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已婚女性跟婆婆住，收入会降低；跟自己妈住，收入不会下降。

谢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做中国研究一定要对中国的基层社会有所了解，多看多想。

我以前生活在农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基于户口的分层，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但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基层的生活经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对基层的了解不够。所以，一定要下去多看看、多了解。社会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移情（“必记本”注：就是要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这点来讲，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不仅田野做得不够，想象力也不够。做田野是一回事，在做田野的时候能否提出想法、并将想法操作化是另一回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婆媳关系，以三代为例，女性跟妈妈住和跟婆婆住就有很大的差别。女性生一个孩子，收入会降低很多，因为她要做的家务会多很多。假如她是跟她自己妈妈住，那么这要比她自己独立住都要好，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帮女儿的，但是婆婆则多是要“欺负”媳妇的，讲起来都是三代同堂，但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操作，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很明显：我们发现，女性跟婆婆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20%；假如跟丈夫单独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10%；但是跟自己的妈妈住，收入就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个研究在大陆是能做出来的，因为大陆女性跟妈妈住的数目很大，而台湾就很少，这跟社会主义变革有关。女性结婚以后跟自己妈妈住是一种很新的形式，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这个在古代是不允许的，因为嫁出去就等于夫家的。在大陆，这种居住方式的流行是近几十年变革带来的，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好几篇文章都在做这个。

做中国研究要立足中国的情境，也要放眼世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若无比较，我们从何知晓中国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 实际上，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从程度上的差异提出问题是研究社会情境变异性的起点。

比如，经济不平等不单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才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当我们将经济不平等状况加重的中国与几乎同时期也经历了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美国相比较时，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独特来源。类似地，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其置于多国比较的框架之下，就会发现尽管中国的垂直社会流动性较过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际流动水平和开放性仍高于当今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学家，让他们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相比肩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单从发表量上看，中国的科技产出仅次于美国，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拥有类似的契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现象。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并客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定势不可挡。

如今，许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国学者开放，一些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数量增长和传播已成为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谨记：在学术界，质量最重要，研究质量永远重于发表数量。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期待真正优秀的作品诞生；我们也可以适当鼓励一些严谨的重复性的研究，至少这些研究能够肯定或质疑前人的发现。但同时，我们需要警惕那些貌似达到国际发表的标准、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却内容肤浅、具有误导性，甚至结论完全错误的研究。那些存在于已发表研究中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复性意味着我们还有机会去发现既有研究的问题和更正结论。

由此，我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尤其对年轻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 首先，要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尤其重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的环节，研究在方法论上站得住脚要远胜于数据的丰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等研究资料，在制度上鼓励数据公开与共享，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既有的研究资源，避免浪费，还可以校验学术发现。第三，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而不仅仅只参与中国的学术社区，不要人为地划定学术社区的中西阵营，要推进同行评议和学术批评，以促进彼此研究工作水平的提升。

在我的心目中，实际上有两个“社会学”。一个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另一个是理想的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特别是美国社会学，我是持批评态度的。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学有很多瑕疵，可能中国的社会学也有相似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学有很多危机，这是我对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批评。然而，理想的社会学应该空间很大。以前，我对社会学很崇拜，觉得研究社会学能发表、能出名，就很好；但我现在觉得并不够好，因为在我想象当中，社会学应该可以更好。

我觉得，这个更好的社会学应该给人一个不同的视角。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同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就有各自的视角，但它们都有缺陷。心理学假定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同质性强；而经济学过于以理论为基础，脱离实际太多。社会学的视角应该比它们更好，更贴近实际。

我觉得，理想中的社会学应该做到三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个是关注变异性（“必记本”注：variability）。社会现象都有异质性，家庭有家庭的异质性、单位有单位的异质性、人与人之间都有异质性。实际上，不平等就是异质性，社会关系也是异质性，所以做社会学研究一定要关注异质性。最后一点，我认为最好的社会学应该要融合宏观和微观。社会怎么变化？个人又怎么改变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结构性和个体性之间的交互。总的来说，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学应该包含这三个要素。

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走出本土化的误区。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通常会在三个不同的范畴中使用本土化概念。一是议题本土化，也就是认为有些社会现象或问题唯中国独有或在中国尤为突出，比如户口、计划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动等等。这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应当优先聚焦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议题的本土化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所有社会学学者的共识。国内学者在研究议题本土化的实践上并不成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国内学者都只做中国研究。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部分宏观议题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遭到忽略，特别是那些对未来可能有重大影响的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

二是应用的本土化，也就是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质，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的工具。在我看来，一切将西方社会学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策略应用于中国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如此。

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需要了解中国，同样研究美国社会也需要了解美国。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或者任何一项无视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学术研究。粗糙、劣质的学术作品的确不少，但它们只能反映学者学术水准的高低，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

最后是范式的本土化，也就是中国社会学需要从传统文化（“必记本”注：如儒家伦常、差序格局、传统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范式。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而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

社会学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遵循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的规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社会学仍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如若中国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其他的学问，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础上，那它将不再是社会学。

如果认同中国社会学仍是以社会科学为学科范式的，那么学术研究就要基于证据，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虽然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选择和改进，但研究证据应是严谨的，并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这些标准是普适的，没有文化之分。

同样，虽然理论的适用情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逻辑性。如果逻辑成立，换一个场合该理论也应同样适用。所以，讲证据、讲逻辑的研究规范同样适用于中国。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还是范式本土化都是伪命题。本土化的倡导者时常担心中国社会学会迷失在对美国社会学的盲目模仿中，但却不曾考虑到：当学者在研究中认真对待中国情境时，中国社会学不会变为美国社会学，只有美国社会学才像美国社会学。很多中国学者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作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如果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主要是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尤其是对如何做出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的认识。

在20 世纪80 年代，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那时候，大家对社会学的了解不深，本土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应当有能力超过西方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有所贡献，而不只是对中国做出贡献。

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发展中国的理论和方法时应该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需要与西方社会学家竞争，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时，我们不能用本土化作为掩护，或以之作为逃避的理由。好的研究终究是好的。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应该既能被中国人欣赏，也能被西方学术界欣赏，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来源 | 文章节选自《重建中国社会学》转自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