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最爱历史在河南省沁阳市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名为“老府门”。这条平平无奇的小路，曾经却是明朝宗藩郑王府门前的主干道。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郑王府世子朱载堉刚满15岁（虚岁）。按祖上的规定，此时意气风发的朱载堉，正是娶妻生娃的最佳时期。
然而，其父郑王朱厚烷一度看不惯嘉靖帝嗑药修仙求永生，犯颜直谏，惹得嘉靖帝震怒，为朱载堉择选世子妃的大事也随即泡了汤。更悲剧的是，一向跟朱厚烷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帝诬告其谋反。虽事后查无实据，但愤怒的嘉靖皇帝还是将这个让自己不爽的王爷，发配回老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去蹲号子。受父亲影响，朱载堉也被革去了世子冠带，以示惩戒。按规定，亲王、郡王获罪禁锢高墙、闲宅，并不夺其封国，子孙仍需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府内宗族大小事宜。因此，身为郑王世子的朱载堉，仍旧必须居住在指定的王府内。但一早便知父亲无罪的朱载堉，一时气不过，不惜违抗明朝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边。在今天老府门一带，盖起一座小土屋，自号“狂生”，并发誓，父亲的冤案什么时候平反，他就什么时候回家。于是，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嘉靖的儿子明穆宗继位后才下旨平反了郑王冤案。至此时，朱载堉已经“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朱载堉所属的郑王一系是正儿八经的皇室血统，其开宗始祖为明仁宗次子朱瞻埈。在明仁宗去世后，其长子明宣宗朱瞻基登基称帝，随后按曾祖父朱元璋《皇明祖训》的要求，将一众弟弟分封各地，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身为一众弟弟之一的朱瞻埈，被哥哥朱瞻基封到了河南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当了第一任郑王。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则是第五任郑王。自朱棣之后，明代藩王受到的管控愈加严格，再加上天下日渐太平，原先应明太祖朱元璋要求驻守边塞、拱卫皇室的藩王们，也都逐渐迁往内地，过上了安生的日子。久而久之，吃喝玩乐、娶妻生娃、寻衅滋事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王一脉从朱瞻埈传到朱厚烷，已历经了百年时光。与其他分封各地的藩王一样，郑王膝下多了成百上千的子孙。而且经过数代传承，郑宗藩也遭遇了其他宗亲藩王一样的变故——大宗绝嗣。在朱厚烷的父辈郑康王朱祐枔时代，因朱祐枔无子，郑王大宗就绝了嗣。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各宗藩均需报告朝廷，并按照《皇明祖训》要求，兄终弟及，择选出适合继承王位的候选人。由于上一代郑王的前两个儿子也早夭，按照世系排位，下一任郑王理应为其三叔、盟津恭懿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但因这一支先前曾获罪，所以最终朝廷决定让朱祐枔的四叔、东垣端惠王这一支的后人朱祐檡袭爵，此即为朱载堉的祖父。这就埋下了祸根——从此，郑藩盟津王一系与东垣王一系水火不容，才有了朱祐橏诬告朱厚烷谋反的事情发生。自从父亲朱厚烷蒙冤后，朱载堉离开王府，幽居土屋，静心读书，将一切精神寄托投射到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上。但父王的遭遇加上君心难测，也让离群独居、自我放逐的朱载堉备感郁闷，惶恐不安。朱载堉出府闲居的第三年，其祖母阎太妃就曾托人替时年满18岁的他说亲，却遭到了朱载堉的拒绝。当时的朱载堉每天都生活在随时可能堕入深渊的恐惧和不安中。身为人子，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冒死替父亲鸣冤，祈望嘉靖帝“良心发现”，让其父王早日回家，郑王一系也能恢复如常。可每天注重养生、嗑药修仙的嘉靖皇帝，哪有闲心管你这远支宗亲是否冤枉。除了皇帝必须处理的繁琐政务，他还有很多修仙晋阶的活儿要干呢。更何况，朱载堉在嘉靖帝眼中，相当于戴罪之人，不罚你已经皇恩浩荡了，还指望皇帝推翻自己的决定，可能么？
于是，心情苦闷、无处排解的朱载堉只能将自己关在小土屋中，过起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单调日子。曾经身为天璜贵胄的朱载堉，在小土屋中逐渐尝到了“虎落平阳”的滋味。
在他赌气离开王府之后，嘉靖皇帝顺势将郑王府内大小事务交托他人，将离家出走、以死明志的朱载堉彻底边缘化。
投身草根阶层的日子，朱载堉常常迫于生计，走市井，串集镇，与贩夫走卒为伍，同肩夫娼伶为伴。他慢慢看懂了过去从未有机会体验过的世态炎凉。在其后来创作的《醒世词》中，流露出这位落难王子的艰辛：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
