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口变迁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

▍一、引言

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版，标志着“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学诞生。马氏不仅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之间关系做出了系统研究”，也引出了更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家寇尔率先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印度为例，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纷纷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时期，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首先迎来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爆炸”，接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悲观预测,1974年世界人口发展大会更是把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悲观主义论调推向了高潮。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由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该课题组于198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其人口中性观似乎给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爆炸”之后，20世纪末人类人口历史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人口转入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人口老龄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关注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为例，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由此发展出动态结构观下的“人口红利”理论。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阐述了人口结构（年龄、族裔、宗教、移民）变化对国家地区安全和文明兴衰的影响。如果说，200多年前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从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出发，关注了人口规模变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的话，那么，亨廷顿们就是从人口结构变迁出发，论证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民族国家实力、文明兴衰的重要影响。至此人口研究不再止步于单纯的数量观，而是人口变迁之下的动态结构观。

21世纪是人口大国实力竞争的世纪。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美两国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迅速成长并追赶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两国人口发展将极大地影响着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对于人口研究来说，无论是人口学家诺特斯坦的超长视角，还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角度，其时间维度都是向后的历史逻辑，本文则是立足于面向未来长时段的人口动态结构观，以联合国2022年版可比性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为基础，从长时段考察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分析并比较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实力的可能影响。这样一个超大时空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审视中国人口长远发展目标、明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美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比较

从人口学角度讲，中美未来人口变化取决于其自身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水平。由于当下中美两国均处于稳定的低死亡率水平，因而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未来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相同因素。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人口现状和未来不同的生育水平，未来两国将具有不同的人口变动趋势。根据中美两国最新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4.12亿，美国人口总量为3.31亿，与2022年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结果相比，中国实际人口总量略低，美国实际人口与预测结果相比基本一致（中国14.24亿；美国3.35亿）。从两国人口规模变化来看，到2050年美国人口达到3.75亿，至2100年为3.94亿；中国人口2050年和2100年分别为13.13亿和7.67亿；联合国低方案预测下中国人口总量到2100年会降至约5亿。从人口总量变化趋势来看，中美两国人口规模增长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景，美国人口始终处于稳步增长态势，而中国人口已达到峰值并迅速开始下降。中美人口规模差将越来越小，从2020年的11亿缩小到2050年的9.38亿（中方案）或8.47亿（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3.73亿（中方案）或0.83亿（低方案）。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人口分别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变化也不同，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基本上变化不大，保持在4%左右；但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则下降迅速，由现在的18%迅速下降到21世纪末的不到10%，甚至更低。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不可逆转，人口峰值已经到来。联合国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总量在2021年达到峰值14.26亿后开始下降。从目前我国人口形势来看，由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远未达到预期，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且峰值不超过14.2亿，低于之前的悲观预测。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22[DB/OL].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数据来源：同表1。

▍三、中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一）中美两国少儿和老年人口比例变化

人口变迁包含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人口结构首先是人口年龄结构，纵观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少子老龄化，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不断减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高，但两国人口年龄结构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大不相同。从中美两国各自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来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幅度都远超美国。其中，美国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2000年21.7%下降到2050年的15.62%再降到2100年14.04%，而中国则从2000年的24.79%下降到2050年的11.45%（中方案）和7.69%（低方案），再降到2100年的9.76%，低方案下更是降至4.61%。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变动幅度更大，增长速度快。2000年到2100年，美国老年人口比例仅上升18个百分点，而中国将增加35～50个百分点。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中国少儿人口比例开始低于美国。2020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3.5%，已经高于联合国12.6%的预测结果，但目前仍低于美国（16.63%）。伴随着少子老龄化进程加速，2034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21.6%）将超过美国（21.48%），而低方案下这一时间点提前两年。2024年美国老年人口比例（18.07%）超过少儿人口比例（17.42%），而中国紧随其后，202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超过少儿人口比例，呈现出人口倒金字塔结构。2050年以后两国人口内部结构“剪刀差”越来越大，从21世纪初中美两国少儿人口比例分别比老年人口比例高出18%和9.4%，到21世纪末，中美两国老年人口比少儿人口比例高出31.18（中国中方案）、52（中国低方案）和16.43（美国中方案）个百分点。

