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从前时代塑造了我们，未来我们要去塑造时代

▲华夏基金总经理 李一梅

李一梅仍然清晰记得2001年夏天那个下午。

当时，北京刚刚拿下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举国欢腾。她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回京，穿着休闲短裤哼着小曲漫步在燥热的街头，约老同学吃一顿久违的麻辣烫。

途中，她去了趟金融街的通泰大厦，上到15楼华夏基金前台，递交了一份求职简历。

刚吃完饭回家，她就接到了面试通知。 

当年8月20日，李一梅正式入职华夏基金。 这是她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

2018年5月，李一梅升任华夏基金总经理。那一年，她42岁，是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最年轻的总经理。

在这17年里，李一梅完成了从基层员工到总经理的蜕变。其后，她执掌的华夏基金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李一梅是如何从行业新兵成长为业内深具影响力的基金公司的掌舵人？她对华夏基金的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构想与布局？日前，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独家专访了李一梅，她首次向媒体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华夏基金的成长经历。她表示，公募基金是一个能提高社会福祉的行业，公募基金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她个人的成长也受益于行业发展，一路见证公募基金行业茁壮成长，她最大的感悟是：“从前时代塑造了我们，未来我们要去塑造时代！。”

券商中国记者：为什么在上世纪末出国留学？

李一梅：一开始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出去后，也真实地感受到世界的多样性。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非常国际化，我们开学第一天，就赶上英国前首相在学院举办交流会，我们有的同学上学上到一半就回到自己国家参加竞选。这些经历让我看见世界更多的可能性。

券商中国记者：你当时对金融行业是否有了解？

李一梅：我出国时，国内经济远没有现在发达，我们留学生大都不富裕。我的奖学金缴完学费后剩的不多，常常要分成好几瓣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一个同学把带来的美元都存了大额存单，学费等毕业时再交。他让我意识到应该把奖学金先存起来赚利息，这触动我开始到商学院选课，也让我逐渐敲开了金融世界的大门。

券商中国记者：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国？

李一梅： 我是1999年去美国读书的，那年刚好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十一”那天，海外华人在波士顿市政厅旁的广场上举办庆祝活动，大家一人举着一面小国旗，跟着大喇叭一起唱《歌唱祖国》。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这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因为身在异国他乡，更加强烈。可能每一个有海外求学或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深刻的感受到祖国的命运和个人命运休戚相关。后来回想，可能有的决定就在那一刻埋下了种子。

2001年我即将结束在哈佛的学业，和很多人一样，面临回国还是留在海外的选择。那几年国内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我家所在的辽宁省是国企大省，感触可能更多一些。我在美国攻读的是公共政策专业，课堂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当时有一些海外学者对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太乐观。这种大环境也影响了很多人。

那年5月，我回国参加人大学位的毕业答辩。答辩结束后，我走到北京三环路附近的天桥上，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周围拔地而起的高楼，我突然觉得我要参与到这些变化里。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周恩来总理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感动过。当我看见了世界，也了解到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非常不易。我就想，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希望她变得更好，我一定要回来，和大家一起奋斗，为祖国尽一份力。父母也很支持我的决定，所以我一毕业就回国了。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来到华夏基金？

李一梅：可能是命运的眷顾吧。回国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有一天在网上看见华夏基金国际业务的招聘启事，虽然那会我对华夏基金究竟是做什么的还没什么概念，但是觉得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国际业务部的工作也许比较匹配，就想着试一下。那天我约了同学吃麻辣烫，先到华夏基金办公的通泰大厦，上楼把简历递给了前台，完全没想这个动作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

吃完饭，我就接到面试通知。面试的最后一轮是见当时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是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也是那句话打动了我，他说：“公募行业刚刚开始，你现在加入，就是创始和开拓者，未来的一切都有无限可能。”我觉得这和我回国的初衷是不谋而和的，我想参与到这个大时代的建设中。8月20日，我来公司报到，了解到同期还有两个北大状元进公司，当时就感觉这个集体特别年轻，特别优秀。

券商中国记者：你刚到公司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李一梅：新员工培训时，第一课是范总讲，他讲的主题是诚信，他说：“投资人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给我们管理，这就是最大的信任，我们要对得起投资人的信任。”这一课深深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笔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

