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与伊朗“北京和解”：宿敌、冲突与新秩序

文｜齐然

北京时间3月10日，在中国斡旋下，伊朗和沙特两国在断交七年后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相互重开大使馆。双方在中方见证下于北京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这一结果，有望极大缓解多年来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竞争和对抗关系。

在向媒体介绍对话会成果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消息，传递了明确信号。”他还指出这一结果反映出“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中东地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中东各国人民手中。”，除此之外，无论问题多复杂，挑战多尖锐，“只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平等对话，就一定能够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图源：外交部网站

这次的斡旋和三方联合声明之所以意义重大，正是因为沙特和伊朗此前普遍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的一对“宿敌”，其对抗也被认为是持续助长了当地的各种冲突和战事。那么，两国究竟是如何在过去变成“宿敌”的？如今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并走向对话，对饱经战乱的中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追溯既往，人们当然可以把沙特-伊朗的历史恩怨向上无限期追溯：比如一路说到上千年前波斯帝国的地区霸权，又或者追溯到数百年前什叶派和逊尼派乃至沙特王室的宗教复兴运动与瓦哈卜运动的历史。不过，如今两国之间的矛盾对抗，更直接更重要的起源，是1978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霍梅尼政权致力于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当其时，伊斯兰共和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构成了巨大的回响：东到阿富汗、马来西亚和印尼，西到苏丹乃至波黑，政治伊斯兰的风潮都在革命促动下跃跃欲试。沙特王室政府在建国时和瓦哈卜运动关系紧密，是一个王室政府。而诸如穆兄会、伊朗什叶派革命运动在内的二十世纪诞生的政治伊斯兰运动，都强烈倾向于大众政治、反王权政治乃至民粹政治。对沙特而言，革命后的伊朗是一个巨大的外在不稳定因素。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理念构成了对整个沙特国家制度的安全威胁。

正因如此，沙特的国家安全论述长期以来聚焦于如何防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输出影响到沙特政体的稳定。这一问题在1980年代急剧升温。1981年，沙特牵头成立由六个海湾国家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目的之一就是反制伊朗的对外影响力。整个1980年代，围绕着圣地朝觐问题和两伊战争，沙特和伊朗在明在暗都互有对抗。在1988年到1991年之间更是断绝了外交关系。

最近一次的沙特和伊朗断交，则源于“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在沙特看来，战争为伊朗提供了扩展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伊朗在叙利亚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支持，在黎巴嫩继续支持真主党，在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影响到了沙特在地区的利益和自身安全。2015年沙特领导外界介入也门内战，则是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伴随着的是2016年沙特处决46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了什叶派教士。伊朗抗议者随即袭击了沙特驻伊朗使馆，两国其后断交。

在2017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掌权后，沙特实际上采取了一条更强硬的全面围堵伊朗的道路。配合特朗普时代美国试图塑造“中东北约”的设想，沙特、以色列和其他周边国家在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他们眼中的“伊朗代理人”陷入苦战。2018年，穆罕默德王储曾经在接受《60分钟》节目专访时提到了这一对抗路线背后的理由。他的说法是，“伊朗的政权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在他看来，沙特的强硬路线更多是为了阻止伊朗在各地的“代理人战争”，他甚至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为“新希特勒”，指控伊朗在中东搞扩张主义。         

不过，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在这40年里也不外在于中东和世界局势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巴以冲突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下的暂时调节和缓和，也随着伊朗改革派政府的上台和和冷战的结束，伊朗和沙特关系也经历过一段更少冲突，更多交流的时刻。1997年和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和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先后访问沙特利雅得。1997年12月，时任沙特王储、如今的阿卜杜拉国王也曾经到访德黑兰。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和其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都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而如今上述问题的缓和，则为新的和解提供了前提条件。

图源：外交部网站

另一方面，“代理人战争”的论调在某些层面上也未尝不有夸大之嫌。比如就算外界认为也门的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他们也并非时时刻刻都会听德黑兰的指挥。不过这也意味着，就算伊朗和沙特握手言和，发生在中东各地，之前常常被理解为“代理人战争”的冲突，也未必会就此画下休止符。尽管，冲突的烈度颇有机会得到控制——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正在试图和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以期结束也门的战事。

时间回到2011年，奥巴马时代美国开始减少对中东的投入。这令其在中东的传统盟友沙特和以色列感受到了危机的气息。美国“撤退”之后会如何？这一问题短暂在特朗普时代被搁置了。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推翻伊朗核协定，建立一整个反伊朗的地区联盟。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也是倾向于以色列右翼，任内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充满争议的耶路撒冷。         

从叙利亚内战到围堵伊朗，冷战时代在中东划出的区域冲突线在前十年几乎迎来了一个“小阳春”——叙利亚、伊朗和域外的俄罗斯，与以色列、沙特和美国的介入对峙。2020年1月3日美军在巴格达杀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是对峙的高峰时刻。但这一体系面对拜登时代持续从中东撤出美国力量的基本方向，很快也无以为继。

和美国减少在中东布署同步的是，革命40年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强烈的对外输出意愿。2021年塔利班重夺喀布尔后，伊朗对他们的态度已经从20多年前的敌对转为了部分支持。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使其在中东能够投入的资源也变得更加有限了。         

实际上，可以说沙特和伊朗都有从内部产生的缓和关系的诉求。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上台后的核心工作便是其“2030愿景”，这个旨在全面改变沙特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地位的宏大计划，让许多人将其称为“沙特的凯末尔”。当然，他的执政思路不同于凯末尔的全面世俗主义，但将沙特带入国际舞台，以国家手段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倾向，都使沙特对更稳定的外部环境有所追求。

至于伊朗，保守派曾经在前总统鲁哈尼时代积极反对对外妥协。但当莱希代表的保守派于2021年全面掌权后，虽然仍然坚持对美国和以色列强硬的路线，但在地区内部缓和和其他区域大国的对抗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尤其是伊朗内部面临着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失业和连番抗议的诸多麻烦。再坚持地区内部的对抗路线恐怕只会恶化处境。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在中东发生的变化，是以意识形态和冷战阵营为主导的冲突正在退场，而一个主要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区域秩序正在建立。一些例子也许能够佐证这样的趋势：埃尔多安掌控的土耳其长期以支持巴勒斯坦著称，但2022年中和以色列也重新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尽管与此同时就连以色列的极右翼也正在日渐壮大；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在内战发生后一度和海湾国家关系极为紧张，但他2022年出访了阿联酋，并在地震中收到了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兄弟”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和冷战中乃至十年前的中东局势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挪威学者文立安曾经在《全球冷战》一书中举出英美在上世纪50年代推翻伊朗摩萨台内阁的例子，指出冷战体系在中东意味着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角色的反对。如今，中东各国的内政外交自主权大幅提升了。冷战形成的冲突断层线显然正发生变化。         

图源：外交部网站

不过，“告别冷战”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中东能告别冲突，仍是未知数。在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之外，中东国家间仍有各种各样的族群、领土和各类其他矛盾。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个区域的贸易总量中，只有6%是地区国家间实现的。这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流仍然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许多冷战遗产——比如巴以冲突——也仍未退场。2022年以色列大选后极右翼大幅崛起，巴以冲突也在今年初呈现再次恶化的势头。“在未来，以色列问题恐怕会成为中东新秩序成色的试金石”，建立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暴力与对抗走向，也许会在现有的外交缓和上成为新的“待解决事项”。

中国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思路，但这一思路到底是如何达成的，还有待更多资料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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