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战后新加坡广播界的半边天，李光耀都惋惜她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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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回忆听起来可能像一则童话，但是它却是个真实的故事。

新加坡“广播夫人”黄李淑珍

影像画面取自亚洲新闻台的一个节目

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第一次轰炸新加坡的3年之后，也就是日本人侵占新加坡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听说马尼拉被联军摧毁。道格拉斯麦阿德将军的军队经过多场浴血战役，把日军驱赶到菲律宾北部的冲绳群岛。在缅甸前线亦然，联军一步步把日军逼退。这一年是1945年。

1945年初，我们听说新加坡也会被联军收复。有传言说，联军将会于9月9日在波德申港登陆。联军击败纳粹解放欧洲的最关键的一场诺曼底战役发生在6月6 日，因此，本地人相信有重叠数字的日期，预示着什么，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

日据时期的艰难岁月

那时我们一家，我的父母和我，住在后港六英里的林亚平路。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我已经在一家有名的日本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会社”担任书记，管理糖盐部门的9个理货员。战争时期，糖和盐都是稀有物资。我有一位特别好的老板，名叫西村（Nishimura）。我挺喜欢我的工作，但这段日子不长。

1945年初，我父亲担心联军打回来时可能会摧毁新加坡，因此决定搬到柔佛州和彭亨州交界处一个叫兴楼的新村。这个新村当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新昭南” 或“新新加坡”，对象是华族社群。至于欧亚裔和天主教社群，则可以前往森美兰州马口的新村。

黄李淑珍在摄影棚与时任国防部兼卫生部长吴作栋先生交谈

因此，1945年3月15日我们举家搬去兴楼。我们租了一辆小罗厘，上面堆满了我们的大件家具：床架，脚踏车，缝纫机，厨房用具等等。一路上走的是没有铺上沥青的泥石路。虽然只有125英里之遥，车却开了一天，到下午4点才抵达。我们搬到那里是为了寻求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被带到当地的行政办公室，然后去到分配给我们的那一小块地。每一户移民都会被分配到一块耕地，一边有一间小亚答棚。看到这片地的第一眼，我们马上说：谢谢你，请把这块地给别人吧。那是一片布满灌木丛的沼泽地，中间还横着一支大树干，我们还听到一些怪声音。我们离开，然后在通往兴楼的路上，买了一栋用木板和亚答建成的联排屋子。

为生存当鱼贩

为了维持生计，我成了鱼贩，而且还做得不错。我那时能从一只大魟鱼（俗称魔鬼鱼）的身上，准确地切出一斤鱼肉片。我们那时用的是华人的大秤，以斤两计算，不是如今用磅秤以公斤或公克计算。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初见那时7、8岁的李淑珍，她跟着她的爸爸到巴刹买菜。

1986年8月黄李淑珍欢迎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先生莅临新加坡广播局，

最右边是时任广播局主席杨邦孝。 

李淑珍的父亲李先生是个海峡华人，他说马来语和英语比他说华语流利，这对我来说特别方便。我的顾客多数是说英语的，我和李先生相处得极好，他也是常常光顾我的鱼摊的其中一位顾客。我与已故黄李淑珍的友谊从这里便开始了。

每天上午大约10点钟，我卖完了鱼之后，就会带两条大鱼回家给我母亲，我也卖二手衣物（大部分是头巾），蔬菜，家禽，小鲨鱼和小乌龟。

1984年黄李淑珍（前左二）与电台第4广播网的同事们欢庆屠妖节

我的顾客是那些清晨把鱼批发给我的渔夫，由于我会说马来语，可以很好地融入他们的社区。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那个村的领头人希望我在兴楼留下来跟他的女儿结婚，以后成为当地的村长。

战争结束   回返家园

随着联军在1945年8月6日在广岛，以及在8月8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人终于在1945年9月2日投降了。我们在9月15日回到新加坡，算起来在兴楼住了整整6个月。回来后李先生跟我一直保持联系，我还记得他在实龙岗的家有个大园子， 里面有好几棵红毛丹树，李先生常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收成。

重逢

后来，我们搬家搬了好几次，以至跟李先生失去联络，直到1956年下半年，淑珍和我在莱佛士书院成为同学时再次相见。这其中的原因是，战争一结束我们都各自回学校上课，她去了莱佛士女子学校，我则去了莱佛士书院。当然，我比她大很多岁。我在1946年就参加了剑桥O水准考试，她还在中学时我已经当教师了。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人生道路又一次交汇。

