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一个家族女性的命运样本

“我看起来老了。”

在视频通话里，91年出生的表姐说。

“倒不是老了，我们就是都憔悴了。”98年出生的表妹回答她。

从1991年到2001年，我的家族有四个女孩出生——四个表姐妹。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表姐妹”就是我唯一的姐妹。我们的亲缘联结因此更加密切，贯穿了我的童年和青春期。但这种“密切”是如此有限——几乎限定在每年的家庭聚餐中。

我们在这二三十年里交错成长，生活仅剩下丝丝缕缕的联结：大姐和二姐已经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和小妹在异地读书，一步步学习着独立生活。我们脱离乡镇，脱离父母，也脱离那个被时空分散开的大家族。

2022年，在不断的隔离和封控中，我们又回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家。

已经离家的，

回家是一种暂时的安抚

“我的人生就像陀螺一样，一直不停地转。”

13岁离家去县里读寄宿初中，19岁离开县里去城市上大学，24岁毕业考到省会当公务员，25岁结婚，27岁生育第一胎，29岁生育第二胎。大姐的人生履历如此光鲜、平顺，以至于在每年春节的饭桌上，长辈们对大姐总能夸出新花样：“能力强、年纪轻轻就接连升职”、“情商高，和谁都处的来”、“乐观、独立、性格好，总是笑呵呵的”。

直到2022年初，姐姐如铰链般严丝合缝前进着的生活突然停了下来。就连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姐姐还总是笑着。“那些事都过去了”，她说。

2021年末，大姐感觉到持续的乳腺胀痛，在问诊了几家医院后，最终确诊乳腺癌。最初治疗是在老家长春，但最后姐姐决定去北京手术。从确诊到治疗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好在一切顺利，肿瘤被完全切除。

但疫情让这段休养期更加漫长和破碎。离开北京之后，大姐需要经历为期14天的居家健康监测，这同时也是术后恢复的关键期。这段时间里，大姐住回了娘家。

对大姐来说，这是13岁离家以来，和母亲朝夕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居家监测期间，两个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一起生活。

在娘家的日子里，她找回了“女儿”这个角色。上午睡个懒觉，和妈妈去江边遛弯。妈妈在冷风里传授自己的“养生之道”——在冷风里练习憋气，冻得大姐腿直发抖。讲到这里时，大姐又要替母亲解释：“练憋气不就跟游泳差不多嘛，对肺活量是有好处的。”

下午在家躺着，晚上玩会手机。时间被拉得很长，又被填得满满当当。化疗期间，妈妈总是叮嘱大姐多吃补品、中药，一天三顿妈妈都会熬好药端到姐姐面前。“挺感动的”，姐姐说，“就是好像没什么作用。”

细碎的冲突也在浮现。妈妈顺理成章地包揽了一日三餐，但却不让大姐吃肉——母亲信佛，相信烹鸡烹鱼会报应在自己身上。大姐抱怨：“可是姥姥也信佛，姥姥就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

另一次，妈妈要帮大姐洗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但浸泡时间太长，毛衣染色走样了。大姐想起很久之前，妈妈洗另一件羊毛衫，也是洗完直接挂在衣架上，把羊毛衫撑得变了形。“她在这方面一向不太注意。”于是冲突发生了，姐姐对妈妈说：“净是给我添乱，不让你洗还非得给我洗。”妈妈就较真起来，着急地说要赔给姐姐一件。“最后她也没赔。”

但更多的时候，大姐选择迁就。比如妈妈不允许大姐把结婚照立在地上，觉得不吉利，让她包好放进柜子里。大姐当然不信这些，但还是会把照片收起来，“但是我没按她说的那样包好。”大姐补充。

“在家里的这些日子，我感觉对忙碌的生活，和这么多年跟妈妈的分离都是一种补偿。”

但大姐还有另一个身份：母亲。

2022年的2、3月，大姐在家休养期间，我们的联系变多了。关于乳腺手术与疫情的共同感受，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时隔很久的第一次通话，她问：“你是不是知道姐姐做手术了，关心姐姐？”

