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陨落，草木含悲！沉痛悼念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院士

国士陨落，草木含悲，谨以此文纪念为雷达领域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王小谟院士！

1938年11月12日，王小谟出生于上海金山一个爱国军官家庭。抗日战争期间，尚在幼年的王小谟跟随父亲辗转后方，坚持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小谟随家人返回上海，就读于上海虹口小学。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王小谟同家人移居北京。1956年王小谟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在这方美丽的校园中，从此开启了他传奇的雷达人生。

对于从小喜爱摆弄矿石收音机的王小谟来说，这个选择显得顺其自然，来到这里之后，王小谟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无线电、雷达知识的海洋。大学期间，王小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光是学到了科学和技术知识”。

离开父母，大学是独立生活的第一站。在2013年返回母校的报告会上王小谟院士回忆，学校学风严谨，要求上晚自习，浓郁的学习氛围让人很有紧迫感。除了抓学习，学校课外社团活动很多，注重集体精神的培养，“这样既教育我们知识，又给我们好的身体，得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王小谟院士在大学期间不仅学习努力，性格也分外活泼，参加了很多社团，比如京剧团，摩托车队。小谟院士经常在宿舍拉胡琴，宿舍里其他15个人也跟着接受“音乐的熏陶”，他主唱青衣，喜欢梅派，他参加京剧团一段时间后就成了台柱子，把京剧团发展成为北京高校里影响力较大的社团，参加的摩托车队也获得过北京高校比赛的第一名。

返回母校的报告会上，小谟学长操起胡琴，与北理工学子共同演艺京剧唱段，赢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果说1956年来到大学学雷达是机缘巧合，那么后来的岁月中，王小谟则是义无反顾地为雷达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成就了辉煌人生。

1961年，王小谟以八木天线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毕业设计获北京工业学院毕业设计一等奖；同年，他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

在14所期间，王小谟在总体室工作，参加了408雷达的研制，并担任了583三坐标雷达专业组副组长，参与了国内研制583雷达可行性方案研究和初步工程设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小谟受到冲击，583三坐标雷达被迫中断，王小谟被调离原技术岗位，被安排到14所计算机房当机房管理员。王小谟没有因此自怨自艾，而是把握管理计算机的机会，深入研究和掌握了计算机的原理与运用，这使得王小谟成为我国较早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家，并为日后他在主持研制383雷达时率先采用自动化技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按照14所“成建制分迁”方式新建雷达研究基地的部署，王小谟投身到了深藏在黔西南大山中的第38研究所的草创中，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不仅食物匮乏，甚至连吃水都有困难，以王小谟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开启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时代。

1969年12月底，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总体室的临时负责人；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国产第一部三坐标雷达——383的总设计师，13年磨一剑，克服地处“三线”、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端闭塞和艰苦的不利条件，于1984年4月完成设计定型。383雷达的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产三坐标雷达的装备空白，也使得三坐标雷达成为我国雷达设计研制的一个新领域，更对实现我国国土防空网从概略引导向精确引导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383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7年，王小谟作为全国14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1985年12月，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所长。1988年底，38所调整迁建终于正式启动，38所整体迁建安徽合肥。

在调整迁建过程中，王小谟率领38所干部职工一方面稳妥完成了千头万绪的迁建任务，另一方面又全力保证科研生产不受影响。按照王小谟发展出口装备创汇的思路，38所自主研制生产了JY-9、384等先进雷达，成功开拓了国际市场，不仅解决了38所迁建合肥资金匮乏的问题，完成了38所的“二次创业”，更创造了中国雷达出口的新奇迹。1995年，JY-9雷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2年2月，王小谟被任命为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时年54岁的王小谟由此开启了预警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之路，推动实现了我国国土防空网从地面向空中的飞跃，更是推动实现了我国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的重大转型。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未能成功。那时，王小谟就敏锐地意识到，要在信息化条件下捍卫国家主权，实现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跃升，我国必须拥有预警机！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我国的预警机研制事业中。

1990年海湾战争后，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1992年，我国正式启动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合作研制；1993年6月，王小谟调任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并出任中方负责人。研制过程中，王小谟创造性提出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同时力排众议，坚持同步安排国内配套研制，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相控阵雷达收发组件、大型天线罩和系统软件等重大关键技术，从而将预警机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2000年7月，在西方大国的阻挠和施压下，外方选择单方面撕毁合作合同，我国预警机装备发展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王小谟坚持自主研制，大力推动国内立项。

