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尸、家暴与致命爱人

最近有两起事件，放在一起说说。

一，是香港名媛碎尸案，二，是吴秀波儿子家暴。

在书单君看来，两件事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发生在伴侣之间的暴力事件。

相比而言，吴瀚的女友是“幸运”的，她选择分手，逃离了家暴。

而名媛蔡天凤是不幸的，她没有料到前夫一家的凶残，遇难了。

事情终会过去，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却不应该就此停止。

就像在两起事件中，再次出现的“不完美受害者”论调。

“为什么她没有及时离开？”

“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止损？”

这样的声音，几乎在每一次家庭暴力事件中都会出现。

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是因为受害者懦弱？

英国犯罪模式学者简· 蒙克顿·史密斯，在研究了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叫《致命爱人》。在书中，她告诉我们：

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无法及时脱身，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她们陷入了伴侣精心布置的一场“情感操纵”。

这样的“情感操纵”之所以行之有效，不仅因为操纵模式隐蔽而难以察觉，更因为我们的法律、舆论等社会环境对施暴罪行的开脱，这些因素，共同助长了亲密伴侣暴力事件的猖獗。

在家暴或伴侣凶杀案中，关于施暴行为最常见的一个解释就是“一时冲动”。

比如在吴瀚女友的声明中，就多次提到了“情绪失控”。

书中也有一个例子。

文森特杀了自己的妻子唐娜之后，打了报警电话自首，当下就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被逮捕后，他只是一味声称：“就像是一股血气冲上头，我就是啪地断了线。”

这种说法，就是当下社会被广泛认同的“激情犯罪”。

在“激情犯罪”的解释下，伴侣间的家暴、凶杀，似乎都是双方在争吵下，一方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后下了毒手。

施暴者也很乐意接受这一观念，因为这不仅容易被人理解，还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博取大众同情。

文森特就一直坚称自己是这段关系中的受害者。

他觉得从未有人倾听他的心声，自己失去了一切却没人在乎：

“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没有人看到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到了我。她毁了我的生活，却没人在意。”

按照他的解释，是妻子做了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激怒了他，所以他才忍无可忍的。

但史密斯戳破了这个谎言，看她看来，“激情犯罪”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凶杀案中的受害者已经无法发声，从凶手和辩护人口中的真相， 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杀害配偶的行为合理化，认为这是“由于激情而犯罪”——也就是情杀。这个想法巧妙地解释了令人费解的对至爱亲人的杀戮。它鼓励我们相信，人们可能会在某些发现之后——比如婚外情或者可怕的背叛，出于嫉妒或愤怒而冲动地杀害他们的情人或配偶。”

警方的调查支持了史密斯的判断。

文森特并非是和唐娜在吵架过程中的一时冲动。

文森特事先选好了作案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而唐娜只是像往常一样，下班后走向公司楼下的停车场。

这期间，文森特足够有时间保持理性，但他没有。

而且，文森特没有给妻子一刀致命，而是一刀又一刀，足足砍了38刀。

“激情犯罪的辩解是虚假的”。

史密斯说，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旦我们不再认为这些谋杀是冲动的，我们就能开始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超出了调查分析和法医的理解。”

换句话说，亲密伴侣凶杀案是可以预测的案件。

可预测，就代表着可预防。

于是，凭借多年对亲密伴侣凶杀案的研究，史密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凶杀时间轴”。

“凶杀时间轴”呈现了亲密伴侣变成致命爱人的8个阶段，每一段都对应着不同的情感操纵表现。

“为什么受害者无法及时逃离？”

“凶杀时间轴”也许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因为受害者已经不知不觉地生活在操纵之下。

上世纪80年代，史密斯刚加入警察队伍时，接到过一起家暴案件。

受害人是一个不到18岁的女生，被男友用一记重锤砸得头破血流。

然而，警察到来后，女生一言不发，只是望着地板一动不动。她拒绝了医护人员的劝诫，也拒绝去医院就诊。

接下来的事情，让史密斯更加不理解——

女生丝毫不打算去投诉袭击她的男友。

看着愤怒的史密斯，一旁的老刑警却平静地告诉她：“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老刑警说自己接到了太多类似的案件，见惯了受害者拒绝救助的场面。

这件事对史密斯触动很大。

多年后，她成为一名犯罪模式学家，再次回想这件事，她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伴侣的情感操纵中，女生的反抗意识被削弱了。

这正是“凶杀时间轴”第三阶段的表现。

这一阶段的操纵模式，还有一个著名的概念来解释，就是“煤气灯效应”。

“煤气灯效应”，指的是一种意图让被操纵的受害者觉得自己情绪紊乱的行为模式。

电影《煤气灯下》，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女主宝拉，跟着丈夫搬到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每当宝拉觉得孤独无聊想要出门时，丈夫就会使用一系列情感操纵的手段，把她留下来。