在大姐的只言片语和姨妈姑姐的闲聊中，我慢慢拼凑出大姐罹患乳腺癌的可能原因：二胎。

大姐的二胎是意外怀上的。家人很疼爱头胎女儿桃桃，公婆一手带大，丈夫也出了很多力。验出二胎时，婆婆和丈夫都劝大姐不要留下，“生下来太辛苦”。大姐于心不忍，最后在母亲力排众议的支持下，还是决定生下来。

二胎出生，是个男孩。大姐的娘家人都那么高兴，姥姥特意从县城赶来，带着一千块来看望产妇——大姐生头胎时并未有过这个待遇。

二胎刚刚出生时，大姐的母亲承诺，会帮她把孩子带大。但因为母亲还没退休，不能全职带娃，只是出钱请了月嫂，每两三个月才有时间上门看一次孩子。同年，姐姐经历了工作调动、升职和高强度加班。属于自己的时间，随着二胎到来和工作变动消耗殆尽，每一天都成为巨大的消耗。

面对窘境，大姐才知道，母女分开的年数已经远多于在一起的，原来母女之间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心意互通。

大姐无条件地信任父母，以为母亲做好了打算——退休前如何雇月嫂，退休后如何搬家住到离姐姐近的地方照顾孩子；谈过以后才知道，母亲对生育的支持，更多是出于一种恐惧杀生的执念，和亲近孩子的本能。对于“照顾孩子”的诸多细节，母亲并没有具体的打算。

就这样独自承担着生活压力，辛苦了一年半，姐姐确诊了乳腺癌。

然后是犹疑，恐惧，漫长的问诊与治疗，生理与心理的疗愈，再到疫情带来的居家监测，大姐与母亲重新共处一室。一些矛盾被搁置了：大姐听母亲说，她的心愿是退休之后四处旅行，过自己的生活，因此无法把外孙带到上学。“我也尊重父母的想法。”大姐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父母喜欢带小孩，但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人。”

或许身为“女儿”的失落感会在“母亲”角色里加倍补偿。居家监测结束，回到自己家后，大姐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来陪伴孩子。“其实应该多做点运动，但我的时间还是都花在了陪孩子上。”

她甚至会比较儿时记忆中的父母和做父母的自己，当我问她：“相比起自己的家长，你是一个对孩子更细心，照顾得更多的母亲吗？”大姐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嗯，是的。”

女儿桃桃已经很大了。在我和姐姐视频时，桃桃经常冲到镜头前来喊话、大笑，比一般小孩还要热情。“从她出生到现在，我们给予她的都是爱、肯定和表扬，她会内心非常富足，比较自信。所以她不害怕失去，也不会讨好别人。”大姐这样解释。

视频时，大姐喜欢反复地教两个孩子，手机屏幕里的这个人是小姨，她是妈妈的表妹。但是孩子们还是记不住，几乎每次视频都要重复。

也许在孩子们的记忆中，“小姨”只是手机里的人物，和卡通片、电影主演并无区别。很多年之后，疫情消散，但大姐的生活变得更加自洽、幸福，我们的联系再次减弱，孩子们也会忘记自己还有一个，曾经多次出现在妈妈手机里的小姨了。

未曾离家的，

距离理想生活更远了

奥密克戎三月在吉林大规模蔓延，二姐居住的县城没能幸免。她是县人民医院的护士，3月11号，二姐被选中支援方舱。

在方舱，二姐接管患者血液和核酸标本，工作全在透风的简易板房里。

直到5月14号，二姐完成了休舱后的隔离，开始一个星期的居家健康监测。结束监测第二天，二姐再次被召回医院，在过渡病房，护理隔离期间突发疾病的患者。

因为有微弱的感染风险，医院要求过渡病房的护士同样接受闭环管理。过渡病房的四名护士必须每天两点一线，步行去医院工作、步行回酒店住宿，吃单位提供的盒饭。等到六月末，下一批护士开始轮值过渡病房，她们才能回家。

