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才女友》的细节里，隐藏着一场伟大的女性运动

70年代，莱农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有一天，她接触到了卡拉·隆奇的小册子：

后来，莱农还和莉拉谈起过卡拉·隆奇的另一篇轰动性文章《阴蒂女人与阴道女人》（La donna clitoridea e la donna vaginale），却遭到了莉拉的嘲笑。在《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剧中出现的正是卡拉·隆奇的文集《啊呸！黑格尔，阴蒂女人和阴道女人及其他》，这本小册子1974年由“女性抵抗”组织（Rivolta Femminile）集结出版。

1970年春天，三位艺术圈的女性——卡拉·阿卡迪（Carla Accardi）、卡拉·隆奇（Carla Lonzi）和艾尔维拉·巴诺蒂（Elvira Banotti）——共同组建了这个拉开意大利妇女解放运动的团体。同年夏天，她们起草了《女性抵抗宣言》贴在罗马街头。“女人不应该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被定义”——宣言这样开篇道，其中一条说：“我们朝黑格尔吐口水”，最后一句则是：“我们仅与女性交流”。

当莱农和积极参妇女运动的马丽娅罗莎更亲密后，有一次她说：

“女性抵抗”团体激烈地排斥男性参与活动，就像书里和剧里表现的那样，似乎让很多人难以接受。除了社会运动，“女性抵抗”还出版女权主义册子，墨绿色的封皮上总有一个logo，这个logo和意大利女性运动的手势是合一的，你会在许许多多的影像资料里看到这个手势，却几乎没有文字去解释她的涵义——因为或许无需解释，正如你看到的，女人们用高举过头的手围出了一个洞，这是她们的阴道。

以下是小把戏翻译的卡拉·隆奇《啊呸！黑格尔》全文。

女性问题，就是任一女人（被剥夺了她的权力、历史、文化和她自身的角色）与任一男人（即任一男人的权力、历史、文化及其绝对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

女性问题的提出，会使所有男人的作品及思想都受到质疑；此前他们未曾意识到：女人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人类。

18世纪的人们要求平等，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为了她的《女公民权宣言》上了断头台。在权利问题上要求妇女与男子平等，和主张男人之间的平等，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的出现倒很及时。如今，我们意识到我们自身正成为一个问题。

对妇女的压迫并非始于历史的某一时刻，而是埋藏在人类起源的幽暗之中。对妇女的压迫并不会通过废除男人而被克服。平等也不会将其消除；压迫会随平等继续。革命亦不会消除它；压迫将随革命继续。替代性方案的概念只是男性权力的堡垒，那里没有女人的容身之所。

今日可得的平等并非是哲学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但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当真期盼，在这种条件下被纳入一个由他人制定的世界吗？我们真会因为参与了这场男性大挫败而欣喜吗？

女性所谓的平等往往指的是，她有权享有社会权力的执行权，一旦这种平等被接受，那么女人就具有和男人同等的能力。但这些年里，在贬低男权世界的全球性运动中，女性的真实经验引出了一种新的意识。我们已经看到，权力需要的并不是能力，它仅仅需要某种具体有效的异化形式。作为一个女人存在，并不意味着要加入男性权力之中，恰恰是要质疑这种权力的概念。为了免受对女性的这种攻击，我们如今才被应允囊括进这种平等的形式中。

平等是一种裁量原则。为了全人类的共性，正义应凭平等来伸张。差异是一种存在原则。它关注的是人类存在的样态，人自身的诸种经验、目标以及可能性之特性，还有人对存在于一个既定处境之中的感知，在这样的处境中，人想要为着自身而去创造。女人与男人间的差异，是人最基本的差异。

一名黑人男性或可同等于一名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或可同等于白人女性。

女人的差异就是她在历史上千年来的缺席。让我们从这种差异中吸取教训吧；因为一旦我们被社会囊括进去，天知道还要历经多少个世纪，我们才能挣脱这新枷锁？颠覆父权制秩序的任务不可能交由别人。被殖民的人被赋予了名为平等的合法权利，这亦是在教化（culture）中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平等，是拥有霸权的人持续控制无权者的准则。

