突然想,黑暗中其实不会有真相,因为人没有选择。



整整七天,林文科的吃喝拉撒都在禁闭室。


现在,门被打开了。


他即将迎来自己最害怕的时刻。


民警同事陌生了,他们早早得到消息,借故远远地看着他,指指点点。


分局会议室内,几名领导宣布对小林的处分决定:检察院决定不予立案,党内记大过一次,离开一线执法部门,到警务保障部工作。


讽刺的是,他在警务保障部的工作正是验枪和保养枪支。


“顺便学习一下枪支管理条例。”所长愤愤地对他说。


小林这一声枪响,确实让派出所全体同志倒了大霉。


检察院到派出所搜查验枪,所有人配合工作,五天没回家。原本十把枪都放在抽屉,结果竟然少了一把!政委心脏病犯了一回。最后才在废弃桌子里找到了这把枪。


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小林的师父冉曦。他被调到警犬队,独自一人和几条狗为伴。


医院那头的王坤,则被彻底吓破了胆。


“这特么是来灭口了!”只要听说督察来慰问,他就会拿起拐棍往外跑。


据护士说,每次有穿制服的过来看望后,王坤都要偷偷哭上几天。


小林后来才知道,两个月后,王坤的申请被批准,移民去了美国。


小林的病并不比王坤轻。


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惧怕床底看不到的空间,以至于常年开着大灯,躺在沙发上,彻夜无眠。


他说,自己经常会在梦里见到被害的女孩,四肢不全,遍体鳞伤。


经过朋友介绍,他找到了一位当时稀有的心理医生。那是个30岁出头的女医生。


女医生让他躺在椅子上,想象进入一个地下室。


林文科闭眼,慢慢说:地下室里杂乱堆放着枪、玻璃瓶子和大箱子。“不太宽,但是很长的木箱子。”


他不敢打开箱子,他怕里面有鬼。


女医生让他集中精神,想象鬼是什么样子。


他说那鬼一会是男人,一会是女人。那个鬼阴笑着要吃掉他,然后借尸还魂。


女人问他是否愿意被鬼吃掉。


他说“愿意”。


鬼转身走了。


就在小林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同时,拖延数年的居民区拆迁工程彻底完工。


这两年里,胡同一起命案都没有发生。


这天,林文科和冉曦在胡同附近约了一场大酒,从中午喝到晚上。


两人醉醺醺地来到居民区,望着围得严严实实的蓝色锡墙,高高的吊车和陌生的工人。


等了好久,才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老黄。


他是这里十几年的老街坊,也是当初坚决不肯拆迁离开的人之一。


老黄的右眼得了白内障,好像蒙着一层云雾。他用剩下的左眼,痴痴盯着墙上的通知,上面列着一串不复存在的胡同名儿。


他猛一回头,看到林文科和冉曦,这两人正傻愣愣地盯着自己。


“你俩怎么到这来了?”他赶忙递过去一包烟。


小林蹲在地上,泣不成声。


哭了半晌,他一抬头,看到老冉扶着墙根,老泪纵横。



2001年,老冉住院。肺癌。


退休那几年,老冉在潘家园附近开了个古董店,平常与林文科联系很少,大多都是电话。


林文科在医院里见了老冉最后一面。


老冉整个人变得又小又老,像只刚出生的雏鸟。他见到谁都一脸哀求,似乎在恳请别人帮助他留下。


“你说那胡同杀手,这时候是不是也死了?”老冉笑着对林文科说。


林文科转过身去,感觉肚子里有东西搅成一团。


这么多年来,林文科知道,警察有很多种,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手中的权力。


有的警察,愿意对着涉案人员滔滔不绝,像老师。还有的一心走仕途,掌管其他警察的命运。也有的,就愿意下班和左邻右里喝点小酒,处处关系,办事儿占点便宜。


老冉是哪一种呢?


