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婚诉讼里的法官、家暴和男女不平等｜小鸟访谈

本文原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七卷，为付费内容。

2004 年，贺欣在一个基层法院做调研时，一位法官对他吐槽法学教育的问题，说长期以来法学教育奉行“本本主义”，几乎不触及实践中运行的法律。“有哪位老师教过，法院对首次来离婚的当事人基本都是说不的，第二次以后才会准予离婚。”这位法官接着解释，因为一审不判离的做法增加了结案数量，照顾了法院工作量考核的要求，又避免了当事人因对判决结果不满而提起上诉和上访，所以才形成了规律。

贺欣听后十分触动，觉得太神奇了——这和婚姻法课堂里只讨论“感情是否破裂”作为离婚标准相去甚远。他立马去资料室找案卷研究，旁听离婚案件审理，希望印证法官的说法。这也成就了他第一篇关于离婚问题的论文《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后来，随着对离婚问题的了解加深，他发现，法院的决定和性别不平等存在关联，于是开始系统地做诉讼离婚的研究。

2021 年，贺欣在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离婚在中国：制度约束及性别后果》（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采用定性的方式研究诉讼离婚，包括旁听案件，访问法官、律师和当事人，主要材料来源地点是经济水平、人口结构等都有很大差别的广东和陕西，探讨的核心主题是女性在离婚诉讼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如何形成。

现年 48 岁的贺欣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多以英文写作，是为数不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法律社会学学者。2017 年，他和吴贵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合著出版《嵌入式法院：司法决定在中国》（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China），次年获“亚洲法律与社会协会最佳著作奖”。

《离婚在中国》出版四个月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文著作《街头的研究者》。这本书包括多篇在微信公众号和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读来轻松有趣但也不失深刻洞见。它不仅介绍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样貌，还以诸多自己欣赏和做过的研究为例，分享发表之术和治学之道，是本很好的法律社会学入门读物。

贺欣觉得，相比埋首书斋，法律社会学的学者要走到街头开展实地调查，从“书本的法律”走向“运作的法律”，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gap），找到差别背后的规律。如果能从规律中提出新的概念和分类，从而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那就再好不过了。他也正是这样一个街头研究者，在街头理解法律运作，所以用其作为新书书名。

今年七月，我和贺欣做了一次视频访谈。因受疫情影响，他已经困在香港近两年，无法来内地做田野调查，通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离婚在中国》和《街头的研究者》两本新书也诞生于期间。我们的访谈从这里聊起，涵盖他做的众多研究，比如法官如何做决定、诉讼离婚中的性别不平等、外地来京生意人如何规避法律、农民工和访民的法律意识。

也许因为长期醉心于寻找“书本的法律”和“运作的法律”之间的差别，贺欣总爱说“事实上”（actually）这个词。“法律本来给了一个版本，但事实跟法律给的版本不一样，那就存在差别，可以去理解、研究。”他说。

01

诉讼离婚中的法官考量

当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从“书本”转向“街头”时，法学研究范围也从平面变成立体，扩充了无数倍。所以贺欣的研究是非常多元的，涉及不同群体和领域，但如果要拉一条主线，那么以法院或者法官为中心的考察是他的最大特色。

《离婚在中国》就是一个代表，结合了法官如何做决定，这样的决定导致什么后果，怎样加剧男女不平等和性别偏见。

贺欣称，离婚在中国有两个基本渠道，一个是去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另一个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当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往往会采用诉讼，自己做的就是后者。他在做研究时，每年大约有 150 万件离婚诉讼，其中 70% 的原告都是女性。现在每年数字虽然有变化，但原告大部分还是女性。

首先他发现，离婚的法定标准是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法条也列了一些具体条件，如有家庭暴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与他人同居、有赌博或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但这些标准几乎没有一项是硬指标，所以法定标准事实上是一个可以拉伸得非常大的橡皮筋，法官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如何认定家暴？打人有无次数要求？用什么工具打才算家暴？殴打行为导致轻伤算不算家暴？语言暴力算不算？

吊诡的是，最后他发现，判定诉讼离婚结果看的是和感性破裂完全无关的两个程序性标杆。第一，申请人是第几次起诉？如果是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判离，随着申请次数增多，判离的可能性也大幅上升。第二，法院安排的审理程序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是简易程序，基本上不判离；如果是普通程序，判离的可能性较大。“这两个程序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预测大部分离婚案件的处理结果。”贺欣说。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规律？贺欣觉得，这要从法官面临的制度约束，也就是他们的考量来理解。