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搁了自己。除了说的话特像其老祖宗朱元璋之外，字里行间中的遗世独立也颇似朱元璋。既然从前令人羡慕的亲王显贵如今与自己已无瓜葛，身为化外之人，我朱载堉又何须再遵从过去禁锢大明宗室藩王的枷锁呢？故而，挣脱宗族束缚的朱载堉时常离开郑王封地怀庆府，到南边200里外的登封少林寺寻求佛学洗礼。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生的知己松谷和尚。彼时，松谷和尚正在少林寺内师从小山宗师参禅。对于这名落难王子的遭遇，松谷深表同情。在朱载堉求佛的路上，松谷亦师亦友，不仅为他指点迷津，更协助他完成了《金刚心经注》。而朱载堉“博综古今”，对印度传来的佛法经义“犹所笃嗜好”，且身体力行，这亦让松谷和尚对面前这个大不了自己几岁的有缘人刮目相看。在少林寺期间，朱载堉逐渐从愤懑冤屈中走了出来，人也变得豁然开朗。回望周遭，朱载堉发现自己的境遇，不正合了世间三教九流的转化？人生百态，世事无常，万般滋味，皆是生活。有感于此，他在少林寺内参照明宪宗朱见深的《一团和气图》，留下了《混元三教九流图》碑。在他看来，世人所分的“三教九流”实则同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总之，百家争鸣，争来争去，不过就为了说明世间“求和”的真理。而这，据说也是他潜心研著的《金刚心经注》的中心思想。可惜，这一著作，未能流传至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嗑药修仙20多年的嘉靖皇帝，身体被掏空，驾崩了。次年，在凤阳皇家监狱服了18年无期徒刑的前郑王朱厚烷终于获释，回到了阔别许久的王府。紧接着，遵守诺言的朱载堉也搬出自建房，返回王府居住。此时，朱载堉32岁。这个年龄，在明朝，条件好的，可能准备做三世同堂的大家长。可朱载堉这个中年大叔，还是光棍一条。故王府上下乃至新皇帝明穆宗都为这个堂兄的婚事，操劳了起来。就在这一年，一直照顾朱厚烷狱中生活的郑王继妃王氏因病去世。身为王氏的继子，朱载堉按照礼法，得替母亲守孝三年。就这样，“钻石王老五”朱载堉的婚事又被拖了三年。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35岁的郑王世子朱载堉才等来迟到了20年的婚礼。按说，在外尝遍辛苦的富贵公子，回家第一件事大致就是尽情挥霍，潇洒度日。可朱载堉不是，这些年精研经史子集、结交三教朋友已是他生活的常态。回家等着继承王位，反而让他不自在。回到王府之后，他在《醒世词》中写道：“纸糊窗，竹做榻，挂一幅单条画，种几枝得意花，生前有一院，死后有一丘，足矣。”与儿子的心态相近，复爵后的郑王朱厚烷对这个无法摆脱的宗室身份——王爷，也无比讨厌。但碍于现实，朱厚烷很难作出选择。于是，年轻时便通晓音律的朱厚烷与儿子朱载堉一起，投身中国古典音乐事业建设。彼时，中国人对于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时期著作《管子》中提及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即将乐律中固定的弦长分成三等份，以增加1/3或减少1/3弦长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在明朝以前，人们已经推算出乐律中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并由此延伸至七声音阶中的变徵、变宫两音。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五声音阶完美重现后，用“三分损益法”却无法将乐曲进行精准升华，也就是无法旋宫转调，致使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达到旋宫转调，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在与父亲讨论后，他认为，乐律运行的规律其实与“天道”有着莫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乐律本身就是天地自然在音乐当中的反映：“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此自然真理，犹贞后元生，坤尽复来也。”因此，有所顿悟的朱载堉决定按自己的思维演奏乐曲。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他将一个“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分称为“半音”，并规定任意相邻的半音为相同的音程，可组成一个“闭圈”，完成返宫，使音乐听起来更协奏。这就是现代音律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也称为“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2000多年来音乐界的转音难题，更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融会贯通，朱载堉知道，“天运无端，惟数可测其机”。既然通过推演数学，可得出相应的概率，预测天机。那么，与天理相通的音律，同理也与数学相通。说干就干，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朱载堉发明了一种横跨81档的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以此为据，他又设计并制造出用于定音调音的弦准和律管。正如朱载堉自己所说：“此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者宜尽心焉。”为了将这套在世界音乐界和数学界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传承下去，他呕心沥血，花了整整14年时间，完成了体量巨大的《乐律全书》。由于中国古代普遍认为乐律与历法相通，因此，有了“十二平均律”理论体系加持的朱载堉随即又投身天文历法的研究。以明代首都北京为蓝本，他通过仔细的观测和计算，最终求出了计算回归年长度值的公式，并获得了明代北京城的大致方位坐标。1986年，当专家们用现代高科技的测量手段对朱载堉关于1554年和1581年这两年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朱载堉的测算结果与今天的精密测算几乎相同。朱载堉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北京地理坐标(北纬39°56′,东经116°20′)的人。
随着郑王父子在科技历算上的成就陆续达成，一生大起大落的朱厚烷也病倒了。