林文科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太爱玩儿,就像个大孩子。


他记得有一天,自己跟着老冉抓了个吸毒的嫌疑人。上完背铐,嫌疑人非要去一趟厕所。


洗手间惨白的灯光下,嫌疑人胳膊上凹凸不平的针眼、烂疮暴露无遗。小林心中畏惧。


老冉则一脸严肃,拉下嫌疑人的裤门拉链,叫小林拿起嫌疑人的下体,帮他尿。


小林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却一时愣在原地。冉曦解释道,这孙子可是吸粉的,绝对不能松铐。


嫌疑人已经憋到不行,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小林。


小林咬咬牙,把手伸出去。这时,冉曦就笑着突然把背铐转成前铐,让嫌疑人自己动手尿。“你们外地人可真实在。”


冉曦就是这样,爱喝爱玩,但除了香香嘴巴,他好像从没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要说有,也是他靠本事挣的。



当时,民警每个月有110元的奖金。所有人的奖金都放在一口大铁锅里,盖着锅盖。


每逮捕一个嫌犯,你的月奖金就在110元之外再加10元。如果你没抓人,这奖金就发给那些抓到人的民警。要是别的警区抓了很多人,而你一个都没抓,很可能一分钱奖金都得不到。


老冉根本不用自己出手。他辖区里那些流氓、居委会大妈们群情激奋,经常一大早,就骑着三轮车,将小贼连同赃物绑在一块送过来。


老冉辖区内的单位也给了他很大支持,甚至将1990年亚运会时发放的蓝鸟捐献给派出所使用。


别的派出所顶多一辆松花江,一辆蓝鸟,一辆载人摩托车。而老冉这里,一个警区就有4辆蓝鸟。根本不用骑自行车出现场。


这些成绩当然也是老冉喝酒喝出来的。


拿办案来说。那个时代技术支持很少,看指纹都是把底片放在无影灯下面,用放大镜一片片的看。只能口供为王。


老冉也不例外,他办过大案子,也错抓过人,经常手撕十几张传唤证,带嫌犯进去问上几天几夜。嫌疑人不睡,他也不睡。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把青春留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老警察。


老冉去世前的几个礼拜,医院同意他停止治疗,回家待着。


他儿子提出要去公安局工作。老冉没同意。孩子偷偷去当了辅警。


老冉在病床上大发雷霆,后来勉强答应,但希望儿子要尽快努力,通过公务员考试,“你要当就当真警察!”


没想到儿子看了两天书,又嫌考公务员太难。


那天老冉从儿子手里抢过教材,说要好好看看这玩意儿有多难,结果勉强看了几页,就头晕脑胀,呕吐。


2001年6月9日,冉曦去世。弥留之际,床头还摆着这一本公务员考试教材。


参加葬礼前,林文科一直想给老冉写点东西,他在办公室“加班”,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怎么也不满意。


他站起身,走到柜子前,面对着95年和老冉在五台山的合影发呆。


葬礼当天,林文科和老冉的子女一起,庄重地把骨灰盒放进坟地。


一块下葬的,还有冉曦最爱的手串、核桃,完整的一套89式警服,包括那条拆掉红裤线的警裤,作为买路钱的七枚硬币。


林文科最后看了眼骨灰盒,上面是老冉在96年拍摄的一寸照片。


当年还在追捕胡同凶手的老冉,此时正在相框里对他微笑。


照片入土的一瞬间,时年31岁的林文科,感觉自己也跟着死去了一点点。



老冉走了的一段时间,小林像是认定了王坤就是凶手。他总是念叨一句话:咱们也算是把这个祸害送给资本主义,祸害美国人去吧!


刑警队警务保障室里,只有那些金鱼陪着小林擦枪。


擦着擦着,小林就变成了老林。


背地里,老林开始经常上网,警务系统里的命案,他反复地看。


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挂着一张破旧的98版地图,上面正是当年拆迁前的老胡同区。当然没有一个管后勤的老警察这样。


很多人都说,老林对曾经老冉那帮曾经的哥们儿特别好。身上那个劲也越来越像。原本一口内蒙口音,现在张嘴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


老林和当年的老冉一样,爱上了喝大酒。


每次喝都喝多,每次喝多都哭,每次哭都说:是自己的师傅把自己害了。


直到现在,老林也没结婚。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颁布了五条禁令,对民警的酒,车,枪,赌等问题进行严查。同年3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在此之前,“小二黑”,“疯僧”等涉黑人员相继被抓。


从那一声枪响之后,小林和老冉两人等了五年。之后老林一个人等,等到第七个年头都过来了。


2007年5月19日傍晚六点,北郊某居民楼附近。


一个23岁的大学女生从同学家里出来,手机没电了,她准备用IC卡给家里打个电话。


街道空空,一片沉寂。


半包围结构的电话亭里,女大学生聊得太过投入,以至于让她几乎忽略了身后。


突然,就在她的斜后方,突然冒出一个老头。他穿着破旧的中山装,没发出半点声音。


女大学生机警地扔下话筒,跑到电话亭另一侧。


老头紧随其后,追着女孩要问路。


两人围绕着电话亭,玩起了“老鹰捉小鸡”。


老头眼见追不上,发出怪笑,然后隔层玻璃,对女孩吐了口浓痰,留下一片污迹,恋恋不舍地走了。


老头走了一段路,忽然回头张望,表情颇为惋惜。


警车很快赶到现场。年轻民警觉得报警的女大学生很矫情,“连身体都没碰到算什么犯罪呢?”