这直接造成了二姐与女儿、与家庭的分离。

二姐的女儿小颖早慧、敏感。在姥姥的寿宴上，小颖表演过她在舞蹈班新学的《听我说谢谢你》——那时这首歌刚开始流行。跳完以后，小颖还说了一段祝寿的吉祥话，赢得了大人口中的最高赞许：“情商高”。那时，二姐在旁边录像，嘴边是掩不住的笑意。

但母慈女孝的另一面，是不常暴露在亲戚视线里的一地鸡毛。

二姐被召回医院时，最高兴的是女儿小颖。用二姐的话说，她是“松了一口气”。

出舱后、被召回前，二姐和女儿短暂相处了一个星期。最初女儿还有些欣喜，周一开始上网课，母女战争重新打响：紧紧看着女儿上课的二姐，把女儿近期成绩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课上不专心，作业不认真”。“就连我上个厕所她都要问一句，你下课了吗就去卫生间？”小颖说。

矛盾在一周网课结束的时候爆发。妈妈受不了女儿的字不够好看，把这称为“最大的短板”她最后上手握紧小颖的手、攥着笔教她写字。小颖哭了，“妈妈的指甲特别长，抠的我好痛。”

矛盾由此产生。“她像疯了一样的骂我、训我、说白养我了。当时我觉得屋里很闷，想去客厅透透气，她就觉得我不想见她。”小颖说，“而且那天我很累，不想回答她。”

争吵、眼泪、摔门而去。二姐一气之下卸载了女儿网课用的钉钉，退出了学校的家长群，吼着我再也不管你了。

小颖说：“妈妈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而二姐说：“我有时候就像个神经病。”

讲到女儿不想见她，二姐十分低落：“我觉得，我对女儿的依赖，现在已经有点过分了。我把所有的爱和依赖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不是她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她。”

1992年，二姐出生在吉林省边陲小镇，一个以种植人参为业的家庭里。在父母辗转山头承包土地、自己不断转学的童年里，学校里的不愉快会在跟随爸妈上山看地，在田间地头野炊的时候消失在风中，但她的学业也因此分神。加上考前家里出现了巨大变故，二姐中考失利。

二姐的妈妈觉得，孩子得学个谋生的手艺。二姐说想去学中西面点，直接被否决，“那不现实”。最后妈妈觉得，护士是个女孩的好出路。17岁，二姐含着眼泪被推上去护士学校的大巴。

“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份工作，”二姐说，“但是我只会干这个。”

“我是个向往自由的人，不喜欢被束缚。”二姐说，在长春医院上班那几个月，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当时每天她要花三个小时通勤，在深夜回出租屋的双层公交车上，看着城市的灯火，她说，那是她第一次触及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母亲又在劝她回县里工作——她的未婚夫、我的姐夫已经在县里安定下来。“自由而无拘束”的生活过了一年，她就从长春辞职，回到了县城工作。工作合同没能牵绊住她，拽她回去的，是抹不开的亲情。

21岁，二姐怀孕、结婚、生子，过上了家长口中收入稳定、相对体面的生活。9年来，她挣扎过，做微商、挂闲鱼卖家乡特产，赚了一笔小钱；去年医院降薪，她看着与劳动越来越不匹配的薪水，想过辞职去南方闯闯、或者学烘焙做甜品师，可是家里没人支持她。

“异想天开”、“你不是那块料”，是她常常收到的长辈评价。丈夫也说，“要去南方你自己一个人去，我不跟你去。”

“他们总是反应过度。”二姐说，“我也很现实，没做好下一步打算是不会辞职的。但是她们每次都好像，我说我中午想吃面条，说说而已，一个想法，没等我说完，她们就把一口米饭塞我嘴里了。”

母亲、姨、丈夫，甚至孩子，亲情的网越织越密。每一次选择的结果都一样，每次都没拗过家里人。她的生活里，窗口期太少、也太短暂了，错过之后，双层巴士上，自由的城市灯光就再也没亮起来过。