平等的世界是合法化压迫的、单向度的世界。在差异的世界中，恐怖主义缴械了，压迫屈服于生命的变幻多样。两性之间的平等只不过是掩盖女人“次等”的面具。

这就是差异性存在者的立场，她们想彻底改变囚禁她们的文化。

我们不仅认识到被压迫的事实，也意识到囚禁我们这件事对世界造成的异化。对女人而言，再也没有一丁点理由接受男人的客体化了。

在这个新的意识阶段，女人既拒绝平等也拒绝差异，这是男性权力强加给她的两难困境。她坚持，任何人或群体都不该定义其他人或群体，或被他们所定义。

针对女性的压迫是几千年来的结果；与其说资本主义导致了这种压迫，不如说是继承了它。私有财产的发展，在男人对女人掌权的需求中，表现出两性之间的失衡，在这个过程中男人间的权力关系被界定了。迄今为止，在纯经济的基础上解释我们的命运，是借助一种机制实现的，而这种机制的主要原因至今仍被忽视。我们知道，人类的诸种本能，通常是基于他们在与另一性别的关系中或有或无的满足感来定向的。历史唯物主义忽略了向着私有财产过渡背后的情感因素。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财产的原型，即人类最早构想的对象：性对象。通过弃置男人无意识中的那个最初的猎物，女人可以修通这种病态占有欲的根源。

女性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与她们的痛苦、需求、愿望之间的政治性关联。但她们不相信女人是一种次一等的、或是革命的产物。她们质疑这种想法，即女性的事业必须从属于阶级问题。她们不能接受阶级斗争高于女性问题的设定。

将女性问题归入主奴斗争的阶级概念是一种历史性错误。事实上，这种概念源于一种否定人类本质性歧视的文化——即男人对女人的绝对特权；这种概念只为男人创造了一个新视角，因为它只从男人的角度提出问题。

从属于阶级视角，对女人来说意味着要接受一套奴隶制术语，但这一奴隶制和她所经受的完全不同；她要接受的这套术语也正是她们不被承认的力证。作为一个女人，她在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受到压迫：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一个性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片空白并不是偶然的，这片空白也不会以“通过扩充阶级概念，将妇女作为一个新阶级为其腾出空间”的方式被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忽略了妇女以家庭内部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劳动力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这件事？还忽略了家庭对妇女的剥削正是资本积累的运转基石？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忽视了既是被压迫者又是未来运载者的女人。马克思革命理论是在父权制文化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看看黑格尔笔下的男女关系，这位哲学家将奴隶视为历史的驱动环节。他在“女性的—神的规律”和“男性的—人的规律”的辩证法中，最巧妙地将父权控制合理化。前者主掌家庭，后者主掌共同体。“共同体只有通过破坏家庭幸福，并将自我意识消解在普遍意识中才能获得持存，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招致了一个内在的敌人，亦即女性，后者一方面遭受共同体的压迫，另一方面对共同体来说又是事关本质的。”[见《精神现象学》第三部分BB第六章b，译文引自先刚译本] 女人从未超越主体性的阶段。她在自己的血缘和婚姻关系中认出了自己，因此仍处在直接性的普遍性之中。对于离开家庭伦理或实现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力量来说，她缺乏必要的前提，而男人正是通过这种力量成为公民的。她的状况是她受压迫的结果，被黑格尔反过来当作原因。两性之间的差异被用来形成它们之间对立统一的自然形而上学基础。在女性规律中，黑格尔指出了一种先验的被动性，在这种被动性中男性主导的证据消失了。父权制的权威迫使女人服从，唯一被承认属于她们的价值是她们能够接受这个作为自己的本质。

根据整个西方思想的传统，黑格尔认为女人在本质上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环节，这个环节被赋予尽可能多的共振，但没有男人会选择在这个环节出生。

但女性，她是“共同体永恒的反讽”，她嘲笑那些对享乐漠不关心、只操心普遍性的衰老思想家。于是她转向青年，找到了可以分享这种嘲笑的同谋。女人从阴曹地府上升至光天化日的实存，超越了女人所要道成肉身的“神的规律”、超越了她持家之神的责任，超越了她在希腊悲剧中优雅的姿势，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态度——这若不构成她的弱点，便会显得是威胁而非怪异：她对成熟男人的反应和对青年的偏爱。但由于黑格尔认同父权制文化的价值观，他把这种态度当作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女人对青年的推崇，也就是对“阳刚之气”的评价，被黑格尔解释为对共同体的鼓动，这鼓动使得共同体去关注与对外行动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即战争。实际上，我们可以透过她的姿势，洞察到父权制对妇女和青年施加的权力。这权力的真正意图是反对家庭和社会，体现在支配前两者的权力代理人身上。他们凭着嘲讽把压迫者的历史形象与他们希望被解放的形象分离开来。但也正是这个压迫者，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首脑，他能够主掌游戏，并将妇女或青年的任何举动变成自己的优势。青年在女人的鼓励下，确实会成为共同体的勇敢卫士。