女孩是个学法的,她执意让技术队提取老头吐出的浓痰比对DNA库,并要求告知比对结果。男民警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3天后,技术队队长惊了。


这老头的DNA鉴定结果,比中了横跨94年到96年的两起命案!检材来源于被害人的指甲缝,不可能受到污染。


5月26日,晚6点,二十多个警察堵在嫌疑人家门口。


敲门无人应答,门里传出几声狗叫,很快狗就被捂住了嘴巴。


警察们采取了一贯破门而入的方式,用撬棍破坏了锁芯。


拿着手枪的同事跑在前面,大家冲了进去。


屋内空无一人。突然,卧室的衣柜里泄露出几声狗叫。


民警打开衣柜,现年61岁的嫌犯正捂着狗嘴,躲在一角。


被抓到的他没有恐惧,反而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嘿嘿乐了两声,转而又板起脸。



“敲门没听见啊,你特么躲这我们就找不着你了是吗?”


“我害怕。”


“说了警察找人你没听见啊,你还能躲到哪去啊?”


“你们这不是找到了吗?别生气!”老头的样子很奇怪,像屈服,又像是早有预想,自认倒霉了。


民警和他聊了一会儿,提到94年发案的胡同区。


“你们抓到我了。”老头沙哑地对民警说。


“你是谁啊?”民警问。


“胡同杀手。”



第二天,2007年5月27日下午14时。


当年的小林,如今的老林穿过那个一半水泥篮球场,一半几辆破车的刑警队后院,来到“三室”门口。


推开门。


他惊讶到无以复加。


眼前苍老的面孔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他翻遍脑海也想不到对方的名字。


“小梅呢?”老林竟然脱口而出这句。


小梅烧饼店的老板刘浩坐在铁椅子上,对着林文科微笑点头,表情有点羞赧,看得出他先认出了老林。


层层叠叠的镜头浮现在林文科的脑海——


刘浩总是骑着破自行车在现场对警察指指点点。


这个气愤的群众代表,曾给他端来夹着玻璃玻璃碴子烧饼。


作为孩子父亲的他从不愿相信女儿只是离家出走,张嘴就是“那狗操的死了。”


来派出所信访的时候,刘浩永远走在群众的最前面。


这个男人曾对他伸出3根手指,又变回4根,示意胡同凶案并非3起,应该再加上一起。


但是,这不合常理。


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中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只针对女性,只扎、只杀,不抢、不奸。


这些特点让当年的民警们提出种种假设——作案人有生理缺陷,或者曾经受到过女人的背叛,甚至因为嫖娼染上性病。


但上述条件,刘浩不具备任何一项。


拆迁之后,刘浩一家搬到北郊的居民楼。


按照邻居的说法,刘浩家庭和睦,整天笑眯眯的,对妻子,对孩子都很好。


况且他除了喝点小酒,不吸毒,不赌博,既不是前科人员,也不可能是性无能。


老林拒绝了队长让他一块讯问的要求,只是和刘浩聊了几句,就走出“三室”。


那几天,他不但尽量避免和刘浩接触,还对刘浩特别照顾。


他小心翼翼,特地给刘浩披了一条大棉被(防止嫌犯拿头撞墙),还好饭好烟供着,唠唠叨叨之间甚至对此人究竟是不是嫌犯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老林,真的老了吗?



凌晨,重案队开会。


支队长坐中间,队长副队长挨着一头坐着,年轻侦查员们分列两侧。


老林端着一个破茶缸子,畏畏缩缩地坐在角落里,听大家探讨他20多岁那几年,人生中办理的最后一起刑事案件。


一个年轻民警说要和各区县串并案件,深挖余罪。


没等支队长说话,老林就毫无预兆地发言,大意是要谨慎,“现在嫌疑人都还没撂呢!”