丈夫先是故意把家里的东西弄丢，然后让宝拉承认是自己在家弄丢的，以此让宝拉思维混乱，加重自我怀疑。

然后，丈夫又在晚上故意将屋内的煤气灯调暗，同时在楼上制造一些脚步声。紧接着男主回到楼下，再把煤气灯调亮。

当宝拉询问煤气灯的变化和楼上的声响时，丈夫却坚决否认，让宝拉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是自己精神不正常。

渐渐的，宝拉越来越恐惧，她的信心被摧毁，不敢再反抗丈夫。

“煤气灯效应”还有一个名字，叫“认知否定”，它通过心理操控和洗脑，让受害者对自己产生强烈的怀疑和否定，丧失掉反抗的意识。

就像“凶手时间轴”第三阶段情感操纵的结果，就是要确保伴侣是顺从的，并且被困在这段关系中。

史密斯说：“我们不应当只是指望看到瘀伤和骨折。相比那些直接的暴力，这些隐形的被忽视的情感操控，也许更可怕。”

这大概也是“凶杀时间轴”最大的意义所在。

它让那些身处情感操纵的人，清晰地看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也让那些潜在的受害者，及时洞察到另一半的变化，从而及时抽身，避免更大的不幸。

然而，要想真正解决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件，仅仅靠“凶杀时间轴”是不够的。

史密斯想表达的， 也不止于此。

一项数据显示：在英国，平均每周有2名女性被伴侣杀害；在美国有3名；在墨西哥，这个数字变成了5名……

三年新冠期间，英国的亲密伴侣凶杀率更是翻了一倍多。

其中，82%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为什么女性受害者这么多？

书中有一个家暴的案例。

30岁的单亲妈妈劳拉，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同一社区的男友克里斯。

但在两人还没确立关系时，克里斯就向全社区宣布了两人的关系。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其他人把两人之间的任何不和，都看成情侣间的争吵。

后来劳拉提出了分手。克里斯不同意，一直骚扰她，经常半夜敲劳拉的家门。

为了保护孩子，劳拉报了警，但克里斯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情侣吵架，而警方也最多是劝他离开。

就这样， 警察一走，克里斯又继续骚扰，根本不在乎警察。

劳拉意识到，阻止克里斯唯一的办法，就是顺从他的要求，否则，克里斯就会变得越来越危险。于是，劳拉最终打开了房门。

而等待她的，就是克里斯的强暴……

在劳拉的故事中，警方的毫无作为，是许多家暴事件的一个缩影。

就像那个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女生，也许她曾经上过，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

正如史密斯所说：“当受害者朝着有操纵欲的施暴者发起猛烈挑战时，她们是在冒险。她们需要知道她们是有备而来并且万无一失的；她们需要更多地信任这个系统，而不是忧心于离开的后果。”

然而，她接着说：“不幸的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在她看来，这正是当我们解读女性对威胁、暴力和恐惧的反应时，往往会忽略的一点——

她们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没有胜算的威胁，而不是处于一个可以尽力保护自己的环境。

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使用权力的方式了。

2009年，一个叫克莱尔·伍德的英国女士，结识了新的男友阿普尔顿，并很快陷入热恋。

但克莱尔不知道的是，阿普尔顿过去有针对女性的严重暴力倾向和犯罪史。

这最终导致了在两人的一次争吵中，克莱尔被阿普尔顿勒死并焚尸。

事实上，克莱尔提过分手，但受到了阿普尔顿的骚扰。克莱尔报过警，但警方几乎什么也没做。

克莱尔的新闻，引爆了英国媒体。

克莱尔的父亲指责英国警方毫无作为，并表示如果之前知道阿尔普顿的犯罪史，女儿就不会死。

最终，在各界反家暴组织的推动下，英国出台了著名的《克莱尔法案》。

《克莱尔法案》赋予了女性新的权利，根据该法案，女性有权向警方提出申请，查询伴侣的暴力前科。

一个人的过去很重要，就像一个有着情感暴力历史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恋爱之前及时了解到对方的历史，不失为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办法。

当然，《克莱尔法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家暴受害者的保护，开始被纳入国家司法层面。

史密斯说，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任何人都可能是亲密伴侣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而一个社会的舆论环境，终究取决于每个人的观念。

那么，如何正确看待亲密伴侣的暴力事件？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一句话：不要让关系凌驾于行为之上。

家庭暴力首先是一种个人的危险行为，其次再是夫妻之间的问题；

施暴者首先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其次再是丈夫、男友或者情人的身份。

就像史密斯所说:

“当我们认识到操纵和暴力的人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糟糕的关系时，我们就能迎来最为重大的改变。”

 -END-

撰稿：笔下长青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正义回廊》《煤气灯下》《直美与加奈子》

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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