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普遍不懂科学的时期，把科学家描述成为只会研究的书呆子，而事实远非如此。
世界上，兴趣广的科学家和学者很多，有些不仅是有学术以外的兴趣，而且很有特长，特长到具有在其他行业的超过一般水平的专长。
最近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发表一篇专访，使我想起一个老师的故事。
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念研究生的时候，负责神经生物学研究生计划的教授是Louis F. Reichardt（路易斯·瑞卡德）。他不仅科学研究很好，而且创过登山记录。
瑞卡德是哈佛本科生，斯坦福研究生。研究生论文是分子生物学，对象是细菌的病毒（噬菌体）。这种噬菌体（l噬菌体）曾经是分子生物学的极好模型，世界上第一次解析遗传二进制开关的分子机理，就是通过研究l噬菌体。70年代中，瑞卡德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神经生物学。哈佛在世界上第一个成立神经生物学系。瑞卡德从那时开始研究神经发育，神经递质的确定。以后到UCSF做助理教授起，一直待到现在。研究过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神经纤维生长的分子、神经营养性分子等。
瑞卡德爱好登山，认为登山和科学一样，有挑战，需要智力做决定。即使在事业压力较大的助理教授期间，他不仅没有放弃登山活动、没有等事业有成再有业余爱好，而是很积极。
瑞卡德登过世界上多个高山，经历过全队很多人去世的事故。上珠穆朗玛峰时，他是顶峰突击队的队长，他们从东面上，那条路很久没人上。
他登世界第二大高峰（K2）时，氧气罐坏了，他扔掉了氧气罐，继续登顶。创了不用氧气登顶的记录。同上去的一位，后来是被抬下山的。
瑞卡德平时并不训练。出外登山时，有时要在山所在的国家等很久，离开实验室几个月。
系里的研究生教育，这三十年都是他经手。
除了研究、教育、登山，他还有四个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
UCSF其他老师兴趣不同：有一批创业生物技术公司（包括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的成功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有几位推动中学的科学教育；有一位多年再版全世界通用的教科书（《细胞的分子生物学》）；有几位参与国家科学管理（美国科学院院长、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都是UCSF同一批教授）；有人去哈佛创立新系科（系统生物学系）；有人做科普……。
这自然不是UCSF教授的特有现象。比如，哈佛有位比我年轻遗传学女教授，当年是美国花样滑冰的前几名。而我在哈佛的博士后导师参与创立Gilead（吉列德），现在举世闻名。1970年代以后，很多大药厂是以前存在的药厂合并再合并才成为世界十大药厂之一，而Gilead曾经是唯一新创企业进入世界前十。它出售的治疗丙型肝炎的药物更是神奇，治愈率非常高，给病人带来福音。MIT的普通教授创立《细胞》杂志，影响新兴的生命科学。
……
发表于《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09年第21期 生活)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186:634-635有简介。本文是我回顾以前他讲的和80年代中我看的报道。
Louis Reichardt: The long climb to science's summits
Text and Interview by Nicole LeBrasseur
From the highest mountains to biology's own Everest—thebrain—Reichardt tackles the biggest challenges of climbingand biology.
