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贵族女校的校园生活,和我们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
对于张爱玲的粉丝来说,市三女中是“张爱玲上海地图”中必不可少的打卡地。
多年前,我在电视台实习,工作的时间是下午到半夜,为了安全,寄住在曹家渡的亲眷家里,像纱厂夜班女工小阿桂,整天顶着黑眼圈。也有开心时刻,每天吃过早午饭,从小巷子里晃荡出来,到江苏路左拐,有标志性绿油油的大草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们欢声笑语,那便是市三女中。栅栏之外,有朝圣者在校门口拍照留念,十个有八个穿了仿制的民国校服,太阳很好,洒在每个人身上,映衬着她们充满虔诚的笑,也映衬着她们料子上的线头,在微风中荡来荡去。
很想给他们指路,市三女中的校史资料里虽然写着“校友张爱玲”,但如果从学校地址来算,此地实际上是原中西女中的校园,张爱玲所在圣玛利亚女中旧址,在中山公园来福士广场附近。
张爱玲就读的学校是圣玛利亚女中,现在百度上“中西女中”的词条里仍旧把张爱玲和龚澎这两位圣玛利亚女中毕业者归于中西女中校友是错误的。
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讲一个故事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夏璐敏小姐,上面七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八小姐。夏家从老大到老四,都在中西女中上学,她们的妈妈说,听说圣玛利亚女中也还行啊,要不,从老五开始,后面四个女孩子就去圣玛利亚读书吧。
然而,四个女孩子联合起来对母亲说,要是不让她们上中西女中——她们就不上学了。
夏璐敏是庚午级,1925年入学,1930年毕业。
她们这一级的学生数量挺多,有趣的是,夏家姐妹总是排在花名册第一个,比如1927年,排在第一名的是夏璐亚,第三名的是夏璐韵,这大概因为她们的姓氏AU。
但实际上,她们的父亲夏瑞芳是把自己的名字写成“How”的。
1938年的The China Press上写夏瑞芳夫人讣闻时还是用MRS. Z. F. HOW
据说,这是夏瑞芳故意为之,为的是和洋人交流方便。“How”作为姓氏颇为醒目,并且是“夏”的上海话谐音。
夏瑞芳
现在知道夏瑞芳的人已经太少了,他所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
这个青浦女佣的儿子,靠主人家的赏识,进入清心书院读书识字。从《字林西报》的排字工人做起,一直做到商务印书馆的CEO。一开始出洋泾浜英文教材,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出版会社签订中日合资经营合同之后,商务印书馆改组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清政府批准的102种小学教材中,54种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夏瑞芳有许多宏图,但1914年1月10日棋盘街的枪响,打断了所有的一切。
这一天,《申报》头版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巨幅广告,重点只有一个——
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这主要是针对竞争对手中华书局之前的舆论造势。商务有日本人股份,在教材中很难公平看待战争,这一招在当时很管用(现在也还是管用)。商务印书馆为了赎回股份殊为不易,夏瑞芳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多方筹措,为的是商务印书馆能够甩掉包袱,走上新的道路。
这一天,他做到了。但也就是在这一天傍晚,当夏瑞芳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正打算跨上马车时,一个人冲出来对着他就是两枪,《申报》做了报道——
夏瑞芳的马夫急追歹徒,夏被送到仁济医馆,但七点钟已经宣告不治身亡。
刺客在被追赶过程中,曾经开枪袭击马夫,结果打中了一个叫夏广仁的18岁学生,腹部中枪,次日身亡,这位夏同学实在太惨了。
刺客被当场捉拿,这个叫王庆瑞的30岁男人自称曾在南市做过巡士。但审讯人员很快发现他在撒谎,因为南市第一区警察署遍查各警名册,并没有找到他的姓名。
2月22日,王庆瑞被枪毙,临刑前,他居然拱拱手对大家说:“诸君来世再会。”
王庆瑞显然是职业刺客,他说自己是受一位叫周栖云的25岁学堂教习指示,命他刺杀夏瑞芳。但周已经逃走,王庆瑞一死,人们似乎无法知晓,这场暗杀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有人猜测是日本人。因为夏瑞芳把日人的股份收回,侵犯了日人的利益。日本人专门选取了刊登启事的当日刺杀他,算是一种警示。
但夏瑞芳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是最喜欢搞暗杀的陈其美所为。
陈其美
张元济:“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都督陈其美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
郑孝胥:“夏遇刺前已接到警告书,此即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也。”
高凤池:“彼时,陈英士(即陈其美,小岁月注)为上海都督,领有军队约千名,欲移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于是运动领事团出为反对,夏君亦发起反对之一。陈氏曾迭向夏君借款维持军饷,夏君拒之,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
这件事在三年后有了新的转机,王庆瑞供述的周栖云被捕,在周栖云房间中搜出一张由陈其美颁发的持枪证和一张王庆瑞的名片,他对于指示王庆瑞暗杀夏瑞芳之事供认不讳,但没有供认陈其美——不过,陈本人已于一年前被袁世凯派人暗杀,暗杀大王最终也逃不过被暗杀的命运,令人唏嘘。
孙中山与陈其美遗体合影
1917年10月14日,周栖云在西炮台被枪毙。
夏瑞芳的生命在43岁这一年画上了句号,留下了夫人鲍翠玉和一子八女。商务印书馆本来打算在外滩为夏瑞芳造一座铜像,以示纪念。但鲍夫人拒绝了,她说:
“把这钱省下来,送给学校幼儿园孤儿院岂不好哉?这是瑞芳生前热心的事体呀!”