2020年至2035年和2035年至2050年，这两个十五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的重要阶段，结合这发展阶段重要的时间节点，本文进一步展现了2035年、2050年和2100年中美两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变化情况（见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哪种预测方案，中美两国人口年龄金字塔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中方案情景下，从2035年到2100年，美国人口结构金字塔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各年龄组人口比重变化相对较小，人口呈标准的钟型结构；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发生倒转，底部更窄，顶部更宽，到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已呈明显的倒金字塔形状。如果按照低方案情境，中国出生人口和少儿人口急剧缩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特别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迅速增大，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达到最高。总而言之，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高龄化形势极为严峻。

数据来源：同表1。

（二）中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

对大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考察，不仅要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化，更要看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图4显示了中美两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与两国人口总量变化趋势相同，美国是稳步上升的过程，从2020年2.19亿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到2050年2.28亿；而中国则是在2020年达到峰值9.68亿后不断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7.67亿（中方案）或7.27亿（低方案），到21世纪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仅剩3.78亿（中方案）或低方案下降速度更快仅为1.89亿。21世纪末中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差越来越小，从2020年7.5亿缩减至2050年的5.4亿（中方案）或5亿（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1.6亿（中方案），甚至低方案下2100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中国。总之，205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迅速下降，中美差距不断缩小。

数据来源：同表1。

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看（上图5所示），2010年前，中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具体来看，1990年前，美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中国，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历了1980年以后迅速上升，约在1990年开始超过美国，但到2010年之后逐渐降低，并在2045年（中方案：中国：60.93%；美国：61.12%）或2049年（低方案：60.5%）低于美国（61%）。2100年，低方案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至38.76%，而美国为55.49%。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来看，中美两国15～29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同的是，美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50年以前仍缓慢增加，而中国则在2010年后就呈现出减少趋势。2020年，美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高于中国（美：30.59%，中：26.39%），在中方案情景下，中美两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100年差距不大，但在低方案下，2100年，中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19.1%（美国：27.5%）。青年强，则国家强，15～29岁年龄人口是青年教育完成和就业的关键时期，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来源：同表1。

（三）中美两国人口抚养比变化

表3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结果显示，21世纪中美两国总抚养比均在不断上升，其中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是总抚养比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在2000年时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低于美国，到2020年以后老年抚养比速度不断提升，经历20年加速老龄化过程后，在2036年中国老年抚养比（35.65%）超过美国（35.49%）。从2020年到2100年，美国总抚养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了58.6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若是在低方案下，到2100年中国总抚养比高达158%，老年抚养比近146%，即到2100年中国0～14岁少儿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近1.5倍，庞大的老年人口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实际老年抚养比为19.7%，总抚养比为45.88%，分别高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0.5和1.74个百分点，说明按照2022年联合国总方案预测结果，2020年低估了中国老龄化程度。

数据来源：同表1。

▍四、中美人口变化对其国家实力的影响

国家实力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专家在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方面的普遍共识，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等。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划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种形态，其中硬实力包含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等，是一个国家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而软实力则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家凝聚力以及国际制度等。在国家拥有的诸多资源中，人口是国家实力的基本要素。从超长历史视角来看，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美两国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硬实力

