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边缘感是我的存在感的一部分

W：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我们谈论的是John Locke的“人的自然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执政者必须获得民众认可”；Adam Smith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缩减到最小”；John Stuart Mill治理术中的“代议制民主”，以及自由主义发展中期针对“不干涉政策（laissez-faire）”或诱发经济危机的凯恩斯式的警觉；William Beveridge所提倡的福利社会理念，即“好的治理术应该提供给公民充分的安全感，”让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能获得保障等这些古典或现代或社会自由主义思想。

在英国，这些“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饭后谈资，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和英国人的日常经济行为、日常政治参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首先被写入教科书，学生时代，要完成对自由主义的课程学习，你才能考过政治哲学的A Level。其次，学校、村镇礼堂、民间社团、地方政府机构、企业针对各种决策的小型直接投票和选举，则是基层民主实践行动的试验田。此外，社会主流力量对个人财产权的争取（体现在反对欠薪、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反对非法土地征收的示威游行等），亦不遗余力地加固着普通人对“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的理解。即使作为移民的我们，在永居考试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英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答：个人自由）”……这些日复一日的学习、行动、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在英国社会的根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就像我们对反封建主义的理解一样，因为我们有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已经根植在血液当中。

W：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一百八十度的矛盾。但如果你只是站在中间，就像人有左手，也有右手，这有什么矛盾的呢？走向极端，必然会与任何一种改良方案产生矛盾。所以在我们古老的哲学智慧里，才会反复提倡中庸之道。如果大家都遵循中庸之道，我们就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就不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分裂的社会里了。至于社团，国内的学者很喜欢谈论想象的乌托邦，但其实在西方生活里，很多时候，这个想象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大家都在忙着实践，就像食物银行、自然小组、难民救助这类的社团组织，它们不是乌托邦，而是实体——有建制、有蓝图，也有每天的具体运作，所以它们不是乌托邦。

W：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将个体标签化，只要给你贴上了一个标签，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像“英国观察”出来以后，有的读者认为我是“社会主义左派”，但我花了3.5万字讲述一个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居然没人提及这部分的思想来源，这就太标签化了，只是因为我提到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就认定我“左”。我确实同意一些左派的主张，比如像水、电这样的公共资源应该掌握在公众手里。尽管我强调的是公共（public-owned），而不是国有（state-owned），这和剑桥经济学派的一些主张是重合的，而不是委内瑞拉或俄罗斯那种国家寡头式的“左”。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分裂？因为你永远只听一种声音，认为跟你想法不同的人都是异教徒，应该把他们烧死，这是一种中世纪的画风。我平时会听播客，会同时听IEA和New Economic Thinking两个平台，前者是自由市场的智囊团，代表着右翼的思想。后者是偏左的智囊团，当今重要的左翼经济学家，比如Paul Krugman、Joseph Stiglitz, 以及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都是它的常客。这两个平台经常针对同样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你能感受到自己思想的不断颠覆——在同样一个事实里可以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我对这样的分析非常着迷。张夏准教授在一个发言中就说，人是杂食动物，多吃不同的食物，才能获得不同的养分。

W：“社团”是英国社会的“supplement（营养补充剂）”，在社会改良、公共安全、科研医疗、福利救济等应急措施无法及时满足刚需，衍生出各种社会病时，社团作为一种营养补充剂，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治疗作用。它是公益事业围绕“公共精神”的实体体现，也是小政府治理术下的产物，因为只有小政府，才允许个体在基层建设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英国，几乎每个社团都拥有相对丰裕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看，社团思想的政治光谱是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们一般都会拥戴社团理念，甚至新自由主义者，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恐怕也不见得会抵触社团，在他的慈善理论中，政府应把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让企业将其职责放在创造财富上，财富拥有者再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自愿的公益活动，而不是税收，将财富反馈给社会，他对非营利医院的赞美说明了这一点。

在英国，政治光谱偏右的自由民主党，就非常热衷社团建设，正好与一些社会主义左派相反。这些社会主义左派在社会出现病症时，会立刻问责政府，这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它也可能会出现“安全保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做志愿者的四年当中，就不止一次遇见对食物银行有所保留，甚至比较反感的左翼人士。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食物银行这种公益组织的存在，政府才会迟迟不去解决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但在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看来，很多人根本等不到人人平等、大家都有余粮的那一天，因为早就饿死了。

一个社会，必须有无数人同时做不同的事情，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我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比如疫情时颁发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比如征收超级富豪税，比如打击避税天堂，比如燃料危机时，对燃料寡头征收意外之财税等。但我反对一个利维坦式的大政府，只有让民众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让民间机构遍地开花——像五颜六色的supplements一样，一个社会才会拥有超强的抗体，才会生发出制衡资本主义晚期癌细胞的力量。

W：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比如在英国，从2010年至今，左翼一直都是反对党角色，而非在朝党，所以只能在一旁吹胡子瞪眼，什么也做不了。没办法，左翼被选票政治绑住了手脚，在选票中没有得胜——这和宣传有一些关系，英国大部分媒体都由右翼财团主导，左翼的声音很小。左翼的一些自媒体，像DDN、Owen Jones、Novara虽然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声音，但因为没有大财团支撑，都停留在小众媒体的层面。选票中胜出和资本的注入关系极大，比如退欧派在公投宣传中投的钱，就比留欧派高出很多。