当时基金行业还是新生事物，但发展速度特别快，没有时间给我们慢慢学习，必须先跑起来。大家都很年轻，朝气蓬勃。2001年12月，公司发行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夏成长，王亚伟任基金经理，当时他也才30岁，而我更是个新兵，但也接下了媒体宣传工作。

券商中国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负责营销工作？

李一梅：其实，我在公司干过很多岗位，一开始国际业务部跟办公室合署办公，我做过一段办公室的工作，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全局性的视角。后来国际业务部还跟人力资源部合署办公，我负责给大家做工资、上社保，还有五险一金等。2004年营销部负责总行的同事离职，主管副总吴志军调我过来做营销部副经理，2005年市场部负责人空缺，领导安排我兼任市场部副总经理。

券商中国记者：听说你们当时经常加班。

李一梅：华夏基金的人都特别勤奋。那时有同事总结，出租车司机晚上都爱在通泰楼下趴活，知道这家公司加班厉害。还有人调侃说这家公司没法待，总经理第一个来，副总经理最后一个走。在这样的氛围下，全公司的人都追求卓越。

券商中国记者：早期你们怎么做营销？

李一梅：2002-2005年A股市场一路下跌，不保本、不承诺收益的净值化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很难被渠道和老百姓接受，绝大部分人更是不知道什么是基金，有时还被以为是非法集资。市场开拓特别难，为了跟支行的相关领导介绍产品，我们常常在银行门口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到营销部卖的第一只基金是华夏大盘精选，当时市场低迷，我们出去一轮一轮地路演、讲课。但第一天仍只卖了一百多万，不仅卖不动，市场一波动，我们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

2005年华夏红利的发行，就更加艰难。当时正值熊市末期，基金完全卖不动。我负责组织银行路演，好不容易双方对接好，到现场一看，只来了两位客户。但是基金经理孙建冬特别好，面对两位客户也热情洋溢地给他们讲解。后来2006年牛市到来，华夏红利业绩特别好，规模也在2007年大增到300多亿元。

前两年有首流行歌《孤勇者》，我觉得我们当年卖基金真的是靠一腔孤勇，凭着一种信念，相信我们最终能给投资者创造收益。

券商中国记者：2005年，华夏基金发行了上证50ETF，这是境内首只ETF，在当时也是重大产品创新。

李一梅：为了开发上证50ETF，公司准备了三年多。滕天鸣滕总牵头负责，他是清华经管学院毕业，业务非常精深，对开发ETF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一边向海外机构取经学习，一边反复研究在当时的法制框架下，怎样建立起实物申赎的框架系统。为了写标书，很多同事在公司熬通宵，睡行军床。

券商中国记者：上证50ETF你们当时卖了54亿。

李一梅：我参加组织策划ETF的销售，这是第一次没有银行参加的销售，当时大家心里完全没底。大家都说名字里有数字或有字母的基金产品难卖，上证50ETF这样既有数字又有字母的，更是难上加难。谁也不知道ETF是什么，我负责内部培训，另外所有券商的第一次ETF培训，都是我去讲。那时经常出差，常常是上一场刚讲完，又马不停蹄坐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下一个营业部接着讲，着实很辛苦。

不过最后，上证50ETF卖了50多亿，可以说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2005年市场继续下跌，不少机构借ETF抄底，上证50ETF很快超过了百亿份，想到这些又觉得那段时间的辛苦是很值得的。

券商中国记者：早期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李一梅：2005年2月23日，上证50ETF上市，我们在上海开完发布会，然后去电视台做节目，之后赶紧飞回北京，盯晚上发布的新闻稿。最后，我从公司出来时已经是晚上12点，那天是元宵节，又下着大雪，根本打不到出租车，最后我只能沿着长安街一路走回了家。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对上证50ETF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公司很多领导都给予了我帮助，有些当时觉得严厉的要求，后来回想也都帮助自己养成了更严谨、追求卓越的工作习惯。我特别庆幸，在自己早期成长的道路上，有范总这样在精神和魅力上令人敬重和景仰的领导，有滕总这样对你千锤百炼的领导，有吴总这样特别体恤下属自己身先士卒的领导，还有戴总这样总能发现你的亮光点，来激发你的创造力和动能的领导，真的特别幸运。