第一，法官需要尽快处理案件。目前，每个基层法官平均一年要处理 100 多，甚至 200 多个案件，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判一件，工作量非常大。案多人少是中国法官现在的状态，所以他们都非常强调效率，要尽快结案。

第二，法官需要考虑社会稳定。一旦处理完案件以后，法官不希望有任何不良反应发生，最怕恶性事件——当事人被杀、自杀，堵法院门口或者住到法院里，等等。法官也不希望有任何上诉或上访，案件判决要让当事人大致能接受，不会有强烈反弹。如果当事人坚决反对，不能接受离婚，而且威胁法官，这时任何一个法官都要认真掂量。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对法官做些什么？毕竟，出事概率最大的就是家事案件。

“当事人想法很简单，你让我家破人亡，让我没有太太，孩子抚养权拿不到，我也会让你法官家破人亡。这种心态很多人会有，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法官也没有任何保护，他生活在这座城市，上班要去单位，下班要回家，孩子要上学，当事人可能会认识他，盯上他。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马彩云法官遇袭案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起惨案甚至发生在她做出离婚判决十年之后。”

所以，在应付绩效考核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考虑下，法官一审不判离不仅是最有效率的结案方式，而且不会出错和出事。至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之别，则是因为简易程序是一个法官独立担责，判不离安全；普通程序则是三个人组成合议庭，判离大家共担风险。

02

诉讼离婚中的男女不平等

不过，法官这样理性考虑下的决定却对女性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没有为她们提供足够或应有保护，基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家暴、伤害、财产权、子女抚养权）上都存在不平等，违背了法律的原意。

贺欣称，以家暴为例，因为大部分家暴受害者都是女性，本来一审该判离的不判离，要其留在婚姻关系里，可能下一次女性会被打得更厉害。法院拒绝判决离婚，事实上与警察懒理家事和妇联无力帮忙传达同样的信息：受害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也导致有些受害者走投无路，最终采取极端措施杀害施暴者，酿成悲剧。

基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家暴、伤害、

财产权、子女抚养权）上都存在不平等

如果一个案件最后以调解方式来处理，那么家庭暴力基本上完全被遗忘。双方同意离婚，而且家暴也现实存在，但女性得不到任何补偿。贺欣讲了一个对他触动最大的案件，这个案件也是《离婚在中国》的开头。

“当时，我旁听这个案件没多久，女方就提出家庭暴力指控，说她被打了 600 多次，而且儿子也常常被打。她说，儿子已经 18 岁，不用再考虑孩子了，就来提出离婚。法官问了很多问题，突然问男方，是否掐过女方脖子？男方犹豫了一下，说掐过一两次，因为她用书来打我。后来法官告诉我，掐脖子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只要有发生，马上就构成家暴。”

“他们庭审完进入调解阶段，双方都同意调解离婚。调解离婚很简单，孩子已经成年，需要的就是分财产，实际上就是房子。双方进入竞价阶段，谁要房子谁补钱。我们一旦稍微留意观察这个程序，就会发现，前面认定的家暴存在没有帮到女方，甚至完全被遗忘。法官想促成调解结果，就不会再提出家庭暴力，因为一旦提起，男方会全力反驳，暴跳如雷。所以，家庭暴力在调解结案的案件里面基本上得不到任何补偿。”

“如果是审判方式结案，认定家庭暴力同样非常困难。大量家庭暴力根本得不到承认。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在他的统计调查里发现，如果一方提出家庭暴力指控，并没有增加获得离婚机会。其他研究也得出同样结果，比如陈苇针对重庆的一个研究表明，在 458 个当事人里，只有 3 个最终获得遭受家暴的赔偿，比例非常低。”

“人身保护令也是类似状况，根据 2018 年数据，150 万个离婚案件里最终只发了 2000 多件家暴的人身保护令，平均下来，一间法院一年发不到一个。因为法官觉得发起来很麻烦，你都要离婚了，还发这东西干什么？对法官来讲，发一个人身保护令，要做证据，甚至要到实地执行，而且不是自己能执行，要通过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单位帮助执行，都是问题。事实上，做人身保护令研究的都知道，公安机关抵制很大，法院凭什么给我派活？要我干这干那！”