不论女人在何处揭示她对“共同体的永恒反讽”，每一次我们都能辨识出女权主义的在场。

在黑格尔那里，有两种立场并存：一是以女性规律来解释女人的命运，另一则是在奴隶身上发现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性规律，而是人类的条件，是福音书中格言“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的历史实现。如果黑格尔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人类起源，本正如他在奴隶那里认识到的，他本该将主奴辩证法也应用于女人。但他如果真的这么做，就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阻碍。因为，虽然革命的方法可以捕捉社会变动的方向，但很明显，女性的解放永远不可能被纳入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女—男关系而言，不存在剔除对方的解决办法；因此，夺取权力这一目标的意义被掏空了。夺取权力的目标，它的意义被掏空，这是反父权制斗争的明显特征，是与主奴辩证并行且连续的一个阶段。

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性的，这则公理反映了一种信念：理性的诡计将永远认同权力。确保这种协同的机制就是辩证法。在一种不受父权制支配的生活方式中，这种三段论式思想结构将失去对人类心灵的控制。精神现象学即父权精神现象学，是一神论在历史中的化身。女人在其中作为一种形象出现，这一形象的重要程度全凭他人制定的假设。

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对黑格尔的两个显眼反驳：拒绝家庭的女人和拒绝战争的男青年。

男青年直觉地发现，父亲执掌儿子生死的传统权利，公然地是为了实现一种愿望，而不是合法化一种实践。随即男青年就将战争视作父亲谋杀他的无意识手段，是父亲针对他的一场阴谋。

千万不要忘记，“家庭与安全”是一句法西斯标语。

当男青年即将在成人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时，他的焦虑实际上掩盖了他与父权制的冲突。这种冲突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其中表达了一种全面的拒绝，没有任何妥协。阳刚之气拒绝成为父权的，它拒绝担当勒索者的角色。但在他缺少历史盟友——女人——的情况下，青年的无政府主义经验只是一厢情愿，听命于组织化群众斗争的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与无产阶级斗争结盟（青年的解放也被委托给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将他的反叛变成建设性的东西。但这样一来，青年又陷入了父权制文化所预见的辩证法中：一种注重夺取权力的文化。青年相信通过与无产阶级的联合，他们就在资本主义中找到了共同的敌人，这等于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无产阶级身上，认为他们是革命时刻的承载者。如果工人因工会的成功或因党派政治的战术考虑而显得过于平和，青年或许会想鞭策他们；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青年心中，无产阶级是可以改变未来的历史力量。打别人的仗，青年就再一次让自己成为附庸，当然，这也是他们一直想要的。另一方面，妇女有两百年的女权主义斗争经验，这方面她们比青年有些优势。她们先是在法国革命，再在俄国革命期间，试图在政治层面把她们的问题与男人的问题结合起来，但她们只是被赋予了一种笼统的社会地位。现在女人宣布，无产阶级在对抗资本主义时是革命的，但在面对父权制时却是修正的。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有一节题为“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其大意为：

历史上，一旦（最广义的）统治阶级青年有能力夺取政权，他们就可能反叛并投靠进步阶级。但在这只不过是用青年去替换同一阶级的老一代权威罢了。在任何阶级中，青年都在代际的基础上从属于他们的长辈。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商品的共同所有权的理想，其必然结果就是作为特殊利益核心的家庭的解体。这一思想路线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延续下去。然而，他们并不像傅立叶所写的那样，坚持认为消除经济因素会使每个女人听命于每个男人、且每个男人听命于每个女人，而是坚持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不受功利算计的关系。恩格斯对一问题的首次表述出现在184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原理》中。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译文引自《共产主义原理》，“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一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将近四年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样解释经济结构家庭之间的关系，并且他坚信随着资本主义婚姻的终结，这种关系将会在更人性的形式中实现：

经济考虑……一旦消失，那么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接触性。……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译文引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节“家庭”。]