经济发展是国家硬实力的核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人口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派提出人口增长能够影响技术进步、市场形成和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化发展使得人口增长促进了劳动分工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促使人口增加成为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美国学者发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并非总体人口增长率，而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抚养比变化。其基本原理在于，就整个生命历程来看，不同年龄段的经济行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不同年龄群体结构变化会进一步引发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变化，例如幼儿比例较大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储蓄，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红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时，如人口老龄化，则往往产生较为沉重的养老保险和退休金负担，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比中美两国1980—2050年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人均GDP增长率变化，可以看出，二者都曾因一段时期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带来了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促进了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人口红利期。2010年以前，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较高而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时，人均GDP增长率普遍较高，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均高于美国。202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转变为负，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相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也不断迅速下降，到2050年两国人均GDP增长率相差无几（中国1.97%；美国1.12%）。到2050年以后，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未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美国。

数据来源：1980—2020数据来源于OECD:1960—2021GDP（总计、百万美元），https://data.oecd.org/gdp/gross-domestic-product-gdp.htm#indicator-chart.2030—2050数据来源于OECD：实际GDP长期预测，https://data.oecd.org/gdp/real-gdp-long-term-forecast.htm#indicator-chart.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均由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提供数据计算而成，其中2030—2050年为中方案数据。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22Revision[R],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22.

世界范围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难逆转，从2020年以后，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加速减少，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尽管中美两国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二者的人口结构存在较大变化差异。从老龄化时间和速度来看，美国进入老龄化时间虽早，但老龄化进程缓慢；中国虽然较晚迈入老龄化国家，但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高龄化速度快且程度高。总之，中国比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形势。在未来长时段的中美两国经济硬实力竞争中，中国人口动态结构变化将不利于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将处于长期竞争的劣势境地。

（二）中美人口结构与文化软实力

美国在世界上是建国历史比较短的国家之一，但与中国相比，美国具有更为复杂的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多样化的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不断地形塑美国多元化社会，同时也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制度以及主流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最早面临的是种族、族裔群体的身份界定问题。1776年7月4日美国脱离英国宣告独立，并发表了《独立宣言》。1790年，美国开展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首先就面临着美国人的身份界定问题。彼时美国宪法定义了三种居民：自由人、黑奴和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既不被征税也不当兵，所以没有被纳入普查。又由于在美国奴隶制度下黑人既是人又是财产，所以有了所谓“3/5妥协案”，即黑奴只能算作3/5个自由人来进行统计。1790年，美国人口除印第安人外，共3929000人，其中698000人是黑奴，占全部统计人口的17.77%，若按照3/5人加权，则仅为10.66%，白人占绝对优势。从建国初起，非洲裔黑人3/5自由人的奴隶地位就已打上了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的历史烙印，直到1865年“奴隶制”才得以废除。然而尽管奴隶制废除后已150余年，但其遗留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正因为美国历史上有“黑人命非全命”的“3/5妥协案”，所以才有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历史诉求。另一方面，移民带来了人口族裔结构变化，从而改变了美国社会白人主导的结构。海外移民的增加也给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从1820年到1924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他们的子孙几乎完全被同化，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从1965年到2000年，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美国的主流文化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这一核心融合了非西班牙裔白人、英国人、基督教等因素而构建，但是随着美国移民结构、族裔结构的变化，现有的移民不再想要完全融入美国本土主流文化，更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保持自身的种族特性，对美国主流文化和身份认同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二战以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加，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不断缩小。从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见下表5），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总人口从2.49亿增长到3.09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从1990年75.6%下降到2010年的63.7%，而少数族裔人口占比则在这二十年间增长了12%。具体分族裔结构和种族构成来看，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增长了2812万人，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10年的16.3%，成为美国近二十年人口变动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群体；其他种族人口占比也有所增加，亚裔、非洲裔美国黑人人口增加较快，唯有白人人口占比不断下降。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美国白人人口为2.043亿，比2010年下降了8.6%，人口占比也从2010年的72.4%降至2020年的61.6%。增速最快的亚裔人口从2010年的4.8%增长到2020年的8.6%；而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则从2010年的16.3%增长到2020年的18.7%。迅速增长的其他种族或族裔人口将会在未来改变美国的人口种族构成，未来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将失去占比最大的数量优势，而其他种族或族裔人口将成为推动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到2065年，美国总人口将达到4.41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将降至46%，丧失了历史上人口一直占多数的优势，少数族裔人口将超过50%，其中西班牙裔将占总人口的24%，亚裔和非洲裔美国黑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4%和13%。未来美国移民后代将越来越多，跨种族的混血儿数量也将持续增加，到2065年，美国境内的移民及其后代将占美国人口增长的88%。美国白人以外的种族和族裔人口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种族通婚逐渐增多，跨种族和多个种族人口也将持续增加，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更加复杂。

