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作家认为海洋环绕的“人居世界”可分为三部分，将之命名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古罗马人继承了此划分方式并把利比亚改称阿非利加。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吸收并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的“陆地三分说”和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划分世界的犹太典故，欧亚非三大洲的洲际话语由此牢固确立。从本质上看，“陆地三分说”是欧洲中心主义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它把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的对立以及等级观念，投射到世界不同区域及其民族身上，构成所谓“欧洲优越论”的逻辑起点。
在陆地表面区域划分问题上，洲是沿用至今最重要的地理单位之一，它作为不可置疑的“地理常识”几乎被人们广泛接受。从源头上看，所谓“欧洲”、“亚洲”、“非洲”概念及其划分，来自古希腊罗马人把已知世界分为三部分的观念，即“陆地三分说”。在希腊化时代，它被犹太思想家拿来与挪亚三个儿子划分世界的圣经典故对应，而后经基督教吸收融合，到中世纪前期被确立为主导欧洲的世界认知范式。近代以来，以欧亚非为代表的洲际话语，被欧洲以外的地区广泛接受，成为各自区域的身份认同，也是地缘政治和文明范围的奠基性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陆地三分说”既是一种地理分类和空间区分，有助于界定和识别世界不同区域，也是一种文化想象与认同构建，蕴含着自我与“他者”、空间与等级、话语与权力等政治内涵。虽然人们广泛使用欧亚非洲际话语，但学界对该话语的产生、接受史以及思想内涵研究不够。本文拟从古典作家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入手，考察公元前6世纪至15世纪末欧洲关于“陆地三分说”的历史演变，揭示背后蕴含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世界认知。
早期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探索自身居住大地的形状、构造及划分，逐渐发展出被称为“地理学”的学问。在希腊语中，“人居世界”是关于人类所居住世界形状和范围的概念，源自希腊语动词“居住”。尽管《荷马史诗》没有提及，但该书为后来古典作家探讨“人居世界”的形状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世纪早期，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地圆说”，即“人居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球面。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取得重要突破，这得益于以米利都为中心的爱奥尼亚学派的贡献。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等认为不存在单一世界大陆，“人居世界”被水道分为若干部分，这些部分被称为“洲”，意为被宽阔水道分隔的大片陆地。把“人居世界”划分为几部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来自古希腊人的航海经验。但古希腊人在“人居世界”的划分问题上还存在以下几大分歧。其一，陆地究竟应该分为两部分还是三部分。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利比亚应该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还是单独的一部分。其二，几大洲的边界问题。几乎所有古典作家都认为，水道是洲际之间的分界线，但具体在哪里并不确定，仅有地中海作为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边界没有争议。其三，几大洲各自的面积和长度问题。古典作家对几大洲的面积作了估计，据说绘制首张世界地图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的面积差不多，而赫卡泰乌斯主张“人居世界”两大部分的欧罗巴和亚细亚面积一样大。尽管古典作家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存在上述分歧，但也有基本共识。例如，他们都认为陆地外围环绕着海洋，类似于一个“世界岛”，内部被水道分为若干部分。到希腊化时代，由于与外部接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亚历山大东征后，“人居世界”的范围得到拓展。“人居世界”的地理知识在希腊化时代极大增长，人们把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菲西斯河改为塔奈斯河，这种界定随后被古罗马地理学家继承。起源于古希腊的“陆地三分说”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地中海区域其他文化元素，例如，罗马人把“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称谓从利比亚改为阿非利加，希腊化时代犹太思想家把它与挪亚三个儿子划分世界的犹太典故相对应。中世纪前期，在融合古希腊罗马和犹太人关于世界划分的观念基础上，基督教对欧亚非三大洲进行神学解释，使之成为主宰中世纪欧洲的地理观念。地图史学者大卫·伍德瓦德分析道：“随着古典传统影响的减弱，《圣经》的来源变得更加突出。虽然最初是罗马式的，但世界三分图式的基本结构，应归功于挪亚后裔在大地上居住的传统。闪、含和雅弗的家族在地图上经常被完整列出，他们的名称来自《创世记》中的章节。”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到公元前3世纪，一些犹太人逐渐接纳古希腊的“人居世界”观念。到中世纪前期，欧亚非三大洲与挪亚三个儿子领地之间的对应关系牢固确立起来，这种对应关系还体现在当时的地图绘制上。中世纪基督教发展出一种“世界地图”成为时人理解天地和宇宙的重要方式。T-O地图是中世纪欧洲有关“陆地三分说”的理想化表达，它把世界图像浓缩成直观具体的图形公式，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认知确立基础模型。T-O地图起源于7世纪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其百科全书著作《词源》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基础。在伊西多尔看来，欧亚非三部分分别对应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陆地三分说”观念在中世纪欧洲有了新发展。地中海（欧洲与非洲之间）、顿河（欧洲与亚洲之间）与尼罗河（非洲和亚洲之间），构成三大洲的分界线。再次，就地图方位而言，与古希腊人通常以北方作为上方位不同，中世纪世界地图一般把东方置于地图上端。最后，世界的中心不再是爱琴海地区，而是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现存的绝大多数中世纪地图不是为旅行设计的，而是体现了基督徒对世界的理解，地图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点、线和坐标，描绘了基督徒的希望与恐惧，代表着“救赎的地理”。尽管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不太关注地理的准确性，更多强调历史和宗教信息的传递，但其中清楚地强调欧亚非三大洲及其区分，并与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对应起来，体现在中世纪欧洲众多的历史、宗教、地理、文学等文献中，表明“三大洲”观念在当时已成为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地理知识。