其次是左翼自身也有各种弊病，他们有很多人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idealogue（空想家）。我上一篇财新专栏写了“剑桥的汽车进城拟要收费”的问题，这个叫“环保费”的征收计划，就是剑桥的左翼想出来的（几个工党人士），他们主张对开车进城的人征收费用，以此来解决空气质量问题，尽管剑桥的空气质量已是英国第二。开车进城的是普通上班族，要知道，在剑桥工作的，除了骑行上班的教授和政府智囊团高官以外，还有清洁工、医院员工、快递小哥、小商品市场的售货员等，是这些人在支撑着这个大学城的日常运作。剑桥大学70%的员工被剑桥市的天高房价挤到郊区或附近的村庄，现在又要被城市的占有者，那些得以享受洁净空气的特权阶层再次收割，这很不公平。而且剑桥郡是水乡和湿地，它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伦敦那样发展出蜘蛛网一样密集的公共交通。你看，当左派人士提出这些不接地气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就跟底层生活彻底脱节了，因此也拿不到这些人的选票，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非常愚蠢。他们本来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来实现环保这一目的，比如鼓励人们买电动汽车、拼车，或者消费绿色食品，而不是把一个环保运动变成阶级斗争。

W：英国的困境是全球困境的一个地方镜像，没有俄乌冲突造成的燃料危机，没有疫情造成的经济停顿，英国并不会一下子跌得那么惨。你说得对，不仅英国，全球的日子都不好过。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普通人应该培养坚强的意志，要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经济资本最终会变成政治资本。消费社会，看似坚不可摧，但它的核心是消费者，而普通人是最大的消费者。作为个体来讲，可以选择尽可能吃低糖食品，从而达到自救。

英国疫情有一项调查，BAME群体(Black、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非裔亚裔少数族群)的感染率和致死率最高，除了这一群体在前线工人中占据的比例最高、与病毒接触最紧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中不少感染者因为在食物中吸纳的糖分比较高，糖尿病和基础病的比例也相应高出一些，所以遇到疫情，就成了高风险一族。这揭示了一个很无奈的现象，你越穷，就越遭殃。普通人不能坐等食品公司为了公共健康减糖，普通人在呼吁廉价食品减糖的同时，要培养出一些坚强的意志，尽量对高糖食品说“不”。因为你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你的消费行为，就是你政治参与。我们常提到的环保问题也一样，不仅仅是一个中产阶级问题，它最先殃及的那一拨人，就是低收入人群。普通人至少能通过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W：在英国，关注和讨论贫穷的人，还是挺多的，电台每天都在谈物价危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很多公益团体在讨论贫穷问题。如果我们得到一种“人们对贫穷漠不关心”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身边都是那些晒沙滩、美酒和落日的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正如奥威尔和薇依所观察到的，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工作，几乎要死于过劳，所以真的没有力气关心那些太过形而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典的新自由主义弊病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核心是消费，消费的核心是消费者，当人类除了是消费者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其他的向度和力量，就不能将自身从消费者的角色里提升出来，变成一个思考者。

W：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意气用事的，包括27岁时离开报业，当时就是觉得每天上班无聊，想要做一些不那么无聊的事，就去写漫画脚本、拍纪录片去了。在我的同温层里，我的朋友大多是同类货色，觉得人生就应该就是这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随波逐流。

我的抗争并非来源于“我到底配不配拥有自由”诸如此类的自我拷问，而是来自于对“怎样发出自由的声音”的纠结。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种语言，或者上帝能握住我的手，让我创造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能让我在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形之下，说服那些阻碍我争取自由的人放行，而不是使用赌气式的语言，诸如“你的思想配得上你的苦难”之类。

W：应该是后期培养的。我从小非常胆怯，说话也很胆怯，不敢公开发言。在学校里，大家会觉得枪打出头鸟，所以我们养成了一种缄默的品性。我的勇气是在后来不断地发表和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W：约翰·伯格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几乎有他所有的著作。我也喜欢奈保尔，他的语言非常素静，有一种质朴的美感。我还非常喜欢奥威尔诙谐讽刺的语言，以及贝克特、乔伊斯作品中那种荒诞的喜感……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

W：和解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中国文化里就很喜欢和解，什么都可以和解，什么都可以混熬成一锅烂粥，然后live happily together。对我来说，边缘感是我的存在感的一部分，它是永远在那里的将我边缘化的因素，并不全然是我自己，所以不被边缘化，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因此也谈不上“和它和解”。你要让自己不被边缘化，就要不断地进入主流和与边缘相对立的空间。包括我现在在用英文写作，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多交本地朋友，这不是在尝试和解，而是要解决被边缘化的处境，为了不再被边缘化做一些努力。

W：我当时没有风险。因为我离开报社无非也就是穷一点，收入少一点。但是风险其实是非常低的，不至于说露宿街头，对吧?我最大的风险是跟我的家庭决裂，因为我的父母亲一直都是在体制内工作，他们对体制有一种无限的崇拜和依赖感。他们觉得我离开体制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我觉得跟父母分裂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分裂一下你是长不大的，你永远都是处在一个脐带相连的状态里。你必须把脐带剪掉，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跟父母分裂这种风险对我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W：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做的最迟缓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很认真地学外语，精力一直耗费在各种风花雪月的事情上了。等到自己三十多岁了，才发现外语是如此有用，它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我从去年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老实说，有点晚了。我认识的不少留学生，以及一些海外作家，他们很早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了。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学好外语，可能三十出头就可以用英文写作了，不用等到四十多岁才开始。现在我每天用英文砌砖码字，希望五十岁前写出第一个长篇，抱着某种买彩票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