黄天辉（左一）与时任广播局主席杨邦孝（左二）视察新闻室。右一是主编李金殿

在教育界立业

1955年，当时在巴特利中学教书的我，同时申请了两份教育部的奖学金，一份是到新加坡的莱佛士书院修读科学，另一份是到英国的 Loughborough College 修读体能教育。我的这两项申请都成功了，不过，由于那时我已结婚了，于是就选择了前者。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了化学和哲学为我的主修科目，淑珍和我成为哲学课的同班同学。我们闲暇时有时会聊起在兴楼的生活。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

大学最后一年，淑珍选择修读英文荣誉学位，我则得到修读哲学荣誉学位的机会，但是教育部坚持要我回去学校教化学，因为那时很缺乏化学老师。虽然我的讲师们都为我争取要我留下来，但教育部立场很坚定，理由是，哲学并不是学校里的一个科目。因此，我和淑珍又再次失去联系。

1984年黄李淑珍欢迎前来参加台际运动会的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代表

1972年，我被借调到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当市场处处长。同时，时任文化部常任秘书林沛森（Lim Phai Som），也是我莱佛士书院的同班同学，给我一个机会担任当时的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广告部助理总经理。他劝我不要再回去当电影检查局的主席，这份工作我自1961年接手后就没有离开。他给我的劝告是：那是到了尽头的工作，而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的工作则有擢升的机会。我接受了他的劝告。淑珍和我的人生道路再次交汇，她那时是RTS的副台长。她很高兴再次见到我。

1985年最佳电台节目颁奖礼，左4 是黄天辉，

左5 是得奖者Sandra Tan，左6是黄李淑珍。

当RTS企业化成为新加坡广播局（SBC）时，我成为商业运作部处长。不久，  淑珍成为总经理，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的工作关系越来越密切。

1985年时任新加坡广播局总经理郑东发颁发奖状给黄李淑珍

我们一起开很多会议，制定策略和执行步骤以便为广播电视台争取更多的收益。她对我很信任，是个好上司—— 讲究程序但不摆架子，严厉但友善，有时坚持己见但也善解人意。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工作狂，她以身作则。

朋友间的闲聊

好多次当她忙里偷闲的时候，会邀请我到她办公室喝茶聊天。工作上的事聊得少些，兴楼时代的事和种花种草的事聊得多些。我们对园艺有共同的爱好，因此，当我特别为她栽培了一棵小“铁树”放在她桌子上时，她很高兴。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在1956年与她在莱佛士书院同窗时，我其实是第二次进入大学，她很惊讶。1948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因为我父亲在印尼的生意垮了，变得不名一文，我不得不停学。

黄李淑珍（右一）在80年代的员工聚会上，左一是符和琳

我在1987年从新加坡广播局退休后，我和淑珍通过电话保持联络，华人新年也互相拜访。淑珍在1993年因癌症去世。

一位充满活力的官员

在行政工作上，淑珍胜任有余，充满活力。SBC不是个小机构，它既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也是政府的喉舌，也就是说，它随时随刻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因此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并不容易。加上语言问题总会引起众人注目，任务绝不简单， 但是黄李淑珍总是处理得很好。

时任广播局总经理黄李淑珍颁发长期服务奖给员工

不错，她的上面还有一个董事局，但是每日的运作需要运筹帷幄和敏捷的思维，而她具有这两种本事。除了对正确的事总是坚持到底，她基本上相当低调。做为一个最前线的政府官员，她的职业生涯就如她在学术界追求卓越一样，不断取得成功让众人羡慕不已。

淑珍的英文造诣之高众人皆知，她坚持SBC的英语节目必须用最好的英文英  语。到了她在职的最后几年，她才稍微放松要求。许多新闻播报员都会记得，被黄李淑珍纠正播报时的语气和发音。

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先生在总统府颁发企业金奖给黄李淑珍

她曾在莱佛士女校教书一个短时期。1955年她曾经是扶轮社校际公开演讲的冠军。她拥有30年新闻和广播的经验。2017年，李淑珍被追封为新加坡妇女名人榜新闻领域的重要人物。

我的成就

我在RTS和SBC服务的16年里，有7件事常记我心：

对我来说，认识黄李淑珍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愉快的经历。曾经是她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在同一个机构工作，服从她的领导。

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时代，黄李淑珍（身穿旗袍者）与部分员工合影

黄李淑珍去世时，当时的李光耀资政说：“虽然我3年前知道她身体欠佳要从SBC退休，我并不知道结果这么快就到来。她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又能干的人…… 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她的领导之下成长和发展。她在54岁就离开我们，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我来说，黄李淑珍是新加坡战后世代的“广播夫人”。

编辑组译

本文作者

黄天辉

1987年7月黄天辉自新加坡广播局退休。

黄天辉是新马第一位亚裔电影检查主管，在这之前，他是一名教师。后来他被借调到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担任市场处处长。之后，黄天辉加入新加坡广播局担任商业运作处处长，同时兼管电台和公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