到15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欧洲航海家在欧亚非三大洲之外“发现”了新大陆，传统的“陆地三分说”逐渐被修正。虽然在世界地理中增加了美洲和澳洲等其他大洲，但欧亚非的基本框架和地理范围维持下来，成为现代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基石。这种夹杂了想象和偏见的地理知识，借助欧洲的军事扩张和文化霸权，渗透到人们的区域身份和世界认知中，参与塑造欧洲和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从而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陆地三分说”把已知世界人为划分为欧亚非三部分，代表了以欧洲为中心认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其实质是为了区分自我（欧洲）与“他者”（非欧洲）。在自我和“他者”的世界二分法下，欧洲自视为文明和先进的一方，非欧洲则是野蛮和落后的另一方。“西方”和“东方”是欧洲人认知和划分世界的另一组概念，它与洲际划分相结合，形成欧洲即“西方”、非欧洲即“东方”的刻板印象。源自闪语的“东方”一词起初并无负面意义，但在洲际划分基础上，欧洲人把自我等同于西方，将“东方”视为“他者”，对“东方”予以负面解读。在欧洲的异域想象中，“东方”通常被描绘为野蛮人和异教徒的聚居地，这种带有偏见的“东方”形象长期存在于欧洲人的观念和话语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对外部世界的傲慢态度。欧洲以洲际想象为中心的世界认知与古希腊的野蛮人观念密切相关。古希腊人把世界人群分为两大类别：希腊人和野蛮人。从欧洲的角度看，亚洲作为想象的对立面，并非由于它具有明确的特性，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用于衬托欧洲的“优越性”。作为一种洲际身份认同，欧洲人的自我认识是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在历史上，所谓“欧洲”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理空间，起初它的范围仅限于爱琴海西岸地区，而后逐步向西向北扩展，罗马军事扩张和基督教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欧洲的洲际身份塑造需要来自外部“他者”的刺激。古典作家习惯把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抽象化为“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希罗多德在总结希腊人和波斯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宿怨时写道，“波斯人声称亚细亚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欧罗巴和希腊民族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随着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认为自己面临着强大且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即伊斯兰教不断向西扩张。到14、15世纪，来自东方的“威胁”进一步刺激欧洲人的洲际身份认同。奥斯曼人的西侵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特别是1453年存在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人灭亡，引起欧洲社会极大恐慌。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拜占庭帝国灭亡导致“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亚洲”之间形成明确区分。基督教欧洲通常把穆斯林描绘为邪恶、恐怖的“他者”，通过贬低对手以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穆斯林成了理想基督徒自我认知的反面形象，这种理想认知把欧洲人描绘成英勇、高尚、信奉真神和纯正信仰的人。通过贬低对手，西方基督徒提升了自我形象，并在面对力量更强大、文化更成熟的敌人时试图建立自信。”“陆地三分说”既是欧洲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也代表一种权力秩序。欧洲人根据“文明”程度的差异，把已知世界的不同区域划分为若干等级，欧洲位于该等级体系的顶端，亚洲和非洲的重要性依次降低，从而形成“洲际等级体系”。夹杂着文化想象和误读的希腊中心主义，把文明程度与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成为“证明”希腊人“优越性”的手段。古罗马人沿袭自我中心主义，把罗马城视为世界的中心，通过修筑密集的道路网络通向罗马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并赋予居住在帝国边陲的民族以蛮族身份。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前身，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直接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衍生出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世界二分法，成为其文化自信和心理优越感的源头。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亚洲渊源，亚洲的重要性在古代晚期一度有所上升，例如奥古斯丁、伊西多尔等都强调亚洲的重要地位，亚洲取代欧洲在T-O地图中占据上半部分的关键位置等。但这种情况由于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崛起逐渐发生了改变，到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势力基本退回到欧洲范围内，欧洲逐渐与“基督教世界”的范畴重合。