“对于家暴受害者的一个残酷却理性的忠告是，起诉离婚时不要提出存在家暴行为，法官的决定是律师的指引。李柯的研究表明，当农村妇女向离婚律师提出‘婚内强奸’时，律师的回答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

再比如子女抚养权的问题。贺欣称，法律对于子女抚养权如何确定写得很清楚，从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出发来。但在很多情况下，子女抚养权成为一种筹码，来给不愿意离婚的人做心理安慰。

“比如在一个案件中，男方是铁路工人，居无定所，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但他不愿离婚，还要唯一的孩子的抚养权。法官没有办法，就跟女方说，不能让男方失去家庭又失去孩子。如果这样，他可能做出没法预料的事情。他已经失去整场战争，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他赢得一场战役。”

“离婚案中抚养权如何分割，做定量研究的学者可以给出更精确数据，如果有两个孩子且一男一女，男孩判给男方的可能性要高于女孩判给男方。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且是男孩，判给男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单孩是女孩的情况。我们发现，在处理抚养权时，法官会让男尊女卑的观念渗透到决定里。因为男方的威胁往往更大、更现实、更可怕，法官宁可避开他。”

再比如财产权的问题。贺欣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通过竞价的方式决定房产价格，看起来非常公平，但事实上对女方很不利。因为女方往往拿不出那么多钱跟男方竞价，男方则会获得房产所有权。某种程度上，法官强化了经济上不平等，而不是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像延迟离婚的情况下，男方有大量机会隐藏、挥霍双方的共同财产。

“有一个妇女，丈夫有了第三者，要跟她离婚。她觉得，哪能那么简单给他离婚，拒绝。根据法院处理模式，肯定就是不离了。第二次，老公又提出离婚，也愿意做补偿，但女方没有积极回应，觉得你要离婚，得付很大价钱，要价很高。这个时候，法院肯定不判离，男方也就放弃通过法院渠道离婚。”

“结果男方转移财产，在外面生活，可能还生了孩子。又过了几年，女方觉得，名存实亡的婚姻没有太多意义，主动提出离婚，这时就非常被动。因为她不知道对方有多少财产，她要提出离婚时，男方就来跟她争原来剩下那一点点房产，还有一个 13 岁子女的抚养权。当时她为了生存，已经到一个中学做保安之类的服务人员，精神都不是很正常，所以法官一看她这种情况，显然做子女监护人不大合适。整个就满盘皆输。”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里，法院的处理方式都有一些问题，否则不会让女方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开始时没有想办法让他们尽快离婚？当时这个婚姻已经没有什么结果，感情破裂都到这个程度，但法院按照它的既定模式走，你不是不同意离婚吗？那我成就你。名义上是保护女方，按照你的意愿来保护你，但最后的结果是让女方吃了大亏。”

还有文化伤害，包括性伤害的问题。贺欣称，大量离婚案件的离婚理由是性格不合，但实际上可能是关于性，双方没有办法说出来。如果男方性无能，女方往往不会说出来。如果女方有生育问题，男方则会把它作为离婚理由，法官也不会回避，还会写进判决书。这两种处理方式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女方无法生育是她们的过错，没有办法履行妻子的基本义务，于是她们在财产分配时会处于劣势。另一种情况，女方是遭遇了家庭成员的强奸。

“我引用的一个案件里，分到女方名下的拆迁款补偿有 8 万块钱，但男方开始一分都不给，后来只答应给一两万。女方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公公对她有两次强奸未遂的情况反映给法官。但是，法官不会调查这个事情，更不会移交公安机关，只是迅速把它作为调解筹码来跟男方谈，说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就会怎么样。这时，男方大幅让步，补偿金提高到 5 万。这也表明女方提出的事情不是假的。法官利用这一点很快达成调解协议，但对于强奸没做任何追究。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得到的保护是不够的。这表明法官的决定受文化观念影响，没有办法达到两性平等。”

贺欣总结道，从法院的角度看，现有制度帮助法官高效处理案件和纠纷，也维持了社会稳定，但在保护女性这一角度是失败的。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如果把他放在法官的位置上，也同样会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为自己提供最好保护。所以，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性别不公的结果难以避免。

