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访谈21】掉进河里才知自己会游泳

陈屹老师好！非常感谢这次访谈，让我有机会和你的广大读者群交流。

说到2019年的那次巴士上的会面，其实我的印象还挺深刻的，虽然是一次闲聊，但我很享受和你近距离交流。你有所不知，我在此之前就已经认识你了。大概是那之前的一两年前，在一次海外文学研讨会上，我看到你是一位充满活力、热情与人交流的作家，因为我以前做过记者，专业经验告诉我，你大概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新闻从业者和作家。我立刻打听身边的人，得知你的名字和身份。所以说我们在巴士上的偶遇对我来说是一次旧友重逢。

沙石（左二）和文友在2019年绍兴笔会上

至于说我的小说的“虚”与“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小说的最高境界是“编”，而“编”的最高境界是“实”，二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我写小说通常靠想象，有时一个很小的事件就激发出一连串的联想。比方说我的短篇小说《好狗巴赫》（发表在《天津文学》时用的题目是《巴赫与狗不理》），是一次散步时看到树上贴着一个为狗招临时护工的告示而获得的启示，然后编出一个美国女人找到一个中国电脑工程师看护她的狗的故事，并加进用中文训练狗和喂狗吃“狗不理”包子以及被告上法庭虚构的情节。

这些故事是虚构出来的，没有错，但让它真实可信，就需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换句话说，故事可以是假的，但细节一定要真实。用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去编虚构的故事，是写小说的基本要求。小说不可以不编，但要编得真实。

另外一篇2021年写成的小说《曾经的音乐》也是一个例子。小时候我和一群伙伴拉小提琴，其中的人物和所拉的曲子以及人物的个性都源于生活，但要让这些细节得到升华，必须把它放入一个虚构的环境中，这就创作出了错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当成甲壳虫音乐，又派生出在美国发现甲壳虫音乐和和童年伙伴相遇的故事。

这篇小说发表在《收获》上，是对小说在处理“虚”和“实”方面的肯定。

沙石短篇小说《曾经的音乐》发表在《收获》2021年6期

作品文章结尾处有链接

至于说小说中的“虚”与“实”的比重，我比较注重虚构。许多作家是先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添加进去一些虚构成分。而我基本上相反，是先虚构出故事，再用记忆中的生活片段构建这个故事。

我这人比较迟钝，表现之一就是晚熟。

2004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此之前没有写作欲望，当作家的想法小时候倒是有过，但那只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我在美国主修的是新闻，后来做过几年记者，对文字还是有一定感觉的，但是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走上写作道路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是2004年前后。当时我已经离开了新闻界，一次和《星岛日报》当时的主编吃饭，他告诉我《星岛》有个文学版面叫《阳光地带》，主要刊登当地华人作家的散文随笔。他约我写些有感而发的短文，发来让他们看看。

回家后我胡乱写了两三篇稿子发给了他。几天后接到文学编辑的电话，说你写的散文非常好，请长期撰稿。听了他的话，我很高兴，赶快去翻阅资料了解什么是散文和如何写散文。我常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不小心掉进河里后才知道自己会游泳。

小时候得益于我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每天带回很多书给我们几个孩子读。那时候能够公开借阅的书没有几本，所以母亲带来的基本上都是禁书，这无形中给了我阅读古今中外名著的机会，许多大名鼎鼎的名字是那时候就知道了，以苏俄的著名作家居多，后来也读了不少欧美的名著。

当时读的书很多，很杂，虽然很不系统，但是个文学积淀。在享受阅读带来的快感之时，偶尔会蹦出一个想法 - 将来也要写出这么好的故事。不过那只是一个幼稚的想法，并不是奋斗的目标。写作是多年后一不小心误入了“歧途”。

你说的很对，这年头写作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有的只是辛苦和付出。至今作家的称呼对我来说仍然很沉重。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为作家，也不觉得能写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写作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爱好，一个能够让我欢度时光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小说的目的和公园里打太极拳的大爷没有什么区别。我不会为写作而熬夜，也不会为它起早，只是有感觉了才动笔。有时我也劝说写作的朋友，不要自视太高，我们乐于写点东西，跟那些唱卡拉OK或者跳广场舞的人没有多少区别。

正是因为爱好，所以才不计较利益，写作这件事我才能坚持下去。经过一段写作的经历，我体会到写作需要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才能写出有激情的东西，这就像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所要的兴奋状态一样。写作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找的喷薄欲出的刺激。

写作不是沙石的唯一爱好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没有出国，还留在国内，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想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而且是所有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经常想到的一件事。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套用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 – 历史不能假设。

让我准确地说出如果不出国我会是什么样子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是，我不太可能从事写作，而多半会按照安排好的轨迹走一条让别人满意的道路。而在美国，我可以有许多选择，包括我如何利用我业余时间，写作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可以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这对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早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写美国生活。我的立意是写出中国人的美国故事。此前我看过不少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结果发现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讲中国人的故事，人物都是中国人，故事也是中国人之间的故事，从语境到情节几乎看不出海外生活的痕迹。所以我决定变换一个角度。

既然是反应美国生活，就应该加入美国元素，所以我的小说基本上都让中国人和主流社会发生关系，就是说男女主角要有一方是美国人，而且尽量脱离诸如思乡，餐馆打工和留学生活的主题，而更加强调人性冲突。我的《玻璃房子》《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亡命岛》《月亮绣球》等小说都是这个基调。