未来自由的希望，二姐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这很难避免，尤其是生了一个聪明的孩子的时候。”但孩子无论如何早慧，也无法承担母亲的全部依赖。她只是个有弱点、也会偶尔搞砸的孩子，就像姐姐小的时候一样。

理想生活。提起这个词，她的眼睛暗淡下来，“妹妹，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虚了。我也想过，以梦为马，仗剑天涯。”说着她笑了起来，“但我是没有剑也没有马呀。本来平静的生活就离理想生活很远，遥不可及的，就更别提现在了。”

在闭环酒店里，坐在床上，没有桌子，只能弓下腰把盒饭放在床头柜上吃。她说：“我现在的理想生活，就是能回家看看孩子。”

刚刚离家的，想要快点回家

小妹是二姐的亲妹妹，她在郑州上大学，今年大三。

5月21号，学校下令，要求学生在22、23号两天内必须离校。小妹从朋友那里早早知道了消息，正式收到通知之前就在繁忙的票务系统里，抢到一张紧俏的一等座。“说起来有点后怕，如果等到学校通知再抢，就抢不到了。”作为2019级的学生，她已经习惯了疫情下的大学生活，包括毫无预兆的通知与抢票。

夜间到达长春，住一晚，第二天早上拼车回县城；回家匆匆和妈妈吃了饭，社区主任带人上门，在门上贴了封条，14天不允许开门。

和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相比，小妹人生的其他部分几乎是确定的：三年级之后没再搬过家，小学和初中都在家附近，中考考上了县一中，离家也不过二十分钟车程。

高考后选专业、报学校，家里长辈问起她喜欢什么学科，她摇摇头，说自己没什么格外喜欢的。姨夫在电力系统工作，建议小妹报考电力大学，毕业去国企，单位效益好，收入稳定。小妹就点点头。

小妹高三时我大三，暑假回家见到她，我们躺在卧室的床上，她讲起她对大学的畅想：新鲜的、独立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到处旅游，还说毕业之后努力工作，想给妈妈再买一套房子。

但她想象中的那种“大学生活”被疫情打断了。到今年五月，小妹第二次居家隔离，她对假期前的隔离已经驾轻就熟：寒假回家时也是封门14天，“吃的东西从窗户用绳拴着吊上来”。到第七天，小妹一个人在家有点怕，妈妈敲开了楼下邻居家的门，把姥姥家的小猫放进篮子，慢慢吊上楼。

这一次，妈妈把隔离物资准备得井井有条：冰箱里的饭菜、沙发上的小猫，还有分装的猫砂、猫粮，以及给妹妹单独买的小零食。但隔离到第二天，妹妹觉得太闹，还是把小猫从窗户送回了姥姥家。

疫情折损了小妹对大学和异乡的体验，也让她的恋家成倍地增加。

2020年初，小妹在家度过了大一下学期。“那个学期留给我的回忆只有快乐。”她边说边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轻松的，大家都特别放松。习也不学、课也不上，在家里还不用担心吃穿，直接达成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从那以后，每次要开学，小妹都是抗拒的。她想到不那么喜欢的专业，永远杂活不断的社团，跟妈妈的深夜哭诉，由此眷恋起家的安全、舒适。

刚上大学时，小妹说过，她想去读个心理学的硕士。但如今我提及，你喜欢的心理学，长春就有很好的研究生专业可以考；而在县城，心理专业几乎不能就业。小妹当时沉默了一会，“再说吧。”她结束了我们那次的对话。

妹妹说，她恋家，恋的是自己那间卧室。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住在这里，一直到高三，房间里充满自己生活过的痕迹。在这样熟悉的空间里，她能获得在外面得不到的安全感。“回家之后我睡得特别香。”妹妹告诉我。

19年，小妹来到郑州上大学，对一个城市的探索刚刚开始。她见到了学校后门的步行街、河南看不完的历史古迹，她告诉我们，要在大学时把河南的历史名城都逛一遍，毕业后“去看更大的世界”，“去发达的城市奋斗几年”。