年轻民警皮笑肉不笑地提到了DNA证据。


“那东西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可能会错。”老林说。


民警们都把老林的话当成了抬杠,轻松地笑了。副队长说除非他有个双胞胎兄弟,还得是同卵双生。


老林左右看看,也跟着笑了,端起茶缸子挡住嘴。


第二天一大早,老林出现在四楼DNA鉴定室。在刑警大楼工作了十几年,这是第一次来。


DNA鉴定师详细向他讲解了相关的知识。90年代,法医只能根据检材鉴定出血型,而且一个检材的成本在几千元,时间要几个礼拜。


不过当时大家已经知道,美国可以根据DNA得出准确结论,所以负责任的法医会精心保护好检材,留待后人鉴别。


十年后的今天,做一个检材鉴定成本只要一百多块,10小时足够。准确率99.99%以上。


老林点点头,管鉴定师要了本技术方面的书,嘴里嘟囔着:“还是得看口供,毕竟不是百分之百呀。”


另一头的刘浩,虽然被捕时流露出供述的苗头,可一到公安局,表现极为镇定,立刻矢口否认。


刑警总队专门对他测谎,共计56道题。


头一遍测下来,尽管刘浩对涉案情节一概回答不知道,但还是露出一些端倪。


在一些作案细节的题目上,他的心理出现了较大的反应,尤其是在这几个问题上出现了高分值——“作案人是一共捅了4刀吗?”“作案人员捅人用的是大号水果刀吗?”


作案动机问题上,他在寻求刺激、女人可恨和社会不公平的题目中均有反应,说明动机比较复杂。


眼见测试人员越来越笃定的脸色,刘浩小动作不断,一被问和案件细节有关的内容,他不是要喝水,就是要上厕所。


刘浩的心理防线接近崩溃,但依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刺激源到底是什么呢?


5月28日,林文科猛地想到一个关键人物,他还没找过!


刘浩的女儿——那个“失踪”的女孩刘畅。


民警们经过户籍搜索,“失踪”10几年的刘畅照片很快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当年学校里的消息是真的,她确实和一个中专男生私奔了,并跟随男孩远嫁到山西太原。


2001年她带着孩子离了婚,嫁给一名医生,并更改姓氏,现在叫郑畅。


侦查员连夜赶到山西,来到刘畅家门口。


刘畅给民警们吃了一个闭门羹,“我改姓是有原因的。”


不知过了多久,她隔着房门对民警们说:“刘浩死了吗?!”



经过一番苦劝,刘畅终于打开门,滔滔不绝说起自己远离北京的原因,坦率地让民警们有点不好意思。


她在小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刘浩还是很好的。


多年后,她还记得刘浩大冬天带她趴在河面的冰层上玩,堆雪房子,透过冰窟窿眼看鱼。


直到小学6年纪时,她“来事了”。


母亲拿着她的裤子告知父亲。她躲在房子里没敢出门,听到父亲说了一句脏话。


从此,父亲开始疏远她,一边躲着她,一边又无处不在的盯住她。


刘浩很聪明,能够轻易猜到别人在想什么。


初中二年级,她装作写作业的样子,给一个小混混写了封下流的情书。信写好之后,她随手撕掉就睡了。


刘浩从垃圾桶里找出碎纸片,粘在一起,随即开始骂她是个贱货。纸片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别成天把X字挂嘴上,吹牛X,有种咱们真X一回。”


上了高中,她虽然学习成绩出众,却是有名的坏女孩,和混混谈起了恋爱。


但她未同意混混碰她的身子,作为女孩,要比男孩成熟得更早。


刘畅早就知道,父母房间深夜传出的声音是什么。只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结肠炎,她就再没听过那种声音了。


后来,她恋爱的消息传了出去。


刘浩牢牢地紧住女儿,跟着上下学,甚至还偷偷检查她内衣裤上有无异常气味。刘浩成天拐弯抹角地问她是不是处女,还建议母亲来查探刘畅的私处。


刘畅察觉到了刘浩的不正常。


晚上下学回家,刘浩常会借着酒劲,质问她有没守身如玉,“现在这年头,是不是你这个岁数的都没有处女了?”