不过近年来也开始写一些中国背景下的故事，或者是中美交叉生活的故事，多以回顾过去的往事为主。

沙石（右二）喜欢和同事们找乐子

写作填补了我的生活，使之更加丰富，更富有乐趣，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我也不会坚持这么久。还是那句话，对我来说爱好比利益更具吸引力。

写出好东西确实很难，不过越难越能带来克服挑战的刺激，就如同攀岩的人攀过一道悬崖，举重的人举起一个重量，跳高的人跳过一个高度。能做到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己，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个挑战可以是乐趣，也是烦恼。

至于如何认识诺贝尔文学奖，回答这个问题要冒一定的风险，闹不好会被众人所指，不过我还是想说说我的想法。我从来不认为用颁奖的方法能够评价一位作家或者一部文学作品。虽然我喜欢用竞技体育比作写作的过程，但文学毕竟不是赛跑、跳高、或者举重，衡量文学没有硬性标准。

已经有许多人做出了比较。如果把有文学成就的作家分为诺贝尔奖得主和非诺贝尔奖得主的话，那么非诺奖作家的成就一定超过诺奖得主。诺奖得主中有许多平庸的作家，而世界顶级作家都被排除在诺奖之外，他们中包括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还有中国的鲁迅、沈从文、老舍等如雷贯耳的名字。

其实有许多长期被诺奖排斥在外的作家非常卓越，他们的成就早已超过许多诺奖得主，例如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他们似乎被人有意排斥在外。最近我看了村上春树的篇短篇小说《奶油》，先是在《纽约客》上看到英文版，后来又读了中文版，可谓上品。故事讲的是一个高考落榜生，一天收到一封由过去合作的女钢琴手发来的邀请，约他出席一场钢琴独奏会。主人公便寻着邀请函上的地址来的一个荒凉的山上，发现没有音乐会，也没有参加音乐会的听众，却偶遇到一位老者，向他介绍多圆心没有圆周的圆，还不停地嘟囔着奶油。整个故事充满了玄虚，而情节又十分合理。起初很难读出作者在讲什么，而过后却悟出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

我认为这篇小说把文学提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是不能用任何奖项来衡量的。

一位作家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我很幸运有这样的机会。

按时间顺序为我的写评论的专家包括：著名海外文学评论家陈瑞琳老师，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家协会前副会长陈公仲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刘俊教授，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硕儒老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程国君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家协会副会长吴义勤老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家协会副会长毕光明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杨剑龙教授等等，不能一一列举。由衷地感谢所有关注过我或批评过我的专家学者。

从左到右

上排·陈瑞琳、陈公仲、刘俊、張惠雯、李硕儒

下排·程国君、吴义勤、江少川、毕光明、杨剑龙

作为首位对我的作品进行评论的学者陈瑞琳老师，是最早发现我的评论家。那大概是2007年前后，我刚开始写小说不久，她便和我有了交流，给我的小说指出了优缺点。

她是第一个提出我的写作具有黑色幽默的评论家，她鼓励我坚持这个特色，同时扩大视野，加强张力。她为我写过多篇评论文章。令我感动的是她细读了我的每一部小说，对细节的理解甚至比我这个作者还有深度。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玻璃房子》于2012年出版的时候，是她写的序，对此我深怀感激之情。

沙石中短篇小说集

陈公仲教授是国内研究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也是在我创作早期给予了关心和支持的学者。我是在散文大家刘荒田老师家中认识公仲教授的。之后，我把一些小说文稿传给他，其中大部分作品还没有发表。

不久，他对我的小说的评论就发表在《文艺报》上。他也是多次评论我的小说的学者，其中对我的长篇小说《情徒》的评论刊登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上。我记得他在最初给我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很看好你未来的文学道路。这是很大的鼓励。

沙石长篇小说

如果要我说出没有意识到的亮点的话，那么刘俊教授是第一位提出我的小说蕴含着“荒诞”和“另类”元素的学者。他在一篇分析评论文章《不可理喻：新移民社会的另类展示 – 论沙石小说》中指出：沙石的小说是一个日常“轨道”之外，以“另类”的方式展示新移民社会的艺术世界。

从我开始写小说起，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重复别人，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这既要避免刻意地猎奇，又要创作出个人风格，因此荒诞、幽默、违反常规成了我的追求，虽然在中短篇小说中我尝试了不同的写法，但在长篇小说《情徒》中特别强调了“另类”的表现。这一点吴义勤老师对《情徒》的评论《对新移民精神生活的揭示与批判》中也给予了肯定。

总之，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评论家评论过我的小说，作为作者我很荣幸，不过让我说出如何引起专家的注意，真的很难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写出像样的东西，就自然会有人关注。闷头写作最重要。

非常感谢你的访谈。有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历程，有助于认识自己，反省自己，是很有好处的。我要强调的是，文学正在受到纸张出版市场萎缩的压力，在手机上看社交媒体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据说除了印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出版业都越来越萧条，这自然导致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引起人们对文学会走向灭亡的担忧。

经常听到玩笑话，说现在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还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好现象。没有读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写作者坚持写作。只要有人写作，文学就不会灭亡。

在此由衷感谢华侨出版社于今年3月底推出我的的中短篇小说集《天堂*女人*蚂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