券商中国记者：2007年A股创下最高点6124点，在市场见顶前，你们提前关闭了基金申购。

李一梅：2007年，市场特别火爆，公司投委会做出了理性决策，2007年国庆假期一过，我们就暂停了一批基金的申购，后来基金经理也集体降低了仓位。当时要做出这两个决定特别不易，一是高位降仓很可能影响基金经理当年业绩，二是关闭申购势必影响规模。那一年我们与第二名的差距不大，如果公司只想要保规模，肯定不会做出主动收缩的策略。

券商中国记者：那时华夏基金业绩很好，2007年管理规模排名第一，之后稳居行业第一多年。

李一梅：那些年，华夏基金在行业各方面确实都一直遥遥领先。所以，很多经历过这段时光的华夏人，在心底总有一份骄傲。即使在逆境，我们做得不太好时，内心仍有一种骄傲，始终有一个念头：要让我们的专业性、努力和给客户创造的价值，配得上华夏基金。我们心目中的华夏基金，代表行业最优秀的专业能力，是投资人最信任的基金公司。这也成了我的一种执念，虽然现在还有差距，但我们将继续努力。

券商中国记者：2008年的金融风暴也令人至今难忘。

李一梅：市场暴涨暴跌，也教育了我们，公司此后对发新产品一直比较谨慎，2009年我们发行沪深300ETF，两天发了270亿元，如果多发几天，有望成为最大的沪深300ETF基金，但公司及时停止了发售，认为扎实做好产品才更重要。

2010年后，市场一直比较低迷，公司又决策要全面转向客户服务，之后我们一直坚持在做客户陪伴和投资者教育工作。

券商中国记者：你接任总经理后，压力是不是很大？

李一梅：刚上任的那段时间，确实压力很大。我找以前的领导请教，他们都给我很多建议，心理上也给了很多支持。一个多月后，我决定还是得做自己。我一直觉得特别幸运，也特别感恩，能够来到基金行业、来到华夏基金，更幸运的是人生中有这么多好领导，从各个方面塑造我。

首先要感谢董事长，他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公司内部的传承。华夏基金的中高层很多都是内部选拨、自己培养的人才，他们在自己负责的业务上都有很深的专业积累，对公司有更全面的了解，有很深的感情，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更认同，更愿意与公司一起攻坚克难，一起成长。我背后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团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还要感谢汤晓东总，他有多年在华尔街的工作经验，具有全球视野，而且十分擅长中西融合。他给华夏基金打开了新的世界，做了很多前瞻性的布局：比如对量化的重视、2017年跟微软亚洲研究院在AI方面的合作、引进海外全天候策略、跟罗素在FOF领域的合作等等，这都给公司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券商中国记者：当上总经理后，你对“老十家”的华夏基金定位是什么样的？

李一梅：其实我不喜欢有人说华夏基金是老牌基金公司，我们并不老，我们依旧充满朝气和拼搏的干劲。2019年司庆，我们拍了一个MV，主题是朴树的《FOREVER YOUNG》，里面有句歌词是“JUST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眼带刀，不肯求饶”，我觉得这才是公司员工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追求卓越早已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我们要让华夏人的精神传承下去，要在一代一代华夏人拼搏的基础上，继往开来。

券商中国记者：你担任总经理后，公司投研方面主要面临哪些挑战，你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李一梅：那几年我们投研团队确实压力比较大。我跟公司投研总监阳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怎么重塑投研团队的竞争力，让主动投研能力成为公司立身之本。阳琨总很有信心地告诉我，华夏基金的人才培养路径很扎实但也很长，虽然现在还没有见成效，但再过两年就会开花结果。正如他所言，从2020年下半年，我们人才梯队逐渐补上，中生代基金经理明显崛起，成长类投资做得可圈可点。

董事长也在大方向上给了我们很多指导，他一直要求我们在投资和业务开展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时代变局并努力适应时代发展。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形成了体系化的业务脉络，并努力将体系化的工作与持续产生稳定业绩联系。他说你要思考华夏基金到底要去哪儿，不能今年去唐古拉山，明年去珠穆朗玛峰。我们深入研究思考的结论是，华夏基金是资产管理公司，要以资产为核心，应该定位为多资产的全能平台，我们要发现、定义、创设并管理资产，桥水每年会研究400-500个不同的资产类别，最后投资40-50个资产类别。跟海外机构比，我们的资产类别较少，细分度较低，在这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券商中国记者：ETF一度成为你们突破的方向？