在共产主义国家，家庭制度没有受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的影响，相反，家庭制度反而被强化，因为它加强了父权人物的威望和职责。革命斗争实际上曝露出典型的父权和打压性的人格和价值观；这些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社会，起初它就按家长式国家组织起来，然后成为真正的独裁和官僚国家。阶级的概念，由于它排除了妇女作为制定社会主义原则的积极力量，使革命理论变成以父亲为中心的理论。性别恐慌、道德主义、顺从主义占据了社会角色，使它们免于解体，而这种解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珍视为消灭私有财产的自然结果。家庭是父权秩序的基石。它不仅植根于经济利益，而且植根于男性的心理结构；他总是把女人当作支配的对象，当作他通往更高功绩的跳板。马克思本人就如传统的丈夫般生活，热衷于他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工作，他有一些孩子，其中一个是他的女仆所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的，废除家庭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公有化，也不意味是使妇女成为“进步”工具的公式。它意味着人类的一半得到解放，她们将发出自己的声音，将是有史以来头一次，既是挑战资产阶级社会，也挑战任何以男人为主导的社会，从而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经济剥削的斗争。今天，再次开始的妇女解放斗争不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社会结构几乎如中世纪般僵化，革命恢复了父权制神话的专制强力；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那里传统价值观的坍塌只有在妇女的干预下才能实现。这个过程涉及父权制观念的瓦解，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形式的毁灭，也标志着一种男性文明的毁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主奴辩证法（本身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基本冲突）的框架内发展，通过在社会阶级方面的阐述，赋予这种辩证法以具体形式。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不一定要伴随社会角色的转变。它维持并巩固了家庭，而家庭内部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是一种与价值观的任何真正变化都不相容人类结构。共产主义革命基于男性主导的文化和政治，伴随着对女权主义及其工具的压制。现在，它将不得不面对妇女对男性价值观的反抗，即妇女想要把反抗延伸到父权制阶级斗争之外。

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高潮中，即使面对这种情况，女权主义也以象征着彻底决裂的见地和方法。但恰恰是在这种革命环境中，共产主义女人遭到男同志们的强行提醒：你们要关注“真”问题，偏离方针是危险的。这引起的挫折感往往以自我牺牲而告终。

列宁曾对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说：

克拉拉，你的罪状还不止这些。我听说性和婚姻问题是女同志在晚间阅读和讨论时所谈论的主要问题。它成了人们关心的、政治训练和教育的主要问题。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简直疑心我听错了。……我听说性的问题也是你们青年团体所喜欢研究的东西。认为还缺少足够的演讲员去讲述这个问题。这种错误的想法在青年运动中是特别有害、特别危险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助长他们有些人在性生活上过分兴奋和过分热中，造成青年人健康和体力的亏损。你也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妇女运动跟青年运动有不少接触的地方。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女同志必须同青年们有系统地实行合作。这是母爱从个人范围到社会范围的继续、扩大和发扬。...... 性和婚姻的形式，在其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和婚姻方面的革命临近了。妇女和青年心中会充满着由之产生的这些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容易理解的。...... 有许多青年人认为自己的态度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而且他们确实相信是那样的。这并没有使我们老年人感到佩服。虽然我只是一个阴郁的‘禁欲主义者’，青年人的、有时是老年人的所谓‘新的性生活’，据我看来，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妓院的扩充。……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 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那沾有许多人的唇脂的脏杯子里喝水吗？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完全发狂了。[出自蔡特金的《列宁印象记》,译文引自马清槐。克拉拉·蔡特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1891年，她创办了以欧洲妇女运动为目标的《平等报》，后担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而在1915年1月给伊内莎·阿尔曼德（Ines Armand）的信中，列宁写道：“亲爱的朋友：恳切建议您把小册子的提纲写得详细些。……有一个意见现在就应该提出来：建议把第3节‘（妇女）要求恋爱自由’全部删掉。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列宁将“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没有爱情的、低级庸俗的婚姻”与“无产阶级的有爱情的自由同居”进行对比。在与列宁交换信件后，阿尔曼德撤回了她为女工撰写的文稿，没有出版。[伊内莎·阿尔曼德是法裔共产主义政治家，布尔什维克成员，女权主义者、共产主义妇女国际重要领导人，与列宁维持多年情人关系。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要求恋爱自由”与“无产阶级的有爱情的自由同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前者由妇女提出并由青年接受，这是革命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而后者则是党的思想家为教育新人类而制定的压制性价值观。自由恋爱是女权主义对家庭的批评。无产阶级婚姻是男性气质的产物，是对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前提的男性气质化诠释。当一位维也纳的共产主义妇女出版了一本关于性问题的小册子时，列宁愤愤地写到：“多么荒唐呵！这里面正确的道理，工人们早就在倍倍尔的书里读到过。不过倍倍尔写得不像这本小册子那样讨厌、那样无聊[指奥格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这里指其1879年出版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而是有力地、辛辣地、积极地反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小册子引用弗洛伊德的假设，看来似乎是‘有教养的’，甚至是科学的，但实际上是粗劣的卖弄。弗洛伊德的理论目前也是一种时髦的东西。”

按照列宁的说法，一旦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妇女从家庭的非生产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外面从事生产性劳动，她就能得以发展并实现与男人的真正平等。

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再说服我们，妇女和青年能够或说应该在斗争、升华中或运动中，找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办法。成年男人并不会割舍控制他们的特权。