可以说，蕴含等级观念的洲际划分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权力秩序，欧洲自视为世界的中心，认为这种中心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基于此，洲际划分是一种使欧洲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方式，强调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区分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不同，更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具体来说，洲际划分在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建构了所谓的“欧洲优越论”叙事。一方面，从各大洲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出发，强调欧洲与非欧洲在气候、风俗、人种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为论断所谓欧洲“优越”而非欧洲“低劣”。另一方面，不尊重各地政治文化的差异性，认为欧洲是文明程度最高和治理最好的地方，虚构出欧洲“自由”而非欧洲“专制”的神话。从本质上看，“陆地三分说”作为欧洲中心主义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并非客观公正的划分，它把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等级观念，投射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及其民族身上，构成所谓“欧洲优越论”的逻辑起点。洲际划分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看似合理的表面背后暗含着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优劣对比，从而为“欧洲优越论”制造“合法性”基础，确立欧洲对非欧洲的文化自信和心理优势，作为攻击和否定非欧洲地区的依据。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是一个椭圆形球体，从海陆分布和地质构造看，传统上被称为“旧大陆”的欧亚非大陆是一个连续的地理整体，俗称“世界岛”，欧洲只是这块大陆向西北方向伸出的半岛状陆地，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曾把欧洲称作“亚洲大陆的小岬角”。古希腊人在地理知识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已知世界进行划分，不仅把每个大洲内部想象为同质，夸大各大洲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分突出欧洲的“优越性”，贬低非欧洲的地位。实际上，前现代时期的非欧洲人也有自己的世界划分办法，他们基本从未使用“亚细亚”或“阿非利加”的概念，更不接受所谓的野蛮人观念。然而，到了近代，在欧洲的强势扩张和话语霸权下，非欧洲地区的世界认知沦为边缘性话语而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由于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非欧洲地区经历了“自我东方化”过程，尽管他们不熟悉也不愿接受强加给自己的洲际身份界定，实际是外来的身份认同，这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鉴于洲际话语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历来有不少学者试图加以突破。例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主张以文明为单位重新划分世界，他归纳了历史上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构成所谓“文明区域”概念：埃及、苏美尔、中国、印度、犹太、西方、拜占庭、伊斯兰、俄罗斯等，这是对传统洲际概念的突破。但是，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区域过于零碎和庞杂而不便使用。1997年，地理学家马丁·路易斯和历史学者卡伦·魏根发表《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强调“洲”的概念是一种元地理学神话，提出重新划分为10个“世界区域”，例如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俄罗斯和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洲际划分办法，但仍在使用带有欧洲色彩的洲际话语和范畴。此外，关于世界区域的重新划分，非欧洲地区并非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也有若干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依附论学者提出“中心—外围”理论，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剖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根源基础上，阐发对世界划分的非欧洲中心论理解，在亚非拉世界产生较大影响。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广为接受的洲际话语体系并非中立的概念，它本身即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是欧洲人两千多年来认知和想象已知世界的“元概念”，更是欧洲霸权在地理领域的重要象征。以欧亚非为代表的洲际话语的使用和推广，反映的是欧洲（及其前身古希腊）对区域划分和世界认知的话语主导权，通过权力与知识的联手，使欧洲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其目的是使欧洲和西方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在欧洲人的话语运作和权力操控下，非欧洲地区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欧洲“制造”的地理框架，被迫戴着“欧洲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审视自己和观察世界。作为被非欧洲地区沿用近五百年的地理话语和身份认同，欧亚非等洲际划分已经渗透到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习惯中，想要撼动绝非易事。很显然，用欧洲制造的洲际话语来破除“欧洲中心论”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寻找一种更为客观中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替代性世界区域划分概念，具有不容忽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是区域研究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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