按照惯例，在世子位多年的朱载堉此时理应承担起宗藩重任，准备继承郑王爵位，管理宗藩大小事宜。可早就志不在此的他，随着父亲的病倒，对外声称自己也卧病在床，无法理事。
朝廷除了照例派人抚恤外，敦促朱载堉打起精神来，好好接管郑王府事，不得偷懒。可惜，天公不作美。连年的粮食歉收波及了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万历十五年（1587年），河南开封、怀庆府等地更是相继发生地震，“黄河以北，民食草木”。身为世代镇守怀庆府的郑王继承人，朱载堉知道自己身上的重担，立即下令开放府内粮仓，赈济灾民，以求共渡难关。但朱载堉也明白，这场波及多省的大饥荒，与明代分封各地的宗藩“白吃俸禄”有着莫大的关系。据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李春芳的一份统计数据，截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代宗室人数已突破28000人大关。用于分封宗室子弟的庄田禄米，数量之巨，可想而知。而长久以来，明代宗藩制度中“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规定，让宗室内部滋生出许多“徒拥虚名，坐靡厚禄”的废材，也让宗族内真正的饱学之士受到了严苛的束缚，终身郁郁不得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朱载堉以郑王世子的身份正式向朝廷提出七条申请，其中就包括宗室子弟“不愿受封者，许同民俊考送泮学”。朱载堉此举引起了宗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注意。此时的大明，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国家还得每年花费巨资供养这么一群大老爷们。有这么一位贤王为国分忧，万历自然十分高兴，遂照朱载堉之请，一一遵行。不过，对于此时已年近花甲的朱载堉而言，这不过是他想舍弃宗室身份、让国辞爵的第一步。早在两年前其父去世时，朱载堉就曾有过不当王爷的想法，一度以身体“微恙”固辞袭爵。在这封奏疏得到万历批准全国实施后不久，朝廷正式收到了郑王世子朱载堉请求出爵让国的奏疏。这次，朱载堉以“郑宗之序，盟津为长”的理由阐明自己这一支在郑王世系中的地位，按《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要求，兄还未绝嗣，弟如何可继？当年，父亲朱厚烷因盟津王一系的诬告而蒙冤，朱载堉为此苦闷孤居将近20年。可如今，他早已放下了仇恨，还以德报怨。一时间，朝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兄终弟及的爵位、皇位继承，却从来没有一条法则提及“让国出爵”的具体处置办法。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万历亦感颇为头疼。一些大臣则趁此机会，提出了包括“表彰贤王，惩办劣宗”的建议，将郑王世子辞爵让国的高风亮节提升到了天下热议的程度。然而辞爵让国此等大事，大明开国200多年来，破天荒头一回，无前例可参照。因此直到12年后，朱载堉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第七次上奏，万历才被这位宗伯的诚意所打动，准许朱载堉辞爵。在这份奏疏中，朱载堉提到，“臣今年七十，衰病之人，死在旦夕，亦抱遗憾之地下。乞令载玺为盟津王，代臣管理府事……从公改正，以成臣忠”。万历在准允其让爵之后，也要求有司从优安排朱载堉一支宗室子弟日后的生活，允许朱载堉终身使用郑王世子头衔，并为其敕建“让国高风玉音”牌坊。晚年，离府的朱载堉自称道人，举家迁至九峰山下，造一精舍，名“东复卜园”，过起了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相类似的田园生活。在那里，种桑树、养猪、修竹剪花成了郑王世子的庶务。人们也能常常见到这位高风亮节的王子，与三五好友一起，吹管、弹琴、击缶，唱歌和之，俨然隐居山林的世外高人。可惜这种随心所欲的日子，朱载堉并没有过上很长时间。或许因为潜心著书耗费了太多精力，又或许离爵出府时年事已高，没过几年，朱载堉便在精舍中驾鹤西归，享年76岁。纵观其一生，天文、历数、乐律等无所不通，堪称大明宗室全才。可就在其薨后数十年，一个后继王朝的出现，将这位前朝的道德王子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那时，一场延绵数代帝王的文化风波，将朱载堉的学说斥为谬论。曾经美名盛传于世的朱载堉也成了官方认定的异端，似乎禁毁其学术成就，才是王朝文化的正统。在西来东土的传教士协助下，他的《乐律全书》飘洋过海，指导了17世纪欧洲音乐史上的伟大革新。在欧洲，参照《乐律全书》，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于1710年前后在佛罗伦萨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钢琴，英文中的Piano，即意大利语“Piano e forte”的缩写，意为弱和强。这种强弱柔刚意识，惟在中国古代道家学说中，有所体现。故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曾言，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提前了数十年，现代乐器的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王子朱载堉享誉欧洲。[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余亚飞：《管窥朱载堉乐学中的审美主旨与文化基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刘丽婷：《明代河南郑世子朱载堉让国始末及原因——兼谈明代重礼思想与晚明知识分子心态》，《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