我们从妇女历来对政治的冷漠中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自觉的反应，其中只有男人家长式地要求她，操纵她，把她作为一种打击性力量时，她的问题才会被悲惨地摆到台面上来。

青年正为一场社会和政治变革而奋斗，这将耗尽他们解决男性社会危机的热情。因此，妇女被允许充当男人的角色，这种操纵被认为是对她们长期被排斥的补偿，并被当作女权运动的胜利。

两性冲突、物种存续的非个人的迷思以及妇女被迫自我牺牲的生活，尽管母性的本质被上述这些事物所扭曲，但对我们来说，母性一直是思想和感受的重要来源，是一种独有的开端境况。我们没有责任在奴役中为人类生育。把我们变成奴隶的不是儿子，而是父亲。

因此，在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否定为人类的绊脚石之前，我们应当记住，他们被父亲的权威锁在单一的锁链中。女人和青年之间的联盟就是针对这种权威形成的。

不要问我们对婚姻及其历史性修正——离婚有什么看法。任何旨在保护男人特权的制度都反映了对这种两性关系的看法，因此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将炸毁所有压迫妇女的刑具。

当女人在生命中最充实的时刻，在她与青年的自然交流中，母爱的迷思就会被消解，而这些真实的愉悦、享乐与欢欣，父权制禁忌只能允许她和她的孩子们分享。

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源不是乱伦禁忌，而是父亲为了保护自己而对这一禁忌的利用。

过往生活的一个重要图像在我们眼前形成：一边是男人自豪地登上楼梯；另一边是女人痛苦地走下楼梯。无论她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被允许拥有多少骄傲，都不足以支撑她走到最后。

一旦妇女的事业被提上日程，它就是稳赢的。

文化、意识形态、制度、仪式、法规和习俗都被男性对妇女的迷思所包围。这种背景污染了任何私人处境；正是从这种背景出发，男人不断敛获他的妄想和傲慢。

青年也受到父权制的压迫，但他也是未来压迫者的候选人。青年的任何奋起，本质上都是暧昧的。

操纵青年的反叛形式，是父权制歪曲影响的另一个例子。随着把嬉皮士运动当作宗教运动，政治上坚定的学生使用着一种政治上不足信的标签，继而继续着一种家长制模式。这是他们意识形态确定性的中心，他们声称这只是一段浓墨重彩的插曲，却是社会的一个非辩证时刻。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它的特殊价值。嬉皮士运动代表了对父权制的厌恶，对权力政治和以男性为主的所有政治模式的拒绝。嬉皮士不再分割公共的和私有的，他们的生活混合着男女两性的气质。退出学生政治团体的挫败女孩，或者根据同志们的要求校准她革命行为的挫败女孩，正面临一个困境，因为处事的前提全是由男性制定的。他们正在探索的具体领域，在任何时候都已是他们的行动领域；只要男人既垄断了资产阶级文化，又独占了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那么对问题的全面看法就是一种自吹自擂。嬉皮士，女孩和男孩们，是他们首先开始嘲弄这种等级制度。在被拒绝的攻击性行为和暴力行为的遗迹上，他们看到父辈好战的历史，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不基于男性价值观的共同体。意识形态总是理性地解释和证明了，那些行为和价值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妇女被迫离开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继而放大了男人在其斗争中发展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式的畸变行为。妇女的新兴在场鼓励着青年自愿脱离这一秩序；他们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无论是非暴力的还是破坏性的，表达出这样的信念：有必要从头来过。正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嬉皮士将完全被体制内的人所吸收，但这一事实丝毫不会减少他们突然出现所造成的生产性混乱。

整个社会结构就像射击时的狙击手一样，把猎物推向它会被困住的那一点。婚姻就是它们最终会被俘虏的那个地方。当政府颁布离婚法案，天主教为阻止离婚而斗争时，女人通过谴责两性关系的荒谬规定来证明自己的成熟。男性危机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对程式化的依赖中看出：这是他优越性的神奇担保。

妇女总是受制于经济上的依赖，首先是她们的父亲，然后是她们的丈夫。然而，她们的解放并不在于实现经济独立，而在于摧毁使她们成为奴隶的那个制度本身——即使奴隶制早已被消除。

每一个从全局视角看待人类境况的思想家，都从自己的特定视点出发强调了妇女的基本劣势。弗洛伊德也为妇女的诅咒找到了理论依据：据称，她们想拥有一个阴茎，这被认为是实现完整的一种手段。对这种精神分析教条我们表示难以置信，这种教条认为女人在年幼时期就会因为自己的不同而感到形而上的苦恼，从而认为自己是残缺的。

