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浴、陪诊、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带火的新职业

三年前经历锅炉房爆炸后，66岁的刘金生肢体残疾，常年卧床，整整三年没洗过澡。他在助浴师的帮助下，躺在浴床上美美地搓洗了一次。那天下午，他睡了好一会儿，醒来后精神头特足。

人挤人的门诊大厅里，陈桂枝说一口难懂的山东方言，拽着丈夫的胳膊，茫然地张望。两个老人将厚厚一叠病例资料交到陪诊师手里，后者利落地穿过人群，排队、取号，招呼着两个老人，陪他们完成了此次看诊。

88岁的王美云因为腰间盘突出要靠一根绳子起床，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家中，反复跌倒。做适老化改造的介助咨询师带来了不同功能的扶手。这些器具将帮助她抵抗因衰老导致的身体功能的退化，让她可以安稳地在房间里行走。

助浴、陪诊、适老化改造，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兴的养老产业。

从事适老化改造的贾秋然，她的身份是介助咨询师。2018年，她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学校整场招聘会被养老院占领，养老公司只占了百分之二三。很长一段时间，她向身边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对方连什么是适老化都不知道，“从第三年开始，情况变了，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保林持续关注着养老产业。他发现，从前，多子女家庭多数能在家庭内部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现在，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年，养老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市场化养老正在成为政府养老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总说的老年人不愿花钱、舍不得花钱的现象也发生了变化。王保林说，对市场化的养老产业来说，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倾斜，让从业者获得更多尊重，让企业赚到钱，活下去。

3月8日下午，66岁的刘金生躺在“床”上，洗了个澡。

当天最高气温18℃，怕他着凉，屋里仍开着空调暖风。老伴郑阿姨俯身在他耳边，“我们要洗个澡，好舒服啊。”听到“洗个澡”，刘金生的腿，在被窝里晃荡。

两名助浴师分工明确，一人给老人量血压，一人在操控洗澡机，用手背试水温。移动洗澡机可储存25升水，水温最终定格在33℃。两次翻身后，刘金生躺在浴床上，充气泵噗噗往里打气。助浴师先用水冲了冲刘金生的脚，他两只手抱在脑后，托着脑袋，打了个哈欠。

三年前一次锅炉房的意外爆炸，带走了刘金生的神智，留下了残缺的左腿和左手。用郑阿姨的话说，“智商同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差不多。”

3月8日这天，助浴师给刘金生洗完澡，额头上淌下汗。

换上干净衣服，刘金生露出了笑。老伴在边上提醒他，谢谢他们。刘金生似乎想从床上起来，但脑袋还是没能离开枕头。他抱拳作了个揖，向助浴师挥了挥手。

3月8日上午8点钟，60多岁的陈桂枝和吴广进拖着一只落满了灰的黑皮行李箱走进了同仁医院的门诊大厅。头天下午，他们坐高铁从山东烟台抵京，老两口用不惯智能手机，票是女儿买的。

陈桂枝患上了白内障，视力在一点点消失，烟台的医生因为风险太大拒绝为他们手术，这次来京，他们想要个最终的诊断。

这已经不是陈桂枝和吴广进头一次为了看病进京，3月3日，他们抢到专家号，也是拖着行李从烟台来到医院，当天的检查没有做完，医生为他们在3月8日加了个号。

老两口上一回来北京就诊，陪诊的就是王璇，女儿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办法亲自陪同，就在网上找了陪诊服务。

门诊大厅里人声鼎沸，今年44岁的王璇利落地穿过人群，排队、取号，招呼着两个老人，直奔三楼的检查室。陈桂枝说一口山东方言，拽着吴广进的胳膊，两个老人将厚厚一叠病例资料交到王璇手里，一步不离地紧跟着王璇。

近一个小时后，做完检查，王璇又带着两个老人赶到一条街相隔的东院区，挂完号，在等待区的椅子上坐定，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吴广进从保温杯里倒出一小杯水，陈桂枝递给王璇，要她先喝。

三层眼科门诊的候诊大厅里不剩几个空座，陈桂枝和吴广进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座位上，吴广进不时走到王璇面前，语气从请求变成焦急，“你去看一看，怎么还没有轮到我们?”

医院里到处是无处安放焦虑的人，刚入行半年的王璇已经习惯了客户们的情绪索求，她明白，陪诊师的工作不仅是在求医流程上提供便利，也是为了安抚老人们病痛中焦灼的内心。

显示屏上的号码叫到30，陈桂枝的号排在70，王璇站起身来，陪吴广进到诊室门口看一眼。

对王璇来说，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等待，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她鲜少主动与患者闲聊，在做陪诊师之前，她做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去年11月，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陪诊师的招募信息，“觉得这份工作好上手，还不用坐班”，没有太多犹豫，她入职上岗了。

但实际上，陪诊师要比她想象得辛苦一些，每去一家不那么熟悉的医院，她都要提前半小时到，熟悉流程，甚至提前将路线走一遍。

陈桂枝的问诊结果不佳，手术的风险太大，除了保守治疗之外，几乎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在医院的走廊上，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王璇拍着她的背，细声安慰着。

已经见多了这样的场面，王璇不让自己投入太多的感情，“不然太消耗了”，她将情感与工作分割开，要求自己用一种职业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份工作。

陪诊师团队创始人苏明薇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前来寻求陪诊业务的，多是外地进京的老年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在本地的医院里问诊过了，来京看病，是希望获得更多机会的可能，但有些时候，北京的医院也对疾病束手无策，“把感情从工作中分割出来是很难的，这是一份需要消耗大量情绪的工作。”

苏明薇自认为拥有极强的同理心，一次，她生病时，丈夫在外地出差，父母又在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一个人到医院看诊，孤独无助的感受令她难以忘怀，在自助取号机前，她也目睹了老人面对智能设备窘迫的场面。

曾经，88岁的王美云要靠一根绳子起床。

床是旧式的，四角都立有一根圆柱，她在床尾靠外侧的柱子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不够长，又接上了一截旧床单。起床时，王美云将旧床单在手上绕两圈，接着“像拔河一样”，使出全身力气，先“拉”起上身，然后慢慢挪动上身，双手掰着腿，放在地上，双脚落地后，拿起身边的拐杖，这才完成“起床”。

因为患有腰间盘突出，王美云走路颤颤巍巍，必须靠拐棍。滑倒是常有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骨裂，在床上躺了四个月才缓过来。为此，她在家里的地板上铺满了泡沫板，至少跌倒了能起个缓冲的作用。

介助咨询师贾秋然还记得，她第一次上门为王美云做前期评估时，老人摆手说，不用，自己拽着绳子，扶着墙就挺好的。“助老改装的费用由老人所在的社区出，但是老人依然不愿意。”

贾秋然拿出专业的床边扶手说，要不然您试试这个，合适就留下来，不合适我们再带走，“她尝试扶着，觉得确实有用，同意我们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