蔡元培为夏瑞芳立传
靠着鲍夫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夏家的一个儿子八个女儿居然个个成材,这在当时成了一段佳话。
鲍夫人去世后,高凤池记述了她的生平
夏璐敏
出生于1911年的夏璐敏在学校的特长是音乐,实际上,夏家的八个女孩子,每个都擅长音乐。1928年2月2日,《申报》报道了上海妇女会在大华饭店举办的歌舞大会,会上的明星便是夏家姐妹,她们一起合唱了歌曲,夏璐敏未来的大姑子黄倩鸿和二姐夏璐德一起弹奏了乌克丽丽。
夏璐德还上过《玲珑》,标题就是“精于音乐之夏璐德女士”。
三姐夏璐懿是中西女塾的琴科毕业生。
但好像,谁也比不上夏璐敏出彩。
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眉眼盈盈,有说不出的哀愁。看见她,就会想起曹雪芹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我曾经自不量力,拿着她的照片对我的tony说,她也是自来卷啊,我能不能也做一个她这样的发型?应该会好看吧。tony接过照片,端详了一下,看着我说了三个字——
她脸小。
这张夏璐敏和其他人一起的照片,更加突出了脸小的特点
夏璐敏的文艺天赋非常突出,她的特长是拉“梵亚玲”(小提琴),中西毕业之后入沪江大学学习,她进了沪江大学弦乐团,是副团长兼第一小提琴。我赫然发现指挥是作曲家黄自先生。
她也擅长歌唱,黄自作曲的清唱剧《长恨歌》,她和王大乐等小伙伴一起合唱,很好听。《申报》当时夸她“莺啼婉转”。
表演也不错,中西女塾的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里,她是最耀眼的仙女。
仲夏夜之梦,右为夏璐敏
顺便说一句,不要以为中西女塾的学生功课不多,天天文艺,实际上老师们还是相当严格的,数学语文英文历史生物一个都不少,除此之外,还有淑女必备的音乐缝纫课家政课,我找到了她们家政课做蛋糕的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忽然想起杨苡先生回忆自己的女中生涯(她上的天津的中西女中):
我们的第一个家政课老师,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她又讲解,又带着我们做。我们兴奋得很,都很喜欢她。……做点心的教室就是我上小学的房子,里面摆上了电烤箱、好多模子,还有做冰激凌的工具。我学了几招,回家就要显摆。家里没烤箱,就用铁锅烘烤,下人也跟着忙,就是不知我在鼓捣什么。待烤出来,潘爷用盘子装着,端了就往娘那儿跑,嘴里说“太太,六姑娘做的——”,跟报喜似的。我跟过去,看那“蛋糕”掰开来面糊还没熟,就赶忙又端下去了。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百岁杨苡回忆民国时期教会女校
要当中西女塾的“校花”,也不仅仅靠脸蛋。
比如1929年毕业的“中西皇后”是陈皓明,除了漂亮,她的六门功课是全A。她战胜的可是后来获得第一个“上海名媛”称号的郭婉莹(郭小姐参加那场竞选的过程非常险峻,先挖个坑)。
左为陈皓明,右为郭婉莹
而1930届的毕业生中,夏璐敏的“校花”竞争对手,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姚锦新,她是原副总理姚依林的姐姐,初恋则是乔冠华。
如果说夏璐敏有什么劣势,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不注意团结同学”。所有人都说——
“夏璐敏永远和王大乐在一起。”
王大乐比夏璐敏大一岁,和陈皓明同一届。1929年的《中国学生》把她作为中西学生代表放进“学校名人院”,特长是打网球。和她在一页的是严幼韵(都是熟脸)。
王大乐是上海第一届女子网球锦标赛的冠军。
她和“皇后”陈皓明一起为学校的慈善晚会演莎士比亚名剧《第十二夜》,陈皓明是主角,她不过演一个配角,还是小丑,却因为活泼潇洒善于插科打诨,获得了《申报》的赞赏。
王大乐表演的小丑确实很可爱(左图左一)
小报记者来学校采访夏璐敏,找了一个同学问,她说,你去王大乐房间看看,她们天天都在一起。在校外,她们也一起社交,比如跳舞。
上文写过的大华饭店的那场表演,王大乐也和夏璐敏一起。
夏璐敏是水的话,王大乐就是火。王大乐的幽默,王大乐的不拘小节,王大乐的勇敢,也许都成为这两个女孩友谊常青的保障。
王大乐这张古装真好笑