一些人认为法官的性别会影响判决，但在贺欣看来，制度约束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的研究中，多数法官也是女性。而且，即使个别法官更有同情心和平等意识，但这在整体上无法改变制度环境。法官也是这个制度的一颗螺丝钉，更像是公务员。

某种程度上，法官强化了经济上不平等，而不是帮助经济上的弱者。

“我碰到过初审法官非常有魄力，判离了，男的上诉，给法官带来很大麻烦。二审法官按照常规方式，马上驳回。这也说明一个最基本问题，是一个制度对整个法官队伍的影响。刚才这个法官幼时是一个家暴受害者，两性平等意识非常清楚，审判起来非常专业，但她的判决只是给她增加一个发回重审的案件而已，改变不了现实。”贺欣说。

03

理解中国法院的作用和位置

《离婚在中国》出版后，曾在基层法官岗位上工作超过 30 年的王亚秦，从网上买来新书阅读后，写了一篇书评《一位中国基层法官对家暴离婚案的痛悟》。

王亚秦在书评中称，这本书揭示出的问题引发其强烈的职业共鸣，像针炙细长的针头扎到法官和司法体制的痛穴上。作为长年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书中呈现的那些法官的办案过程，法官运用的调解方式、裁判结果的确定过程，甚至他们的说话用语，都与自己办理案件过程如出一辙。 

“书中的文字在我脑海被替换成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让我内心涌出深深的愧疚与歉意，成为心中的不安和痛点：她是城中村那位中年妇女，丈夫因她生两个女儿，从她年轻时就一言不合动手打她。她健身在广场上跳交谊舞引发丈夫不满，她丈夫冲到广场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与她跳舞的男子，并用拳打倒她，撕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出场外打。起诉前丈夫再一次打她是因为她要领取村里租地款引发丈夫不满，丈夫当着已成年的小女儿的面，把她打倒，用脚踩她的头。她因此住院治疗，出院后在外租房住。”

“第一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就是因为女方是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常规的做法就是说服她撤诉或是判决驳回她的诉讼请求。但她死活不接受，法官便在开过庭后没有及时审结，而是办理了案件的延审审批手续。但就在此期间，男方将回家取冬衣的女方再次打昏迷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并且在这次事件中，他们的小女儿为保护母亲，用菜刀砍伤了父亲，但小女儿的嘴唇也被父亲打得撕裂。”王亚秦写道。

这是贺欣希望研究能产生的效果之一。“原来，很多法官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觉得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两性中立，但通过这个书就会展示得很清楚，基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会有不平等。我也是做研究时慢慢了解，才发现这里面看似公平，事实上不是那么公平。” 

贺欣最早关注性别平等问题是读书受女权主义法学影响，比如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讲女权主义有好几种版本，他觉得挺有意思，思路非常新。后来，他接触到《法律、语言与权力》（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知道在诉讼里，尤其离婚诉讼，可以从语言上理解男女不平等。他和吴贵亨还专门做过一个研究，探讨中国法官用什么话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发现存在男女不平等。当然，实地调查对他的触动也很深刻。

关于改善现有制度，贺欣认为有很多办法，比如加强法官平权观念的培训；增加对当事人的普法教育；改变考核的目标和方式。因为当恶性事件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时，法官就会时时刻刻考虑，应该给法官更多空间，让他们自主决定，不该从法律之外的政治考量评价判决，而是只从法律本身评价。

“改变法官生存的制度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把法官从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让法官可以淡然、中立地来裁判这些案件，使得我们法律的原意可以得到落实。”贺欣说。

《离婚在中国》之前，贺欣出版过专门探讨法官如何做决定的著作《嵌入式法院》。但是，有读者认为：“这本书发表前后有一系列的司法体制改革开始推行，目标就是改变作者提到的主要问题——负责法官不能独立办案，以及法院太过依赖同级政府。这些改革有可能会让作者讲的一些情况成为过去时。”

贺欣回应称：“我们研究的材料是 2017 年之前的，当时还没有开始新的改革，有一些领域发生变化很正常，也是必然的。但我们提出的，它是一个嵌入式法院，用这个思路来理解中国法官做决定并没受太大影响。”