李一梅：2018年底市场大跌，ETF开始成为机构客户配置的方向。当时我曾在一个论坛上讲指数投资，我非常感慨地说，我从台下走到台上，只需要一分钟，但华夏基金指数投资，特别是ETF从诞生到作为一种有效的投资工具被大家认可，用了14年。我们在2004年发行上证50ETF，其后除了几个阶段性的热潮，ETF一直不为人关注。我们就像在一条漫长的甬道里往前走，一开始只有若隐若现的微光，只有我们孤勇前行，但是现在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进来，大家离洞口和耀眼的光也越来越近。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具体怎么做ETF？

李一梅：我不认同指数投资是完全被动的，指数投资其实更考验主动投资能力。我们的主动投研并不只服务于投资，也服务于资产创设的全过程，在发现和定义资产之后，什么时间创设，用主动还是指数化的管理模式来表达，都是由主动投研决定。我们开发产品是频谱的概念，中间这一轴，是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细分领域 ，上面是主动管理 ，下面是指数化管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们会坚定地在创设颗粒度越来越小的资产类别，就像乐高，可以用一小块一小块拼出各种形状，有了这个颗粒度，我们才能真正服务于财富管理。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发行了芯片ETF、新能源车ETF、5GETF等系列产品，那段时间市场对ETF的关注度、参与度骤然提升。

李一梅：之前就有其他公司的人问我，如果发ETF发什么好？其实我很难回答如果只发一只ETF的话应该发什么，资产创设不是一只产品的概念，而是一个谱系的概念。2021年，仅ETF加联接我们就发行了40多只产品。怎么选指数，用什么样的指数能更好地投资某个主题或行业，都有主动投研的判断，我们一直坚信谁有不断优化、定义指数的能力，谁才会做得最好。

券商中国记者：你接任总经理后，公司也积极发力养老业务，请你介绍一下。

李一梅：2018年华夏基金跟富达国际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9月推出了首只养老目标基金——华夏养老2040。当时，大家都在等银行调试系统。我觉得养老产品的初衷是越早投资越好，于是决定靠直销和员工自购，提前成立产品。由于是创新型的基金品种，当时很多公司员工对养老目标基金也不太了解，我就利用午餐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五次路演。最后华夏养老2040顺利完成募集，成为市场上首只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至今，这只基金业绩表现也比较优秀，这次投资也成为很多人近几年收益很好的一笔投资。可能因为大家都参与养老投资，无形中促成养老业务成为华夏基金特别重要的战略，也获得公司一致认同。

券商中国记者：据说你对推广养老第三支柱特别执着？

李一梅：我常说华夏基金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在为个人养老金业务做准备。这些年我们也一直期待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实施，如今“梦想照进现实”，真的让人很激动。我经常给周围的人推荐德鲁克的《养老金的革命》，这本书给了我巨大的启发，他提出，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参与经济活动的分配，他们的养老金也应该以资本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的分配。这方面中国才刚刚开始，美国用20多年推动建成了IRA（个人退休账户）制度，我们的养老事业也前景可期。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华夏基金的人才战略？

李一梅：某种角度上讲，华夏基金可以说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人才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公司要给全体员工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职业发展平台。比如研究员进公司后，会有全链条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包括两年青藤计划、两年磐石计划，然后走上行业专家、行业基金经理、风格基金经理的道路，如果表现特别出色，可以进一步走上全市场基金经理的道路。

另外，每一年我们都会拿出公司的自有资金做种子基金，投资在新生代基金经理管理的策略里，我们的新策略都是公司做发起式基金、发起式专户，这也是一个内部筛选的过程，对新生代基金经理，既是磨炼也是激励。

券商中国记者：公募基金行业人才竞争激烈，是否担心人才流失？

李一梅：我们对人才持开放的态度，一家成功的公司，要做到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又都不重要，包括我在内。如果能够建成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也乐于给行业输送人才，如果华夏基金的同事在其它平台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也祝福他们。华夏基金也常被称为行业的黄埔军校，很多基金公司都有华夏基金人的身影，我们觉得挺好的。同时，我们也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加入，补充了新鲜血液。