附：
华人发明的贬义词“白左”，是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说，全世界正常人都是白左教育的产物：大部分大学教授是白左，而中小学老师首先受白左影响，如果说现代教育的核心是白左教育，恐怕全世界难以找到例外的国家。即使极右国家或地区，可以改部分课本，但很难全面修改白左主导的全部课程和课本。在我读研究生的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长期主管神经科学研究生的教授，Louis Reichardt，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可爱的白左。Lou（读lu）是美国成绩优秀、竞争力很强的人还大量加入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后一代。他本科哈佛、研究生斯坦福（专业分子生物学），而博士后在哈佛神经生物学系研究神经细胞发育。到UCSF任教后，很快加入当时新兴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先是用单克隆抗体、后用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他长期研究神经营养性因子及其受体。他积极参与教育，主管系里的研究生教育，除了招生、每年会议等等，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期的课程计划需要他签字（我今天不能确定，自己的英文签名是否是学他的，因为很像，但我不记得是去美国之前就有了，还是之后）。一般年轻教授担任几年主管研究生的导师，然后换给另一年轻教授，但Lou却做了几十年，直到他离开。他也是《神经元》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细胞生物学杂志》需要处理稿件的高级编委之一。他还是世界著名登山家，是美国登山队珠穆朗玛峰突击队队长，也曾创造不用氧气登上世界第二高峰（英文K2）的记录。Lou与中国早期登上运动员有交往，包括近年中国电影坚决号称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Lou来中国时，我做过他们的中转站。对我个人来说，他恐怕写过几十封推荐信，基本我每个阶段他都是推荐人之一。他还在其他华人帮不上忙、不敢帮忙的情况下，主动帮忙。我们对美国的事情看法一致，但对中国的事情看法有差别之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如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有些事情白左也没有完全了解其复杂性。部分事件，白左没搞清楚就简单从事，这些事情白左搞错了。我认为如果白左都确实搞清楚，至少其中一些事情也会与我观点一致。我和Lou第一次观点冲突是2005年因为有三万人参加的美国神经科学会年度会议邀请达赖喇嘛演讲。他和其他白左积极支持，我和一些人（华人为多，但也有其他人）抗议，认为邀请的基础不科学（最积极支持的人名义上是请他来讲打坐与爱，威斯康辛大学有位美国心理系教授发表论文说他证明喇嘛打坐与美国大学生不同--喇嘛打坐时脑中充满了爱--被我一条一条批判，这种可笑的结论当然以后也也没人能验证）。我当时所在的美国西北大学有位心理学家在email中猛烈批判我，被我的系主任猛烈还击（其实当时因为2004年我在《自然 中国之声》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问题，国内有人正企图限制我入境，因周光召先生的阻止而未愈演愈烈）。Lou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我们也email交锋，但我们两人都只是交锋观点，不否认对方人格，而且我们在争论中和争论后都保持了友谊。2013年，Lou离开UCSF，到纽约的Simons基金会。Simons基金会是陈省身先生的学生、杨振宁先生的同事Simons建立的。Simons是数学家，曾任石溪纽约州立大学数学系主任。他在股市获利，建立基金会。Lou目前担任该基金会自闭症部分的科学主任，主管年度研究经费约七千八百万美元。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先后出台各种针对华人生物医学学者打压政策和举措，我提笔写过英文文章并EMAIL给Lou， 请他参加签名抗议；他回信说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不能参与签名，担心签名后会影响他的基金会。针对NIH 变本加厉的助纣为虐，我多次写信英文文章批评NIH负责人，拷贝给几个白左教授，他们对我的文章经常给幽默的反馈，在对人类的理性和文明问题上，无论相距多远对特朗普反人类的言论和行为充满鄙视。他主管的经费，有一项是支持年轻科学家启动实验室的工作。2019年，该经费的获得者之一是华裔科学家，且计划回中国工作，遇到了难题，因为这一经费当时规定只能支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Lou很努力的帮忙沟通，过程中遇到美国多层阻力，发现很难落地在中国，那位华人科学家没有回国。昨天收到email得知，经过不懈努力，这项经费支持的范围终于可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家了。Lou本人准备今年十月退休，这个可爱的、执着的白左，从未放弃他基本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打压中国政策的时候，依然在自己退休之前，想方设法努力铺垫中美科学交流。白左的大多数如Lou这样，他们不论什么时候，会继续按良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人类的交往。今天，美国的基金会是否给我国提供科研经费本身不是特别大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感谢全世界友好人士为国际科学交流做出的贡献。1989年日本建立了支持多国的科学基金，正向反馈世界科学研究。也许，在多年获得国际支持后，我国应该考虑逐渐支持国际科学、促进科学为人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