在每个家庭中，男孩的小阴茎被当作是儿子的儿子，往往是被公开地以赞美的语言谈论的。另一方面，女孩的生殖器则被完全忽视。它们没有被命名，没有像男孩那样被抚摸；它们没有特点，也没有文学。人们利用她身体的隐秘，在沉默中无视其存在。男女关系不是两个性别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性别和另一性别之缺席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玛莎·贝尔奈斯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当你在操持和管理家庭事务方面获得如此愉悦时，我此刻却被解开大脑结构之谜的渴望所诱惑。”[出自《Letters of Sigmund Freud》，Basic Books，“Letter 65” 。]

让我们看看伟人的私生活吧：因为日复一日地亲近一个被冷酷地定义为低等人的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姿势也带着些许病态。

没有任何个人、没有任何天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形成正确的观点：没有人能够躲过人性的失败。

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例外的此时此地；至于未来，我们宁愿它是不可预见的，而不是例外的。

我们最关心的是，女性要保持这种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爆发，这是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使人得以形塑和触摸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源泉将给她们的生命打上独一无二的印记。女孩很容易被以下这种说法欺骗，即她在年轻时被剥夺的精神体验可以在往后得到补偿。“解放了的女人”是一种不育的模型，因为它要她调整人格，而这种人格未能在恰当的时刻体验到自身的飞跃。

回顾过去，我们在女性随意引发的创造性之巅认识我们自身，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通过浪费在顺从和无休止的日常琐事上的知性认识自己的。基于对知性的这一屠杀，观念论不断增殖着女性迷思。

我们不愿看到女人被分为好的和坏的，更好的和更坏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共享着的最深遂内核——这一点既痛苦又珍贵。

妇女解放运动不是国际性的，而是全球的。

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分裂构成了一种法则的基础，根据这一法则，人类的变化总是首先意味着结构的变化。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反映着结构的变化。但这是父权制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反射”的理论早就名誉扫地了。我们选择的行动方式是“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既不是一场跟随或整合结构革命的文化革命，也不是基于验证某一意识形态之各个层面的革命；它根本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妇女仅凭她们自身的存在维度来反击男人的构造：她们没有领袖、思想家或科学家，但她们有能量、洞察、勇气、奉献、程式、感知和疯狂。所有这些痕迹都被抹去了，因为它们本就不打算持久；但我们的力量在于不对事实采用迷思般的看法。行动不是某些特定种姓的人的专务，尽管当行动的目的是实现和巩固权力时，它就变成了那样。男人早就完美地主掌了这种机制；由于这种机制在文化上是合理的，拒绝男性文化就是拒绝把权力的成就作为评估行动的基础。

女人通过母性实现了一个“去文化化”的时刻：她在与孩子的情感共生中，再次贯穿了生命的早期阶段。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就像异域的产物，截然相异于她再一次体验到的生命的主要需求。

母性是她的“旅行”。她的意识自发地转向生命的起源，她质问着自己。

男性思维拥护的那一机制，使战争、领导、英雄主义和代际斗争看上去都十分不可避免。男性潜意识标记着一个关于暴力和恐惧的仓库。这个世界填满了他的死亡之梦，对此女人被要求表现出怜悯；但我们不会继续扮演这个强加给我们的角色了，我们要把男人抛弃在他们孤独的深渊。

当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稳固不变之物的表现出漠不关心，战争在一个民族那里保留了道德健康。就像风在一条干涸之湖中保留了水，使其不会在漫长的平静中淤塞，因为经久的，或是更糟，永久的和平会感染一个民族。因为在人的本性中，凡是消极的或否定的东西都必须被留存，决不允许成为固定的和稳定的。[出自黑格尔1802年的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