数据来源：（1)Humes K R,Jones N A,Ramirez R.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10[R],U.S.Census Bureau,2011.(2)Grieco E M&Cassidy R C.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00[R].U.S.Census Bureau.2001.(3)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1990.Bureau of the Census.1992.

也正因为目睹了美国人口种族、族裔结构的巨变，亨廷顿的目光从国际转向国内，从警惕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到担忧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式微。亨廷顿认为，从美国建国发展历史来看，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这是融白人（种族）、英国人（民族）、基督教（文化）等要素而构建的核心。但是，人口移民结构、族裔结构的变化，给美国主流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亨廷顿指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多文化主义运动，试图以不同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取代美国的主流文化，并在80年代及90年代取得最大成功。当年克林顿时代（1992—2000）的副总统戈尔曾把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为美国选择的拉丁语格言“Epluribusunum”（合众为一）重新解释为“一生众”。美国社会一直是“众合一”与“一生众”并存，也一直存在着“一”和“多”之争。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一方面受到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拉美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的强大影响。随着美国人口族裔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拉美裔他们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保留母国自身文化，没有建立起美国国家的认同。于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分两杈的、通行两种全国性语言的盎格鲁-拉美社会的趋势。

进入21世纪，美国社会分化和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2016年特朗普胜选并非偶然，这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族裔矛盾、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之后的选择。从特朗普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是亨廷顿思想和观点的赞同者和实施者。亨廷顿对美国主流文化危机的担忧也是特朗普们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及团队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内外危机，并积极出台对策“拯救”美国主流文化的政治精英集团。特朗普提出“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等宣言，事实上是“挽救”美国主流文化美国信念的必然选择。对内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人口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上台之后即刻出台新移民政策，严格管控移民入籍条件，并推进在美墨边界“修高墙”、实施“禁穆令”等，旨在限制墨西哥裔等拉美裔移民，进而遏制拉美裔文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而“禁穆令”则是防范类似“9·11”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也是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恐怖主义分子进入美国危害美国安全。特朗普致力解决的问题正是亨廷顿所指明的“种族矛盾”（白人与非白人）和“族裔冲突”（盎格鲁与拉美裔文化）的“人口结构问题”，致力于“众合一”的认同问题，显然特朗普还没来得及看到其施政的“成功”。

相比之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既没有美国历史上的黑奴制度下的种族歧视问题，也不是移民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民族概念意义下的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民族构成（见表6）。对于中国文明特征，梁漱溟就指出：“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移，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有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唯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在比较了西方历史之后也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种族、血统从来不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依据，文明认同才是中国的基础。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变迁中形成了“中和、中庸、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质。

数据来源：1953—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也受到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理论、“自由民主”以及“多元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在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一度出现严重危机。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再次敏锐地指出，在涉及“族裔”“民族”这些源于西方概念和理论问题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费孝通在1996年重新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特别强调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再次指出：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不是加在一起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统一不能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最高层。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他族群成分的汉族发挥了核心凝聚作用，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是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各个族群的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曾是对“分裂”挑战“统一”的呐喊，是“多”与“一”关系严峻危机的反映。进入21世纪，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认同、“多元”与“一体”在新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又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事实上，在中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实践中，多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一体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多元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中外历史经验证明，绝对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多元主义的破灭。