王大乐比夏璐敏早毕业一年,去了沪江上大学,夏璐敏毕业之后也去了沪江。夏家的孩子都管王大乐叫姨,夏璐敏生的孩子们管王大乐叫干妈。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俩更相配。
1933年的《摄影画报》上王大乐和夏璐敏再次同框,两人都美若天仙
但夏璐敏和黄宣平确实也有缘分。他们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们都早年丧父,父亲都死于枪击,他们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夏璐敏和黄宣平在1934年结婚,证婚人是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牧师,伴郎是陈三才,伴娘是王大乐。
王大乐大学毕业之后,在夏璐敏的大姐夫黄汉梁所管理的和丰银行工作。她嫁给了夏璐敏三姐夏璐懿的小舅子林威理。
夏璐敏的外甥史济良先生说,母亲和七个姨妈全毕业于中西,这是一种什么体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上海只有中西女塾这一个中学。
我在《回忆中西女中》这套纪念文集里,却发现了许多我们曾经对于教会女校的误解。
中西女塾当然是一所贵族式的教会女校,但当我们以为所有学生都是富家子弟时,中西女塾中其实是有很多学习优异但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的女孩的。学费以“助学金”的方式全免,另外会有一些生活补助——然后,学校选择不公开这些学生的名字,因为“这样会损害她们的自尊心”。
虽然教师们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并不强迫学生信教。
1939届的曹宝贞曾经写了一篇题为《揭露传教士文化侵略》的读书笔记,老师虽然不高兴,但仍旧给了她一个A。
学生们口中常说的“吃大菜”,不是真的吃饭,而是被教导主任训话。那位教导主任非常出名,夏璐敏姐妹们也经常提起她,她的绰号叫“猫头鹰”,我在《墨梯》里找到了吴景昭的照片,这个外号确实有些贴切。
但“猫头鹰”不是只会训斥学生,郁达夫的侄女郁隽民的父亲被日军暗杀后,吴景昭第一时间通知并且保护了她。
我们以为教会学校的学生英文天生好,其实,第一堂英文课学下来,很多人也都是懵的。但老师说,学英语,最大的是需要勇气,勇敢去说,很快就会熟练起来。她们曾经“生啃”一本《小妇人》,奇怪的是,一本书读完,英文不知不觉提高了。
家政课除了教做饭,也教如何布置房间。老师们说,不要只会堆砌家具,要“结合房间的朝向和光线来考虑如何摆放”。房屋再小,也要营造一种幸福的氛围,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生活”。
在抗战期间,中西的外国教师们曾经被关押进日军的集中营。但战后,她们还是回到学校继续教书。
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西的美国教师们被要求回国。薛正校长恳求她们留下来,她们再次选择了留下。到了12月,她们被告知:“过了中国新年,美国人就不可以继续教课了。”她们谁也不说话,开始默默申请回国通行证。教师葛继恩(Miss Jean Craig)记录下了最后的时刻——
那是伤心的一天,但事实就是这样。学生们送给我们每人一面旗子,是用黄色的绸子绿色的滚边做成的,上面写着中文字。我不懂中文,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名字。还有几个中文字是红色的。我记得在大楼里,有一个高二学生走过来对我说:“把旗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放在你的行李上面。”我是独自一人到达中国边境的,有一个年轻人看看我的行李,他看见那面旗子,没有再看其它东西。我的行李没有被打开检查。我乘上火车到了香港。
她一直很想知道旗子上写的是什么,但她又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因为那上面其实就写着六个字——
中国人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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