最近，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关于战争机制的起源和动机的研究中，赞同妇女对男人的服从是自然法则的观点。他们对于原始人和现代人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分析，完全内在于父权制框架，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被男人统治的女人中，已经呈现出一种准病理性的症候。父亲和母亲被当作筹划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来谈论，这些筹划过程扭曲了现实中对其他特定元素的正常阐述。但是，父亲和母亲并不是两个原初实体，而是两性之间互相推诿的产物，这种推诿在家庭中得到了正式的表达。除非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否则我们就会自欺欺人地试图消除（核威胁）战争的心理因素，通过主张回归私人价值而否定国家主权，或者通过高举将战争作为个人犯罪予以禁止的宪法。这些药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私人价值观即家庭价值观，而家庭本身标志着妇女无条件地屈服于男性权力。正是在家庭中诞生了男人病态的焦虑和防卫，他也正从家庭中将它们转移到代表着家庭的共同体中。简言之，这些药方忽视的是，人类的这种病态无法通过自身的专制手段来诊断或治愈。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工作和斗争是定义人的两种活动，这也构成了人的历史。然而，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工作是女性从事的活动，而男人的具体任务是打仗。当一个男人不能战斗时，当他被俘虏并被迫工作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男子气概，变成了一个女人。男人把战争作为一种外部的考验，以克服内在对自己阳刚之气的焦虑。因此，就其起源而言，战争与男人能否将自己视为性化存在密切相关。然而，男性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这很关键，因为他们的焦虑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它们将所有冲突在非此即彼的粗暴逻辑中简化到无法解决且不可避免的境地。雄性在杀戮中表达自己，雌性在工作和保护生命中表达自己。精神分析就男人何以把战争当作其责任提出了许多理由，但对于这种态度和对妇女的压迫之间的联系，它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导致男人将战争制度化、将战争作为内心冲突的安全阀的原因会让我们相信，这种冲突是人类命运的内在因素，是被给定的人类条件。但是，女人对人类条件的经验并不以同样的需求为标志。当她的儿子被送去宰杀，她悲痛欲绝，她的关注态度虽是被动的，但却将她的角色与男人的区分开来。在对父权制的破坏中（通过妇女对家庭制度的瓦解），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一个对战争问题的解决方案，这远比这一主题的通常研究所提供的任何方案要现实。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转变，每个人都依傍这一根本，而对于它如何改变没有丝毫想法。

我们不再允许人们把我们当作物种的承载者。我们的孩子不属于任何人；既不属于他们的父亲，也不属于他们的国家。我们将把他们交还给他们自己，就像我们把我们还给自己一样。

“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和道德主义是征服妇女的武器；在性恐慌里隐藏着针对她的敌意和蔑视。

对女性的排斥是上帝的牧师们唯一重要的担保，他们属于天父的军队。天主教独身主义者，是人类制度化过程中对妇女蔑视的最戏剧性的表达。几个世纪以来，在议会、争端、法律和暴力中，女人已经被公认为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愤怒的施加对象。

宗教和审美感知力已被主导文化确定为两种潜在地与权力对立的态度。因此，文化将它们吸纳到两个主要的权力框架中：宗教机构和艺术机构。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生活是一种在形而上的领域内践行父权法则的方式，它反对并拒绝世俗的成功；而艺术工作则是通过人反叛意志的任性运作，对专制价值进行驳斥。虽然宗教人士和艺术家把自己的行动自由放在首位，但社会甚至利用他们的声望，把成功的标准应用到他们身上。

我们选择的盟友不是那些拥护我们的事业的人，而是那些在我们的压抑中避免了最严重的过度行为的人。我们亲近艺术家的性格，来自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其意义之间为我们所存在的直接联系，解放了所有其他人对文化价值的保证而产生的忧虑。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的另一封信，信中他回复了卡尔·亚伯拉罕，后者给他寄了一幅表现主义画作：

亲爱的朋友，我已收到了据说是表现你头部的画。真可怕。我知道你是多么优秀，令我更震惊的是，你为了性格中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个缺陷，即你对现代“艺术”的容忍度，竟然要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像这些艺术家那样的人，应该最后才被允许进入分析圈子，因为他们是阿德勒理论中非常不讨喜的例证，只有那些有严重先天性视力缺陷的人才能成为画家和制图师。请允许我忘记这幅肖像，同时祝愿你和你的家人在1923年一切顺利和愉快。[出自《Letters of Sigmund Freud》，Basic Books，“Letter 198” 。]

女人与男性世界没有辩证关系。她表达的要求并不构成对立面，而是完全转移到另一层面。这是我们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女权运动中充满了政治干扰分子和同情者。我们警告男性观察者不要把我们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同意与否与我们无关。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干涉，这将是更明智和更有尊严的做法。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那些蛊惑性的建议，它怂恿人们反对其自身性别的代表。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感受到十足的愤慨，也有足够的理解和决心为自己找到更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完全地拥有自己，因为每当一个缺口打开的时候，总有人企图占据这个空间并侵占我们。