今年她想，如果能毕业回县里上班，安安稳稳地工作挣点钱，这样就很好。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可以躺着，听听歌，泡一杯好喝的，做点好吃的，看个电影。

很想待在妈妈身边，哪怕是不说话。“妈妈在那里，我就很开心。”

对陌生的恐惧和对熟悉的依恋，在紧张的社会气氛下被放得更大。

“2020年到现在，感觉这一段生活都丢失了，脑子空空的。我现在就很愁，毕业论文该怎么办。”

回家之后呢

四个表姐妹里，我是最后一个到家的。

经过了十个小时的车程，出站时，我看见大舅向我迟疑地挥手：因为太久没见，他不太确定我现在的样子。

三月初从香港出发，五月末到达长春的家，这段路程太长了。

二月初，港校开始网课，我在中旬买了落地上海的机票，落地后原计划隔离21天，但第十六天的时候意外被释放。更意外的是，从4月1号开始，被困在民宿里的我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封城隔离。

滞留上海，日子一天天过去，独自被封控的滋味很难熬，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

那时候，现当代中国文学改编课刚好学到《倾城之恋》和《兰心大剧院》。二、三月的香港，正在经历第五轮封控，货架抢空，核酸在黑市炒到几千块，通关健康驿站一票难求——普通人没有白流苏范柳原式的爱情，更向往安定而非动荡。

当我终于回到上海，静默的街道像《兰心大剧院》结尾休伯特走过的那条安静的街。三月末，一切关于疫情的真空幻想结束，抢菜、抢泡面、抢咖啡。抢不到叮咚，加价叫火锅食材外卖。

以七八十年前历史为背景的故事，与今天我所经历的香港、上海双城记，形成跨越时间的互文。

在这个混乱复杂的时代里，亲缘可能成为了不变真理的一种。

四个同辈的表姐妹们，曾经被各自的成长轨迹分割开来，但在难熬的封控期里，我们发现自己真的需要一个舒适的、信任的、能够说说话的人——亲人或许就是那个答案。

知道我中转上海意外被困后，姐妹们频繁地给我打来视频电话，关心着我的健康，我的房间，我的菜价，我的心情。那时二姐还在方舱，她在吃饭的间隙给我打视频：“我们都是回不去家的人啊。”

我们成为了这个困顿时代中，共享命运的亲人。

五月下旬，我终于抢到了一张回家的高铁票，回长春，居家隔离14天。

插入钥匙，推开房门，在家里把每个角落都转过一圈，吃了点东西，窝在沙发上躺下，头疼欲裂。洗过“家里”的热水澡之后，真像奇迹似的，所有的压力和疼痛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花了点时间适应家具的布局、窗户的位置。

独自在外的时候，家是一个幻觉般的绝对理想的处所，回来之后，我把幻想中的舒适、美好慢慢安放在家里的具体物件上。给书架上的书擦灰，几本半新的书，拆了一半的塑封变脆了。从小抱着睡觉的毛绒熊，两只眼睛都掉了下来。我发现，我的家比想象中要小一点、暗一点。

像妹妹一样，我留恋自己生活过的空间；像大姐一样，我想要享受一段短暂做回孩子的时光；也像二姐一样，我对家人的依赖无处安放。

回家第三天，之前熟悉的咖啡馆送我一杯橙香美式，包装袋上写着：“小文，长春欢迎你。”

我的隔离在晚上十点钟开始，将于14天后的晚上十点钟结束。

那么，之后呢？

漫长的旅途、艰难的移动、具体的辛酸和宏观的不确定使我们变成了居家动物。可回家不是生活的终点。总有一天，要打开房门出去的。等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我们吗？

大姐的家已经完全解封，孩子的幼儿园还没开学；二姐闭环上班，非必要情况，理论上不能外出；小妹和我一样，都没有结束隔离时限。我们的亲缘，此刻那么紧密，却又那么遥远。

我们都期待着，流动自由，想见面、就能见面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