“我们原来是有四个嵌入性，政治、行政、经济和关系。今天看来，经济和关系有大量减弱的迹象，但我相信，政治和行政的影响依然在，特别我们今天虽然非常强调法官独立办案，但同时也强调法官要讲政治，要忠诚，要知道大局，而且我们有一系列方式来控制法官的办案结果，比如哪些案件能收，哪些案件不能收，或者收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它保证你不在政治上出问题，但在别的方面放得相对松一些。”

“原来法院非常依赖同级政府，现在确实依赖少一些，但并不代表着同级政府对法院没有影响，也还是存在的。所以你要回头去看嵌入性，只是说某一些因素降低了。其实在我们当时写的时候，经济因素也不是那么强，开始下降。因为早期的时候，特别是 2000 年代刚开始，很多欠发达地区法院的经费是不够的，要从诉讼费或者当地政府得到资助，甚至还要多收费，依赖当事人，收好几倍的都有。但后来中央对欠发达地区法院进行很大补贴，现在由于预算省级统管以后，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很少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书提出的是理解中国法院乃至于比较理解其他法院的一种方式。法官的决定受到大量因素制约，功夫在法律外面。”

目前，贺欣正在写作一本有关中国法院的书，希望提供给读者法院运作的一个清晰样貌。相比《嵌入式法院》，这本书会更全面介绍中国法院，覆盖很多方面，比如主要的历史和司法改革后带来的变化，具体制度运作和案件处理是怎么样的，包括案件的类型、法官、当事人，甚至还有律师、陪审员，同时也会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怎么理解中国法院的作用和位置。

比如，他和苏阳十多年前曾做过一个法院是如何把社会运动搞下去的研究。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大量外资从广东撤出，很多工人拿不到薪水，一下涌到大街堵路。通过党委、维稳办协调，政府使得这场纠纷很快解决。其中，法院是纠纷处理的重要机构。它跟工人说，你不要在那堵路，到法院来，我们给你解决。到了法院，很快立案，帮你找证据、封厂房，结果也会对你有帮助，得到一定补偿。

“这些抗争者从大街被引到法院，或者通过法律渠道把它给消解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特殊办案方式来理解中国法院的性质，社会运动和法律的关系。不告不理是法院的基本原则，但因为运动的存在，中国法院不再被动坐堂判案，而是主动出击，将法庭开到大街上。法院原来给大家的印象都是公正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它不再中立，而是偏某一方，跟国家管理的方式和需要紧密相关。”

04

法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街头的研究者》中，贺欣引用美国法学大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对法律制度的看法，阐释他对法律社会学的理解。弗里德曼用人们洗衣的过程比喻法律制度的运作。法律结构就如洗衣机，人们需要这样的机器清洗衣服，而衣服本身是法律的实体，要放在法律的结构中处理。法律文化则是人们对洗衣的态度，就像洗衣机的按钮，只有人愿意开动，它才会转动。

从这个比喻出发，人们可以将法律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探讨一系列问题，比如人们是否了解整个法律机器的运作过程？开动机器的人又如何适用规则？不同的人、不同地区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偏好和信念？人们对这部机器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历史上的机器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

贺欣的法律社会学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1990 年，他从广西考入北大法律系，但觉得老师教学方式比较刻板，自己对分析法条本身也兴趣不大，更感兴趣的是法条以外的东西和其他学科。大三时，他旁听了从美国刚回北大的苏力给本科生开的一门课，感觉符合自己的路数。后来，苏力也成为他的硕士导师。

受本科同级同学项飙的影响，贺欣的硕士论文关注的是“浙江村”中的外来农民企业家如何同北京当地人合谋，克服限制外地人进入北京市场的歧视性法规障碍。这篇论文后来扩展成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正是前文提及的劳伦斯·弗里德曼。

“法律的执行受很多限制，不是说加强执法力度就能有效果，它有很多意外因素。我讲的主要一点，外地来京生意人怎么跟本地房东合作？你不是歧视他们，不让他们办证吗？他们就通过本地人进入市场，给本地人提供租金，然后本地人提供保护。这就是展示法律执行的一种状态，也是国家控制城市规模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它要驱赶外地人时，也有理，你们都是违法的。事实上，它不去管时，大家也可以做生意，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很多人在其中受益。但这并不是立法的原意，事实上形成这么一个结果。”

