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为何这么难？
“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这是总书记3月6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对民营企业的喊话与寄望，也是中国放开疫情防控政策之后全力拼经济的又一次总动员。
也是在这一场合，总书记延续以往的讲话，着力给民营企业派定心丸，“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
此前一天，即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在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重视和支持部分，总理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并强调要“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破除各种隐性壁垒，一视同仁给予政策支持，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存在的问题部分，总理直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难，稳就业任务艰巨。”
事实上，不管是派定心丸，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问题在于，为何一边是持续不断的定心丸和支持，另一边却是民营企业愈发加剧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预期与信心不稳？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看来，问题实际上出在执行层面。“举个例子，我们地方政府有点官员为了免责或者说为了避责，在发放政府采购项目订单的时候，就倾向于发给国有企业。现在包括我们军事工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贷款利率也有不平等待遇的情况，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这是老问题。”“民营企业最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引进国有资本寻求政策保护。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是双向的。一方面民营资本在进入国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希望引入国营资本，戴上“红帽子”，这值得深思。”
姚洋进而总结道，“这种现象不是说我们制度变化了，党中央文件一直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就感觉不到温暖？就是因为执行层面对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没有落实。”“过去几年，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突发政策比较多。比方说从2020下半年开始，针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的‘三道红线’，以及对教培行业的治理，都是‘用药过猛’的政策。怎么来统筹调节经济与保持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新政府面临的挑战。”
去年5月，上海疫情之际，财经作家吴晓波发长文叩问“我们这是怎么了”，而叩问的方式是“用数据说话”和“以史为鉴”。
在“用数据说话”方面，吴晓波列出了两张对比图：一张是“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对比图”，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2018年，美国51家反超中国的42家，不过差距并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2020年，美国73家，中国14家，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
一张是“中国科技与网络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在2020年4月，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万亿美元，中国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约1.2573万亿美元，相比多了192亿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苹果的市值增长到2.6581万亿美元，中国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减少到8,877亿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国的科技和网络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万亿美元。
在“以史为鉴”方面，吴晓波提到了改革开放的两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它们都在经济跌入深深低谷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发动，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答案，并因而引发了两次激荡人心的制度变革和民间活力的宏大释放。”但到了今天，虽然也迫切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已经呈现出来：某些全民共识的丧失；思想市场的断层；“马某”们的心意阑珊。可见的后果是，创业创新的热情迅速消失，当今中国商业世界的“精气神”不见了。
所以，如何才能真正让民营企业“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恐怕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摆脱对“秩序”的绝对化追求，决定着民营企业和社会面究竟最终能有多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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