在空警-2000、空警-200两型预警机成功立项后，王小谟提出了研制出口型预警机的设想，并于2002年1月起，开始了出口型预警机方案的论证，并亲任总设计师。2008年，我国同国外用户正式签署ZDK03预警机的研制合同。出口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预警机基于国产飞机平台实现“小平台、大预警”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2013年，王小谟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获奖代表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发言时，王小谟表示：“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整个团队。”

2022年5月17日，已83岁高龄的王小谟院士再次出征，瞄准攻关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领衔成立了王小谟空基技术实验室。

王小谟院士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的低空雷达，系统谋划和推进我国预警机事业的发展，设计提出了我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和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装备的发展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

问：您曾经说自己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那么您为何选择雷达、预警机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王小谟：我在小时候就喜欢两件事，第一是京剧，第二就是无线电。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选志愿，学校让我们去各个大学参观。当时就看到了雷达的展览，内心很震撼，觉得做这个也挺好。后来毕业就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唱京剧，还有一个就是上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说可以保送，他们也有无线电专业，所以就去了北工。

高中毕业演出《三不愿意》时王小谟扮演大小姐剧照

当时无线电的运用主要是收音机，但是在军事上主要是雷达。雷达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发展得非常快，在大学里学习无线电其实主要就是学习雷达，这样我就跟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我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南京第14所从事雷达的研制工作。当时正好赶上了雷达发展的高潮，发展非常迅速，大家都以干这个为荣，因此我的内心也非常高兴。另外在工作过程中，我也逐渐认识到雷达、预警机事业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就这样，我对雷达、对预警机事业的理解，从一开始的感兴趣到热爱，到最后怀有责任感。

问：您一开始就对无线电有兴趣，后来大学里学的也是雷达，最后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一辈子没变。那么您如何看待个人的兴趣和国家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小谟：兴趣是要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喜欢京剧呢？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是大杂院，好几个邻居没事儿就唱戏，所以我们小孩儿就跟着喜欢了。后来想听戏，但没钱进戏院，也没有收音机，就想自己装一个，慢慢到高中已经能自己装收音机了，就这样我对无线电的兴趣又给培养起来了。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想当的职业很多，又想当空军、又想当海军，想象很丰富，没有说非要干哪一行不可。你干了这一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你就会有兴趣了。

问：在今天看来，383三坐标雷达的成功研制仍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研制383雷达的情况。

王小谟：383雷达是一个三坐标的雷达。过去的雷达都是两坐标的，只能看到距离和方位，不像三坐标雷达一样还能看到高度。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研制三坐标雷达。后来中苏交恶，到我1961参加工作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一厚摞的资料。当时我唯一能看的东西就是他们留下来的这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只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还是非常难的。因为我正好是学雷达的，所以参加工作后两三年单位就让我负责新型雷达的研究，当时叫作583雷达。

1961年参军

那时候一方面自己年纪也不大，二十几岁；另一方面全国有很多单位给我们做配套工作，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既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与此同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无线电水平并不是十分的落后，不比日本差。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

抱着这样的决心，我们一群年轻人天天在想怎么弄，确实想出很多点子来。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脉内扫频方案，比英国人还要早，我们提出一年以后他们才发表跟我们一样的方案。到1970年他们研制出来了，我们也做出来了一个样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583雷达就不再做下去了，而英国人做的雷达却在世界上卖了很多。这件事对我们的刺激非常的大，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并不落后，别人能想到的方案，我们中国人也能想到，甚至能比他们提前想到。

到七十年代以后，国家建设“三线”，我们一部分人就搬到贵州成立了38所。当时国家还是需要三坐标雷达，于是就上马了383雷达项目。

38所在贵州孤立的一个山沟里面，只有我们这个单位。那时条件很艰苦，交通也很不方便，进一趟城买个东西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这样环境下干扰也比较少，没什么其他娱乐，也不能去打牌，所以我们就夜以继日地研制。就这样我们在山沟沟里面又干了十年，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将383雷达研制出来。

问：当年您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从而有机会熟悉计算机；后来不让您继续搞583工程，结果接手的383工程，反而又成了国家重点工程。那么您如何看待科研生涯中的困难挫折，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

王小谟：我人生其实遇到过很多困难，一种是人生中的坎坷，一种是科研上的困难。比如说人为的困难。我25岁成为583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结果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刚出的设计成果也用不上了，我还被赶到机房管计算机。那时候，我一方面很遗憾研究这么久的东西用不上了，一方面告诉自己要静下心来，开始自学计算机。后来，我在机房里学的计算机知识在383雷达身上派上了大用。