虽然中国人口内部具有很强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21世纪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却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保持和增强。实际上，人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础，也是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承载体，中国人口从历史上一直占据世界人口的20～25%迅速下降到10%以下，在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的背景下，这不仅影响到中华文明自身的生存，也是世界多样文明的巨大损失。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人口规模迅速减少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中华文明兴衰的巨大挑战。

▍五、总结与讨论

人口是影响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息息相关。目前中国和美国都已进入老龄化国家，虽然当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优势，然而若中国一直停留在超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迅速失去人口优势，不仅人口数量急剧萎缩，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口结构也迅速老化，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人口少子老龄化挑战。与中国相比，美国虽然种族多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不同族裔移民分布范围的扩大，可能进一步造成美国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但未来数十年美国人口总量仍然继续上升，国际移民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导动力，虽然同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口结构比其他发达国家年轻，充足的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以及较高的人口素质水平，会对经济发展硬实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正面作用。总之，中美两国人口不同的变化趋势将对其自身国家软硬实力产生重大而不同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多”与“一”关系张力。与费孝通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985年的遗著《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曾经也以长时段的视角论述了法兰西的特性，他指出，“多样性”是法兰西最鲜明的国家特征，法兰西的一系列独特地区酷似镶嵌画上那些色彩和形状各异的玻璃，而这些玻璃已由水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其实，布罗代尔对于法兰西多样性特征的自信源于“多”能够凝聚成为一体，布罗代尔这样形容道：“尤其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法语的广泛传播和居主导地位———法兰西岛的方言从公元1000年起开始取代其他方言———随着19世纪工业的勃兴以及1945至1975年这‘光荣的30年’的空前繁荣，人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巨大的力量即使未能消除一切差异，至少也在有成百上千块彩色玻璃拼成的镶嵌画上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彩。”这也体现出了“车书一统”的共性。遗憾的是，与亨廷顿目睹到苏联解体后地区文明冲突和“9·11”事件不同，1985年谢世的布罗代尔并未经历20世纪末东欧剧变和21世纪欧洲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对“一”的挑战，如2015年德国难民危机、2015年法国讽刺漫画周刊总部遭受恐怖袭击以及2020年法国教师“斩首”等事件，这些都与21世纪欧洲大陆的人口移民、人口宗教结构变化有关，是“多”对“一”的挑战，是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如今美国处在拜登时代，拜登团队并不认同特朗普时代的执政方略，推翻了特朗普时代的“众合一”目标，从多元成分的领导团队构成到一系列政策，如国际合作、移民政策等，都呈现出“一生众”的价值取向。然而美国社会固有的历史问题依旧存在，拜登同样也要面临着种族、族裔、文化等问题的挑战。2020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跪压死亡事件引发全美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没有结束，如今又扩展到了“亚裔族群歧视”的抗争。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随着其内部人口结构变迁，族裔、宗教、文化等人口冲突人口替代将不可避免。“多”与“一”关系紧张将可能长期存在，不容乐观。

所以，同样与费孝通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面对西方世界“多”与“一”的关系张力时，由其自身国家历史经验出发得出了“文明冲突”的结论，而拥有数千年“和而不同”文化底蕴的中国则孕育出了费孝通“多元一体”论，并进而产生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实践观。虽然中华文明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高度的认同感，但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不仅进入人口负增长，而且是一个少子老龄化加速过程。人口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战略性变量，影响广泛且深远，人口危机到来，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军事硬实力，还是对政治、文化软实力，都是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口将可能无力支撑中国硬实力的持续强盛，而中华文化也会随着秉持这种文化的人口衰落而衰落。我们要从西方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如种族结构、移民结构、宗教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中“中和”“宽容”的智慧，以及中华文明所彰显的和平正义、“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将会对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将惠及和造福全人类。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从世界人口变迁的格局出发，中国应当把“人口建设”纳入到百年战略千年大计之中。未来十年、三十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不断提升全民素质，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应对未来各种挑战。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世界和平贡献都将是无价的。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口的历史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