对一个女孩来说，大学不是她用文化实现解放的地方，那是在家庭的精心准备之下，实现对其压抑的地方。接受教育是她缓慢中毒的过程，会在她即将摆出更负责任姿势之际，在她将享受扩大关于其自身之概念的经验之际，令她瘫痪。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在任何事件中，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寻找其中与压迫妇女的关联。一种文化如果继续无视这种压迫，那么它的每一个方面都会被我们诋毁。看来，尽管有纳粹和斯大林的暴行，尽管有帝国主义当前的野蛮行径，但人们仍旧认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可以从这些可怕事件中赎回自己。这些现象得考虑，即使考虑到为定义这些现象人们已经花费了诸多努力。男人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习惯于在外部世界、在他必须与之斗争的敌对结构中寻找他焦虑的原因，而现在，“人类问题”这一概念内在于男人，处于一种心理结构的僵化中，这一心理结构不再能保持其破坏性冲动，“人类问题”的概念已经抵临意识的门槛。一种不可逆的危机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树立起来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举起传统的红旗。任何建立在旧文化基础上的自我批评都会重现旧有的自负和不负责任。男人必须打破这种传统，中断他们作为主角的历史角色。这就是我们渴望的变化。

从女权运动开始至今，我们一直在见证父权剥削者的终结，我们不打算再见证下去了。现在，我们在一种新的处境中生活着、行动着：即女性的主题、希望和斗争的新高潮的开端，而这些主题和斗争曾长期被搁置。

女人是完整的个体。必须被改变的不是她存在的方式，而是她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必须改变别人和我们自己对我们在这世上地位的看法。

我们将操练所有主体性的姿势，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我们周围的空间。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一点。认同是一种强迫性的男性品质。它掳夺了实存的生命力，使之服从于一种理性的要求，这种理性将渐渐控制我们关于成功或失败的感觉。

男人完全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文化。现实把他打击得疲惫不堪；他的太空飞行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女人坚持认为，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生活仍必须开始。我们仍可以在男人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地方看到事物。

男性心灵步入了最后的危机，这时，一种危及人类生存的机制开动了。女人则在家长制结构和男性文化中，通过意识到这种疯狂危险的动力而走向成熟。

几千年来，男人一直在拿生命做赌注，今天他们仍在拿人的幸存做赌注。妇女之所以仍是奴隶，因为她们拒绝下注；为此，她们被弄得低人一等、没有能力、没有潜能。女人把幸存称为一种价值。

男人一直在寻找的生命意义是超越生命的、甚至反对生命的。另一方面，对女性来说，她们的生命和她们对生命意义的感觉是交叠的。为了男人的焦虑，我们不得不等待了数千年，以免因对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使得我们被打上低人一等的标记。女人是内在的，男人是超越的：经由这种对比，哲学理想化了命运的等级制度。在男人超越性的范畴内，不可怀疑他行动的品质；在女人内在性的范畴内，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任务，男人忽略她就是正确的。相应地，男人对女人施暴，但这是出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对立。所以女人必须单纯地承受她自身的超越性。哲学家们说得太多了；究竟凭什么他们承认男人的超越姿势而否定女人的？他们通过行动的效力来承认超越，虽然他们认为超越起源于行动，但如果行动没有使权力增加，那样的超越即被他们否定。但以行动的效力来衡量超越性是典型的父权制观点。男人想象他们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女人必须是内在性的、静止的，而不是另一种差异的超越性——那种超越性如果没有被男人压制便会显现出来。如今，女性想要重估那些将男性超越性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和历史，并对这种超越性本身进行评判。作为数不清的创伤的后果——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男人也不得不慢慢意识到他们作为主导角色的危机。但男人的自我批判仍坚定这样一种假设：实现出来的即合乎理性的，于是他继续筹划他的传统角色，试图证明这是克服自身的必要手段。妇女对这套已经受够了，男人必须在这套逻辑中通过压迫妇女来克服自身，同时指责问题出在女性的内在性上。自我批评必须给想象力让道。

我们女人致男人、天才、理性的空想家：男性克服困难的欲望规划道路，但世界的未来并不沿着这条路连续行进。世界的未来正敞开着：它会沿着以女人作为一个主体的道路重新开始。

在我们的自身内部，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实现生命的彻底转变。我们没有被困在主奴辩证法中，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身；我们就是例外的主体。

我们拒绝新男性的荒谬神话。权力的概念贯穿男性思维的主线，也是他最后做出选择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但妇女的从属地位像影子一样跟随其后。因此，任何基于这类前提的未来愿景都是错的。

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人类根基性转变的手段和目的。它不需要未来，它不做任何区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种族、年龄、文化、党派或宗族。它既不来自上面也不来自下面，不来自精英也不来自基层，它既不需要领导也不需要组织，不需要传播也不需要宣传。一个全新的词正在由一个全新的主体提出。它只需要被说出，被听到。行动变得简单而基本。

这里没有目标，只有我们此时此地的当下。我们是世界黑暗的过去，我们正为当下塑形。

1970年夏

英/意版文本见：

http://femrad.blogspot.com/2014/01/sputiamo-su-hegel.html

☟点碧姬·芭铎，看小把戏的上期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