还有一种困难就是科研上的困难，攻关攻不下来。我科研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就是研制383雷达的时候。1979年，我们在武汉对383雷达样机进行试飞。然而在试飞的时候，雷达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一坏又不行，很不稳定。当时我是总设计师，我指挥人员把每个部分都检查了，但查了又查仍然没发现有什么毛病。这么持续了三个月，真是一点办法没有，那时候说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

虽然嘴上说死了算了，但是还是得做。雷达是一个雷达方程算出来的设备，每个东西都没有问题，总体怎么会有问题呢？当时我们就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后来在偶然之中，看显示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来当时我们检测12路接收器的时候，是一路一路检测的，独立工作都没有问题。但当12路在一起工作时，接收器彼此之间有轻微干扰，影响了接收器的灵敏度，而这个干扰是随着雷达频率的变化而时有时无的。最后把这个问题找到以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调试383终端

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疏忽，电磁兼容没有做好，当时也没有手段检查它，所以只能是在偶然间发现的。但是偶然是在必然之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花时间去检测，检测来检测去，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对于科研中的挫折，只要你在原理上是对的，最后的结果也应该是正确的，不行的话肯定是你在什么环节上有问题。因此失败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只要你有信心，认为这个原理没有错，那么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起有伏，总要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科研同样如此，没有一次成功的事，所谓的一次成功就是大的方向没错。我搞383，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这次试不行、那次试不行，但是总的方向对了，最后获得了成功。所以我老说这样一句话，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乎所以，你不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要记住很多困难都是暂时的，低潮也不会永远都是低潮，也会有高潮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潮越是要能干多少干多少，不能闲着，保持人的韧性和弹性，否则机遇再次降临的时候什么都干不了。

问：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预警机？中国预警机研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王小谟：可以说，预警机是国土防空中增强低空、超低空预警探测和空中指挥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预警机，战斗机看不了多远，也只能单打独斗。拥有预警机，是我们国家空军多年以来的梦想。

预警机项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上马的。为什么九十年代开始实施呢？因为通过当时的局部战争可以看出来，没有预警机空军就没法打仗了，所以必须要有预警机。那么怎么做呢？当时有巨大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得赶快买，不买空军的战斗力大受影响。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自己干。那么到底是买国外的还是自主研发？两种观点争论得很厉害。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自己能做，为什么要买呢？因为我是搞雷达出身的，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跟踪预警机上雷达技术的发展。预警机最大的技术难点就是飞机飞到天上以后雷达是往下看的，往下看又有房子、又有地，怎么能够和飞机区分出来，怎么能够在这一大片的目标里面把飞机找出来？这是研制预警机最难的一个事情。但这个最难的问题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用PD雷达，所以我们就觉得必须要自己干。而且国家非常重视预警机的研制，也准备投入大量资金，作为工业部门来讲我们希望国家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国外，应该花到国内来，所以就一直坚持自主研发。

最后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装备预警机是一个急需的事情，部队就先买几架。同时也支持自己研发，让我们跟以色列合作研究自己的预警机。但到了1999年的时候，以色列受到美国的压力，终止了和我们的合同。就这样，国家决定我们走自主研发的道路，研发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

问：“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这是无数科研人员在研制中国预警机时形成的预警机精神。那么，您是如何理解预警机精神的？

王小谟：这个预警机精神，第一句话就是“自力更生”。一开始，我们跟以色列合作研究预警机，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是中方的总设计师。当时我们的设想是先合作研究，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自己生产。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以色列不给我们核心技术，我就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因此我就做了一个叫“同步研制”的决策。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大概比他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当然到最后，以色列迫于美国的压力终止了和我们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争口气，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说实话那时候很受感染，我们把“我们一定要争口气”这个口号放得很大，挂在试验场，每天都能看到。最后，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几年的不懈努力，很不容易才研制成功。所以说预警机精神的头两句是“自力更生、创新图强”。

第二就是“协同作战、顽强拼搏”。研制预警机，需要对飞机进行改装。飞机的改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测外形，测完以后要做风洞试验，涉及一系列航空安全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航空和电子两大部门团结协作。另外还要把全国都动员起来，各个科研单位都参与这样一个工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用了十几年，而我们只用五年就能把预警机研制出来的原因。

