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出炉！这些省市被委以重任
文|凯风
这一次，金融系统迎来大调整，正式告别“一行两会”时代：撤销银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此外，央行的地方分支机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方案，撤销央行大区分行及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市区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不再保留县级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地级支行。
这一变动，对区域格局影响有多大？
央行机构，从大区分行模式，重回省级分行模式。
在此之前，央行下设两大总部、9个大区分行、2个营业管理部以及25个中心支行，是典型的大区管理模式。
这一架构形成于20多年前。
1998年，央行取消31个省级分行，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建立了9个大区行和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
2005年，央行上海总部成立，作为在北京之外的央行第二总部，助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这些城市基本都是传统大区中心，多数都是后来的国家中心城市。
央行总部的重要性毋庸讳言，而大区分行，管辖范围也不局限于一省之地，体现了大区中心的独特地位。
广州分行负责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金融监管，武汉分行横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济南分行分管山东、河南两省，成都分行更是覆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份，沈阳分行兼顾整个东北地区……其他分行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在9大分行之下，设立了深圳、青岛、郑州、合肥、长沙等25个中心支行，作为次一级的管理机构。
根据当时报道，这一改革的用意，在于打破避免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管理、确保央行基层分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自改革伊始，争议就一直不断，大区分行固然打破了地域限制，但也造成层次过多、次级中心支行地位不高、行政传导效率较低等问题。
所以，过去10多年来，呼吁改革大区分行的声音不绝于耳，大方向是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匹配的分支机构，增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经过多年讨论，这一次机构改革终于尘埃落定。
9大分区不复存在，但计划单列市仍旧地位特殊。
这一次央行机构改革，撤销9个大区分行，但设立5个计划单列市分行，与31个省级分行并列。
过去，无论是深圳，还是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等地的央行分支机构，都属于大区分行之下的次级中心分行。
这一次，原本居于其上的广州、济南、沈阳等大区分行不复存在，深圳等地从中心支行升格为央行分行，地位及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
计划单列市，为何如此特殊？
根据凯风《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计划单列市设立的本意，是在省会等中心城市之外，打造新的增长极，且在特殊时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因此，对于计划单列市，从一开始就赋予其副省级的行政级别，且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同时财政绕过省级，直接与中央分成。
早期，我国一度设立了14个计划单列市，但最终只保留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5个。
这5个计划单列市，与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西安、济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10个省会，一并被定位为副省级城市，从而与普通地级市有了直接区别。
不过，同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相比而言更为特殊，过去的财政单列如此，这一次的央行分行也是如此。
不过，自从1994年以来，计划单列市扩容之路就戛然而止。
究其原因，计划单列是特殊经济时代的产物，财政单列在客观上又影响了所在省份的调控能力和财政支配力。
所以，这两年，调整乃至取消计划单列市的呼声不绝于耳，呼吁计划单列市承担更多财政责任的说法更是屡见不鲜。
央行南方总部和西部总部，还有没有设立的可能？
前些年，包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在内的多个地市呼吁设立央行南方总部、西部总部，以此凸显区域在全国金融版图中的地位。
前些年，广州地方部门曾建议，将央行广州分行升格为南方总部，以便更好地推动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促进市场一体化协调发展。
同一时间，深圳有关人士也表示，争取在深圳设立人民银行南方总部，协调大湾区金融工作。
可见，高能级的金融总部机构，历来都是城市必争之地。作为高端要素的集大成者，金融中心不可能单纯靠自力更生，政策助力必不可少。
然而，这一次央行机构改革，仍旧维持北京、上海两大总部架构，并未设立新的区域总部。
相反，过去地位相对独立的广州分行、成都分行迎来调整，重庆直属营业部改为分行，只有深圳次一级的支行升级为计划单列市层面的分行。
事实上，关于央行南方总部或西部总部的讨论，近两年已经有所消停。
种种信号表明，无论是南方总部还是西部总部，短期恐怕都没有设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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