券商中国记者：人才激励方面，你们怎么做？

李一梅：华夏基金的激励更注重平衡和长期主义，削峰填谷，不能让波峰上得太快，在波谷时也会考虑大家创造的价值。从范总开始，我们一直在这么做。董事长来后更进一步推进完善了激励机制，强调员工自购，与投资者共担风险和收益。我们中高层和投研团队的长期激励都是投资在公司的基金里，基金经理也全部跟投了自己管理的产品。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布局金融科技？

李一梅：金融科技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2018年我们请IBM做了公司的数据和IT治理咨询，让全公司对提升公司金融科技能力达成了共识。2019年初，我们引进美国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创办数据中心，同时引进富达的专家，创办智能投研中心，把原来的信息技术部改成金融科技部，成立了数字营销中心。

在金融科技助力投研方面，我们比较早就开始了探索。2016年阿尔法狗面世后，汤总迅速把握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的契机，之后我们一直坚持跟微软的科学家一起，投入很大精力，做了很多试验，发现人工智能在指数增强领域的学习效果特别好。2020年我们发行了中证500增强产品，这两年的业绩特别好。用阳琨的话来讲，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人工智能和人脑智能谁会取胜，但一定要争取站在胜利的一方。

券商中国记者：你对华夏基金有什么愿景和规划？

李一梅：2018年我们规模接近一万亿时，我就提出，公司的长远目标应该是一万亿美元。当然，这需要几个条件：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华夏基金的投资文化。

李一梅：电影《一代宗师》里有一句话：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对华夏基金投研人员的要求,希望每一个投研的同事都能够像一代宗师一样，有“见自己”、“见天地”和“见众生”的过程，特别是到基金经理这个阶段，要建立自己的理念、理论还有理想。

“见自己”就是能够树立自己的投资理念。公司这几年一直在积极建设灵犀系统，也是希望不断通过系统的开发、通过赋能的发展来帮助每一个投研人员更好的看见自己，更好的看到自己的理念和所践行的投资实践是不是统一的。

其次，是“见天地”，就是要感知周围环境和世界的变化，还要持续迭代，与时俱进。最近几年我们时常感慨，这个世界真的是风云变幻，可能过去三四十年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原有的认知将会被挑战。“见天地”的过程，对于投研这样要跟预期打交道、跟未来打交道、跟定价打交道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永远心怀敬畏，不要用已知的、确定性的认知认为我们看穿了一切，而要能够积极的调整自己的认识。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升自己。

最后，是“见众生”，要看见持有人，希望投研人员把“见众生”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联系起来看，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公募两个字代表着普惠，普惠的背后是千家万户的生活，公募行业是一个能提高社会福祉的行业，我们做得好，全社会的福祉、全民的幸福感、获得感都能够得到提升。

2022年6月30日华夏基金服务的个人客户数超过2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几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支持和环境变化，我们很多投研人员助力销售团队做了很多客户路演，也做了很多直播，我认为这种方式也帮助他们看到了他们每天管理的资产数字背后的投资者。在我们的定投团系列活动中，很多基金经理也担起了团长，定投自己管理的基金，并定期以直播、文字等形式跟投资者见面、沟通，跟客户站在一起，用行动汇聚成对投资人的陪伴。

券商中国记者：除了这些，你们还有什么方法“看见”持有人？

李一梅：我们每年都会评优秀基金经理，主要标准是在行业排前5%，去年市场波动非常大，很多基金经理相对排名很好，却没能获得正收益。阳琨总提出，即使排名非常靠前，没有正收益，也不能说是优秀。可见，重视客户获得感的价值观和文化在华夏基金根深蒂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为投资者的信任奉献回报。

2021年是我们开展企业年金业务十五周年，我们管理时间最长的是淮南矿业的年金组合，我们到企业回访，跟他们退休的老员工聊，看到因为我们的管理，提升了他们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我们发自内心特别高兴，特别光荣。虽然在公募市场上，管理年金的基金经理往往默默无闻，但我们很多基金经理却把能够管理年金组合当成一种荣誉、一种使命，因为这背后有沉甸甸的托付和信任，涉及千家万户的生活。