当然，预警机研制的背后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院一位烈士母亲说的话。空警-200在最后一次试飞的时候飞机失事，所有人都牺牲了。其中有一名同志是我们院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家在农村。开追悼会的时候，很多人去慰问他的妈妈，问她有什么要求没有？然后他妈妈就说没有什么要求，我这个儿子是为国家献身的，不是什么坏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

问：空警-2000是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当时您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看到自己研发的预警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时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小谟：虽然之前就知道空警-2000和空警-200会飞过天安门广场，但是真的到它们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自己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终于研制出来，研制出来以后还飞过天安门广场，等于受到了国家非常高的认可，所以当时自己非常激动。

问：当年在研制383雷达时，您提出了世界首创的脉内扫频方案。在研发空警-2000时，您又创新性地把相控阵雷达搬上了预警机。那么您几十年来实现创新的秘诀是什么？

王小谟：要创新，首先你要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别人能想出来的东西你也一定能够想出来。在预警机研制的过程中，我就坚信我们中国人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我们一定能独立自主地把预警机搞出来。

同时，要创新还要多留心身边的事物，特别是对新东西要感兴趣，这样你做出的事情就不会跟不上潮流。我一直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所谓创新在我们这里叫集成的创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原始开始的。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讲应该到处去学习，只要看到新的、有前途的东西你要想办法去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事情有敏感性。这个创新就是你能够把很多别人创造的成果很快地运用到你自己产品身上，我觉得工程师大部分创新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搞383，所谓十几个第一、取得了很多创新性成果，但这些创新性成果可能很多都不是我们本行业的事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第一个在雷达里面使用了空调。过去雷达是在一个箱子里面，到了夏天的时候里面40多度，战士就穿着一个短裤进去。我搞雷达到车厢里面去看，一进去手上的毛孔就张开了，汗流浃背，就跟蒸桑拿似的。那么雷达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你为什么不能给他创造好一点的条件？因此我就第一个把空调装到了雷达上。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打破了传统的习惯，当时争论很大。

问：您认为中国科技在自主创新、引领国际前沿科技发展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小谟：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实力正在实现整体跃升。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人做。比如说我们做集成电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核心的东西是买的，自己不去做。因此，基础的创新是目前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只看到最后、集成方面的成果，但是深层次的、基础性的研究就比较难，也出不了名，人们往往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要掌握核心技术，但掌握核心技术首先是要从基础做起。应该说，我国电子工业在集成电路和软件上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短板，依赖外国很多。像集成电路，我们花上千亿去买一条集成电路的生产线回来，但等买回来之后人家的生产线又升级了一代，这样的话周而复始我们一直要买别人的。软件仍然是这样，自己的操作系统做出来以后核心的东西还是人家的。

现在我们的手机做得也挺棒的了，华为、中兴、小米都搞得不错，但核心的东西不是我们的。虽说有的公司研制了自己的手机芯片，但其实是两头在外面：基础框架是国外的，尾部也都是国外买的，只是它的中间在国内。这样国内公司很容易受制于人，非常被动。所以现在我到处在呼吁这个事情，要想把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要从基础做起、从IP核做起。

问：您非常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还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中的450万元，成立雷达创新奖励基金，奖励在雷达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年轻人。您认为全社会该如何为科技人才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王小谟：我认为，人才培养要从基础做起。现在，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薪酬待遇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还存在一个工作环境、科研环境的问题。科研环境应该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性，这非常重要。同时，目前我们的科研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项目制，很多科研人员到处去找钱。现在不是缺钱，你只要想出一个点子，很快能够见到成效，马上很多地方争着给经费。但是你要踏踏实实地搞一个基础的东西非常难，谁也不愿意投这个事，因为可能最后看不到什么成果。

科学研究主要是靠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就是人才。因此还要注重科研人才的队伍建设，通过一些工程和项目把人才队伍培养出来。像预警机，刚开始大家对这个领域也很陌生，不知该如何着手。但经过预警机的项目，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干了，再搞一个新的项目也没什么难的。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产业，培养了科研人才队伍。

在培养人才方面，学校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环节。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辅导班，但是业余活动非常的多，每一项业余活动都能够培养人特定的思维。我发现我们大学同学当中，后来有创造力、成就一番事业的，不一定是学习最好的，但都是兴趣比较广泛、比较爱玩儿的。你像我大学喜欢京剧，当了京剧团的团长。要组织一台戏，要考虑乐队、灯光、布景、服装、演员，等等，这不比组织一个会容易，那么这个就锻炼你的组织能力了。因此我认为学校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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