1993年,就在居民小区附近,发生了第一起女孩被杀命案。


从那天起,她父亲就神神叨叨,像警察一样研究现场,分析案情。还和刘畅说,轻易别晚回家,晚自习也别去了,“容易出大事。”


刘畅照常上晚自习,由男友送回家。


一天晚上,两人在胡同口热烈的接吻,男孩忘情地抚摸她,她回过神来,和男友分手。转身就看到了刘浩那张阴沉的脸。


刘浩说要骑自行车带她出去唠唠。刘畅心一横,坐在后座上就跟着父亲去了。


漆黑的夜晚,父亲把她拉到附近发生命案的地方。


自行车绕着那片老平房不停地转悠。


刘浩聊起那一起命案——社会上想找年轻女孩的人太多了,如果不好好保护自己,就会被杀掉,下体插进异物来羞辱。


刘浩说了太多的细节,好像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凶案一样。


刘畅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声音低沉,有力,语言连贯,情绪很平静。


想起死在脚下的女孩,她怕的要死,又不敢叫出声来,紧紧揪着刘浩的衣服。


终于,她跳车,一路跑回家,扑到母亲的怀里哭诉。母亲微微叹了口气:“你爸都是为了你好。”


她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了。


那年冬天,刘畅跟男友去了山西,临走前留下一张纸条,里边称呼自己的父亲为“那个人”——


对不起妈妈,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和二牛(弟弟),你能忍受他那么多年,我忍不了,我得离那个人远点。拿走了您几件东西,但以后上大学的钱都省下来了。等到您老了我一定回来照顾您。


刘畅告诉民警,她第一次离婚时,曾经想过带儿子回家,但是一想到父亲翻看她内衣裤的样子,就恶心。


远去山西以后,她给家里打过几回电话,听出是刘浩她就挂断,听到母亲的声音,她眼泪直往下掉也不敢说话。


她就怕被自己的父亲刘浩找到。



审讯室里,刘浩依旧不认罪。


即使审讯人员老猫再有经验,只要一提命案,刘浩就会立刻特别敏感,一字一句地找茬,抗拒心理很严重。


监管人员说,刘浩在拘留所撒尿都要叫男警察转过身去,洗澡也不肯脱裤衩。


老猫顺着他聊了两句,说这要是把你老刘冤枉了,你家人不“窜儿”了?


刘浩立刻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操,那是。虽然咱没杀人,但谁敢冤枉我,我还真就上他们家门口堵着他去。”


“堵他们家门口干嘛啊?”


“那我就真扎个人给他看看!”


没想到,刘浩开始恶狠狠地口吐脏话,一长串,打不住——敏感、暴躁,一触即怒,像是变了个人。


老猫就此使用了反向思维,专门损他不像个老爷们,不敢动手杀人。


一激再激,审讯的第五天,刘浩终于撂了。


平日不爱说话的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连说带比划,似乎憋了一肚子不吐不快。讲到某些情节时,他甚至激动到呛住自己。


老猫吃准了他的特点,不断“鼓励他”:你看你多牛X,这么多年,这么多警察找你,愣是没人发现你。


刘浩高兴坏了:“你们警察主要是思路太狭窄。我天天在你们眼皮底下晃悠,还骂你们不行,找不到我们家那狗操的(他女儿),但谁能想到是我干的呢?”


据刘浩说,他第一次作案时,已经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


作案当天,他媳妇结肠炎犯了,赶去医院看病。回到家里,他又因为恋爱的事儿管教了女儿一番。


女儿狠狠顶嘴,然后再一次离家出走。


刘浩喝多了酒,害怕女儿出事,就拿着一把大号水果刀走出门,想象有个强奸杀人犯正在附近游荡,跟在自己女儿身后,他心理既紧张又激动。


他踉踉跄跄地走了一段,正好碰上一个“气质挺好”的女孩。


女孩走在前面,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他张望四下无人,想也没想,冲上前一刀扎了过去。“我就想给周围邻居们一个警告,这个社会不好,附近有坏人,女孩千万别大晚上出门。”


刘浩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睡得很香。


至于为什么要侮辱女性的私处,他的回答颇为矛盾,一会说“忘了为什么了”,一会说“听说变态都这么干,想看看警察咋说。”


在那之后,他时常告诫女儿,千万不可晚归。结果女儿直接远走他乡。“我就当她死了。”


