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美国为何对中美关系存在严重误判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资深外交家、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2001-2002年曾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近日,他的著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选择》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表示:
发展中美关系,最忌因短视和浅见导致战略误判。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刻意误判展现得淋漓尽致。从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2018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再到2021年5月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美方一再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目标,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对中国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用心昭然若揭。这其中也有美国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偏见,美国特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故意扭曲中美关系的因素。
我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误解是因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威胁,但中国的说法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照顾好公民,改善百姓的生活。独立学者的角色就是把一方的叙事讲解给另一方听。所以我写了《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这本书,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叙事向美国人解释,也向中国人解释美国人的叙事。
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美国为何对中美关系存在严重误判
文/马凯硕
(新加坡资深外交家、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
来源/《中国的选择》
01、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1. 中美竞争的全球背景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被证明是一种审慎的举措,因为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最终,这导致了苏联的破产。然而中国从苏联解体中吸取了教训,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重点发展经济。美国继续扩大国防预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是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基础设施。更关键的是,目前中美竞争的全球背景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世界已然变得更加复杂。
在主导世界一百多年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里,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向美国人民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需要对国内和国际政策做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以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作为美国政治的密切观察者,我震惊于几乎没有领导人建议美国从根本上重新启动战略思维,并思考是否需要根本性地改变方向。在美国的话语中缺乏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引人注目,很显然,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却是个例外。
在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带头建设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反对这两项举措,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许多重要朋友和盟友加入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中国在全球多边秩序中展现出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形象时,美国则日益被视为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角色。除非美国去适应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否则它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2. 西方经常质疑“和平崛起”是“中国谎言”,但这其实是西方媒体与情报机构合作制造出来的
当中国人声称中国将会和平崛起时,消息灵通、深思熟虑的西方精英却认为中国其实是在背信弃义和骗人。“中国的谎言”是如何产生并被广泛接受的?在经过数十年的仔细观察后,我得出结论,这是由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制造出来的,世界上顶级的情报机构和主要媒体都在这个系统中。这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生态系统,涉及“五眼联盟”,该联盟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这五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彼此之间不仅有着高度的信任,也高度地共享情报,还时不时地与西方主要媒体分享信息。
西方主要媒体都很大胆,而且基本上独立,政府无权干预它们的报道。因此,它们的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就会很高。它们都大胆地宣称自己致力于报道真相,而不是充当宣传工具。然而,这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必须依赖政府的消息源,包括“五眼联盟”这类情报网络,此为事实。报道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可信的。例如,中国领导人的确承诺不会把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军事化。中国军队随后加强了在南沙群岛的防御性活动,这是一个事实。未被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美国海军挑起了中国的这种反应。“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并没有同大众分享这个事实,原因显而易见。
3. 主观地认为中国造成了对美国的直接威胁
40多年来,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诉诸武力,却被美国人描绘成一个天生具备侵略性且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这让中国人备感困惑。美国人坚信中国正变得具有军事侵略性,因此,包括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美国安全机构得出结论:中国现在已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萨特说过:“现在政府整体上持有一种明显的反华立场,这是过去50年来我在华盛顿从未见过的。”这种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警告越来越尖锐。2019年初,在华盛顿两极分化严重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就任何议题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然而,在这种两极分化严重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安全和学术机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却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激进的军事竞争对手。在今天的华盛顿,要想证明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当代中国军事政策的重点是防御——旨在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中国在2019年7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防御性”国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明显地透露出这种防御性思维。陆克文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例,总结道:“中国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这意味着加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从而巩固其在周边大陆的地位。美国思想家的所谓“中国扩张主义”,更准确的表述是中国通过“巩固与邻国的关系”来保护边界。
4.西方对“黄祸论”的本能恐惧
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当美国高层决策者就中国问题做出决定时,他们说这是出于理性考量,而非受情绪驱动。不过,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显然受到了深层情绪反应的影响。
“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为什么拿破仑提到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一个同样庞大且人口众多的文明?因为没有大群的印度人威胁或蹂躏过欧洲各国的首都。对“黄祸”的恐惧导致了美国人对“黄种人”的各种歧视行为,从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押,不一而足。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表示:“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感联系到一起。”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
5.美国人看待世界时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应该永保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乔·拜登在2021年3月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
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美国为何会将中国崛起视作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终将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并非有意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相反,中国的目标是改善人民福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改善人民福祉的一项成果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也扩大了。
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显然,不愿成为“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向我证实这一点的正是美国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我描述了2018年3月在纽约与基辛格共进午餐的情形,当时他向我证实美国是缺乏对华长期战略的。
6. 美国根本不了解其战略对手
数量惊人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富有思想、消息灵通的美国人,都确信中国正致力于破坏美国的价值观。这一想法可能来自对中国的两大误解。第一,既然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那它肯定会像苏联那样致力于证明共产主义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然而,事实表明,中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停止了对其他共产党的支持。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浪费时间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第二,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时,它会像美国一样向全球输出“中国模式”,就像美国输出“美国模式”那样。这恰恰说明美国丝毫不了解其战略对手。美国人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但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人坚信华夏儿女的血脉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以取代“美国模式”,如果美国战略思想家能够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就不会那么激进,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也能做出更加慎重和可行的应对。现在,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都在暗暗害怕这样一个事实,即按市场价值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未来10 年内,中国经济还有可能在名义价值上超过美国。然而,即使降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完全有理由继续保持世界上最“令人钦佩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地位。这才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聚焦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
02、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建议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的关键目标就是,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误解迷雾,使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抉择。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企业能重燃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热情,这将会重新建起一个宝贵的政治缓冲区,从而遏制中美关系严重下滑的趋势。西方商界的重新参与,将不仅符合中国的短期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国家利益。
近几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力量是全球化。而大部分时间,美国都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现在,美国的氛围已经变糟糕了。没有哪个美国政客能够站出来捍卫全球化。当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倡导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就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理性的辩护。语言很重要,行动更具说服力。中国如果成为一个对商业最友好的经济大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这样做,中国也会强化那股推动其经济惊人崛起的力量。
中国如果成为全球化新的倡导者,会使美国进一步疏远全球化,还是会给美国敲响警钟,促使其再次拥护全球化呢?目前无人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疏远全球化的国家将面临什么结果。现在,中国领导人深刻地理解昔日筑墙对抗世界的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崩溃。因此,中国不会重蹈覆辙。
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永远战胜情绪。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知己”。未来美国必须审视自己的信心,考虑变为世界第二强国的可能性。如果美国的政客如果无法公开地说出这些事实,便无法进一步为美国提出新的适应策略。同时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
我们调动理性的力量来理解中美两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就会得出结论:这两个大国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的矛盾。事实上,中美之间确实有着五个“不矛盾”。第一,两国的根本利益不矛盾。这两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利益都是改善国民的福祉。第二,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根本不矛盾。第三,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第四,美国和中国的文明之间不存在矛盾。第五,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不存在矛盾。如果两国政府中明智的思考占据上风,它们应该反思并强调这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我希望读完本书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驱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更深层的动力。本书也为可能出现的一个乐观的结论留出空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公共政策是由冷静和理性的推演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解所驱动的,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制定出防止两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一种痛苦和不必要冲突的长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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