贺欣称，当时自己只是懵懂地抓到一个题目去做，但现在看来，蛮有意思，开始的时候没有把路子走错，比较幸运。这对他后面再做执法的研究也有帮助，和规管企业或者某一类商业活动是相似的。执法和规管其实是个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前几年，北京发生新的针对外地人的行动时，也能感到相似性，觉得怎么好像随时会再出现。

除了商人，贺欣的许多研究也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比较低的群体，比如遭到欠薪的建筑工地农民工、上访民众。在他看来，不能总是强调法律规则的一面，法律还应该直面人性的需要和社会的不平等。

“王伦刚、苏阳和我更多是关注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变迁过程，比如为什么他讨薪不到法院来讨，跑到楼顶、高速公路上去讨？为什么法律在他那里不是一个选项？法律意识为什么那么淡薄？法律虽然有很多可以帮助他的地方，但事实上，离他很远。”

“我们的题目用的是’法律之下’，法律好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东西，离他们太远了，用不了。从时间上，他用不了，讨薪一般来讲就两个时间，一个是八月份，孩子马上要交学费，另外一个就是春节。他必须在时间点之前拿到钱，不能拖。只要能在时间点前拿到钱，少一点也没关系，他可以打折，有的甚至在拿到 60% 工钱后就不了了之。这种特殊性决定他没有办法做诉讼。”

“另外，从法律入门门槛来讲，他们也够不着。因为你要正式合同文本，还要律师这些人帮助他理解法律，对他来讲，太遥远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些资源。虽然他人站得很高，站在起落架上或者楼顶上，但法律离他更高，他是在法律下面，够不着，所以我们用‘法律之下’概括建筑工地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这跟西方研究提出来的形态有些不一样。西方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一般来讲有三种，一种是社会中层以上的人对法律产生敬畏（before the law）；一种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反对法律（against the law）；两类人群之间的是对法律有所接触的人，比如律师，把法律当成游戏规则（with the law）。农民工不是反对法律，只是够不着，如果有条件，我想他是愿意够的，所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态。”

“上访民众也是探讨的法律意识，我和冯煜清做了一些实地调查，了解访民心态，为什么开始时是走法律路径，后面就变成不走法律路径？文章叫‘错配的话语’，访民到了法院以后，往往讲的都是实体问题，比如他受到不公待遇，要解决实际问题。法官对他们讲的，往往不是实体性话语，而是程序性的事，比如你是不是到另外一个渠道想想办法？你是不是再上诉，或者到哪个部门看看？通过程序话语来回避实体问题，所以这就会形成比较错配的话语体系。”

“老访民原来是走法律途径，发现根本走不通，只能从政治上升级，调整上访的方式、时间、地点这些策略，使得政治砝码加大，争取更多回应。这为理解相比新访民，为什么老访民往往变得更极端，采取更激烈方式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你争一个东西，首先要定争的基本规矩，但你发现，访民讲一套，官员讲的另外一套，根本就回避你的问题，然后你就绕到程序话语圈子里，所以在里面怎么争也争不出一个结果。”

2020 年 9 月，当代法律人类学集大成者、纽约大学教授梅丽（Sally Merry）逝世。贺欣写了一篇悼文《缅怀梅丽老师》。文章称，他第一次见到梅丽老师的名字，是大约 30 年前读苏力的一篇论文时，发现多次引用梅丽的论文《法律多元》（Legal Pluralism）。

“‘法律多元’的概念一下让我怔住了：当时我国法律与社会的纷繁复杂关系，似乎迎刃而解。当时，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开端，许多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许多人不以法律为然、规避法律，许多人质疑法治的可能性。毕竟，这是一片人治了几千年的土地。法治与人治的争论余音尤在（遗憾的是，这场争议今天好像也还没有结束）。”贺欣写道。 

梅丽的文章启发了贺欣的学位论文，也点燃了他在学术上的兴趣，最终引导他成为一名法律社会学学者。2005 年，贺欣去纽约大学访问，终于有机会见到梅丽。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梅丽告诉他，需要明了自己所有研究后面的根本问题。但是，他至今仍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不过相信梅丽给了他重要忠告。

“我不像大的理论家，比如马克思、韦伯，可以用一两句话清楚回答毕生关注的问题。但是，我想理解的是，中国的管制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特殊的，在这种管制方式之下，法治的作用是什么？基本上是想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会关注法院的作用，也会涉及法治的其他问题。总的来讲，我正朝这个方向努力。”贺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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