刘浩说,后来,每当心烦意乱时,就会大晚上换上深色衣服出门,挑选那些身材姣好的女孩,跟在身后。


如果恰巧“赶上了步点“,没被发现,他就伺机下手。


审讯过程中,民警们还套出了发生在外区的一起案件。2001年9月30日凌晨,他劫持了一个“挺大岁数还扎马尾辫的”,穿着校服的女孩。


他持刀逼迫对方上了铁道桥,质问女孩是不是处女,每当得到肯定回答,他就狠狠扇对方一耳光,最后逼着女孩跳了下去。当时案件并未作为凶杀案处理。


刘浩的克制能力很强。


自从搬出胡同区,刘浩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没有做案。因为四处都是监控。


有一回,他看到一个高挑漂亮的小女孩走在前面,“特有气质,肯定是学舞蹈的。”


他觉得“心里慌,要控制不住了。特想问问她是不是处女,然后看看她下面,如果敢反抗就下刀。”


最后刘浩的疏导办法是赶紧回家,用橡皮泥给孙子捏了个大大的女性下体,然后就去冲凉水澡。他说自己一度戒酒,就是怕控制不住。


表面上,刘浩人缘极好,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说假话。


据妻子小梅说,刘浩经常找邻居打牌,一晚上能输好几百——因为他牌品太好,别人合起伙来耍他都看不出来,又从来不赖账,输多少钱也不红脸。


他平时和妻子更是无话不说。娘家人都说,刘浩这样的实诚人太难找。


与此同时,刘浩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极其在意自己的名声。讯问过程中,他因为之前的撒谎,一时下不来台阶,还挺不好意思。


当然也可以说,他藏的太深。


在刘浩心目中,诚信和尊严也许只是一项长期投资,作用就是能让身边人相信他的弥天大谎。


他对民警们说了很多。


9岁时,他相依为命的姥爷捕鱼淹死,粗心的大人把他和姥爷锁在棺材铺一整晚。第二天开门时,发现他和姥爷躺在棺材里,一老一小安详地“睡着。”


也许就从那时起,他对于生、死就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认识。


刘浩并非没有感情,但他不相信身边的人也有感情。


他把家庭成员当成木偶,必须受他操控。他的痛、哭和笑,都是为了操控。


只有那个成功摆脱他控制的女儿,才让他感受到了无力和愤怒。


第一次作案,他慌里慌张弄了一身血,一回家就匆匆忙忙洗衣服。


老婆问怎么回事,他说喝汽水撒了一身。老婆只是埋怨刘浩别偷吃甜食,以免得上糖尿病。


审讯结束时,刘浩对民警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是希望见女儿一面。他嘴里絮叨着想念自己的女儿。


一旁林文科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老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别人家的女儿就不是女儿吗!”


刘浩沉默地低头,跪在地上,一言不发。



这场横跨13年的命案,终于破了。


破案报告被装订在崭新的封皮之下,连同15本落满灰尘的卷宗,一起移交到了检察院。


可是林文科仍然有几个遗憾。破案后,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联系远在国外的王坤,但那里的华人成千上万,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冉曦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01年,他再没机会知晓“胡同杀手”的真相。


老冉背负着自己两个“那一起”走了。小林的“那一起”能放下了吗?


庆功宴上,戒酒多年的林文科来了个三中全会,啤的、白的、红的,每样都喝了不少,吐了一裤腿。


他对年轻的侦查员们哈哈大笑:“没有你们的林哥,案子破不了吧?”


然后,他看见现任重案队长惊讶的目光,知道自己彻底喝多了。


回到家里,林文科躺在床上,半天没睡着。床底下那些恐怖的鬼魂幻想,已经是旧事了。


11点40分,他迷迷糊糊,再度睁开眼睛,看了眼床头的闹钟,又去厕所里吐了一嗓子。


时针往前跳动,他索性不再睡觉,静静等待着子时。


0时许,林文科鼓足勇气,站在镜子前。


他脱光衣服,静静看向镜子。



他做出各种怪样,喃喃自语。


原来师父那个老家伙说的没错。透过漆黑的镜面,里面那个男人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大笑。


他看到的只有他自己。



几乎每个警察,都会碰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起”——从警察自己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为“最黑暗的那几年。”

 
这场跨越13年的追捕,正是属于两个警察的至暗年代。他们的生活、心理都受到巨大影响,以至于多年后的老林,已经无法长时间面对真正的凶手,更不愿信任现代完善的刑侦科技。
 
那个年代,留给他的烙印太深了。
 
但赶鹅说他写下这个故事,是因为即使是至暗年代,历史也不应该被遗忘。毕竟有冷才有热,有暗才有光,有失落才有希望。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扫地僧

插图:@芜菁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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