李一梅：回过头看，基金行业的发展，都是脉冲式的，牛市与爆款基金对基金的普及教育和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爆款基金往往波动较大，可能阶段性出现较大回撤，我们基金公司也在反思，要努力建立长期定位准确、能够长期获得绝对回报的产品线。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看“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一行业现象？

李一梅：我觉得“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种提法不太好，似乎基民必然不赚钱，投资者真的没有赚到钱吗？并不是。统计数据显示，25年来公募基金服务超7亿投资者，总盈利累计4.36万亿元，累计分红4.08万亿元。其中华夏基金服务超2亿投资者，我们的公募基金累计盈利2380亿元，累计分红超2000亿元。基民并不是没有赚到钱，只是投资收益不等于基金净值收益，很多投资者高买低卖，没有完整地分享到基金长期净值增长的收益。

客观来看，基民投资基金的收益，是由市场的贝塔、基金经理的超额收益、基民行为共同决定的。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资本市场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背景下，基金公司可以在波动中不断帮助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在此前提下，权益基金值得长期持有。

券商中国记者：投顾服务是否有助客户理性决策？

李一梅：我们投顾团队的目标，就是通过做好“顾”，也就是陪伴 ，来解决基民在投资基金过程中情绪上的波动。2011年我去过加拿大一家有90多年历史的投顾公司，他们送给我一本书《顾问的力量》，其中统计有顾问与没顾问的人的同期投资收益，最后财富相差一倍。

书中的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财富顾问不是要为你选中当年最热门的产品，而是要帮你实现当年的财富计划和目标。我们要帮助客户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财富计划并设定目标，目标和预期决定了客户是否有获得感。

券商中国记者：华夏基金早期曾设立过财富中心。

李一梅：华夏基金在2004年就设立了财富中心，是最早基金投顾的雏形，范总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要时刻陪在客户身边。2016年我们成立华夏财富子公司。我时常告诉子公司的负责人，公司不在乎你们整体挣不挣钱，客户每年的平均收益率才是你们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如果客户每年的平均收益能做到年化7%，就太好了。

券商中国记者：你觉得投资者教育很重要？

李一梅：一代一代的投资者在不断进化，我们要针对年轻人，做持续的理财互动，比如在高校开设人生理财的第一堂课，希望大学生在迈进社会前，先学习了解财富规划的重要性，提早把管理财富的念头植入到他们的大脑。

券商中国记者：基金行业竞争激烈，你会不会压力很大？

李一梅：大家都在拼命奔跑，都是令人钦佩的对手，我们也在努力向同行学习。我们现在是竞合关系，不是存量竞争，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升全民的财富管理意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拓展行业新的发展空间。很多公司老总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非常感激，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心生信念的行业。

券商中国记者：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李一梅：每次不开心，我就会想起蔡志忠漫画里的一句话：”什么是苦，被动去做就是苦，什么是乐，主动去做就是乐。”信任最怕的是被辜负，因此千万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尽量超预期，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到，华夏基金还没回到最好的时候，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希望同事们看到华夏基金对他们的预期，行业里客户对我们的预期，争取超越预期。

券商中国记者：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李一梅：我每周会去健走。不过，生活和工作没法完全分开，工作中很多事情会映射到生活中，有时候一边走也在一边想工作。

我天性比较乐观，遇到飞机晚点，有的人可能会很焦虑，我可能会去唱会歌，或者吃碗拉面。有一次，天气预报北京要下大雨，我知道肯定会晚点，就带了一本字贴，吃完饭，擦擦桌子，就开始写毛笔字。这方面我没有任何训练，只能算是用毛笔写字，但一笔一捺都会很欢喜。去年5月，我们闭环办公了三周，我带着同事们在公司打地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临摹了一个长卷。

券商中国记者：你较少时间陪伴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成长？

李一梅：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模式，每一个模式都可能有很好的结果。我和孩子的相处模式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充分沟通交流，我出差的时候他做好他的事，就挺好。我认为其实不必过于强调父母一定要每时每刻都陪伴着孩子。我小时候父母非常忙，没怎么陪伴我，但是我也很顺利地长大。其实孩子也不一定喜欢大人总在身边，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也需要自己的空间，不喜欢一直有大人在旁边唠叨，适当地放手给予空间，他们可能反而会给你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