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明演进史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的作用。金陵刻经处的木刻水印工艺，就是这一古老技艺延续到今天的留存。2006年5月20日，金陵刻经印刷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清代杨仁山1866 年创立始，作为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为一体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屡经沧桑，几经战乱，依然保留着经版楼、祗洹精舍、深柳堂和杨仁山居士墓塔等遗迹；历经百年，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守住民族之魂，这门雕刻绝技在传人的刀下跳舞，指尖绽放。
2006年，“金陵刻经印刷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印刷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失聪少年的刻经之路
木制大门、清式围墙将金陵刻经处与外界的喧嚣相隔，一群雕版匠人正沿续着我国古代佛经、佛像手工木刻雕版印刷的技艺。60岁的马萌青是这里资历最老的匠人，更是这里的灵魂人物，现为金陵刻经处高级刻工。他从一个失聪少年，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第六代传承人。与马萌青交流颇费周折，要通过微信，或者由同事“翻译”。他3岁时因青霉素过敏导致听力失常，语言表达能力受限。1981年，18岁的马萌青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到金陵刻经处拜师学艺，不被看好的他是学徒中条件最不济的那位。没有上过聋哑学校的他，通过观察口型“读懂”师父的意思，再用不太清晰的口齿表达自己的想法，把师父传授的技艺牢记于心。1982年，马萌青拜周保伦和王金碌师傅为师，一个教他补版、一个教他刻版。他从两位师傅手里接过了刻刀，学习刻新版和补旧版技艺。学徒极为艰辛坎坷，枯燥乏味。首先要练习在木板上刻方格子，直到把每个方格子都刻得一样大，才能开始练习刻字。他在标准方格内，把宋体反字刻得如同电脑打印的字。刻版是个细活，兴趣要靠培养。听力障碍虽然给马萌青学艺设置了天然的屏障，他却比一般人更刻苦钻研，追求技艺上的突破，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享受雕版刻经的乐趣。师父对他特别照顾，手把手教，勤奋努力的他不到一年时间出师，开始独立刻版。 
心在手上的追梦工匠
学徒时，心在老师的手上，记下每一个雕刻的手法、刀诀，在心里反复琢磨。出师了，心在自己的手上，能成为技术娴熟的刻版师，至少需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除了第一年是由师父带领，下面就看自己的悟性和用功程度。 马萌青的工作室，雕版匠人的“武器库”就知道其中学问极其讲究，工具袋里装了二十多件各种雕刻工具，形状各异、作用不一的“十八般兵器”。几把形状各异的刻刀，是师傅一代代传下来的。每一种刀都有特殊的用途，最大的刀头宽而扁，用来切割小补丁；月牙形刀头用来刻凹槽，像锥子的刀头则专门用来刻句号，还有的是专门画线。刻字的那把木手柄刀，手柄下方凸起的椭圆形状，便于手心把握和用力。无论雕刻哪一种经版，都要不断揣摩，在制作和使用中感受、探索、创新，才能做出带有惊魂的技艺。 马萌青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发现他的左手无名指残缺，那是十多年前在补一块老版时，由于发力太大，不小心削去一截手指。如果想要入门学这个手艺，在真正学雕版之前，要先练几年刀。一旦握上了刻刀，心里就没有杂念，这双手就变得最灵巧、最完美。 刻版是一个精细的工作，每天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金陵刻经一直保持使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来刻印典籍，从选料、加工、刻经，到处理成型的过程，真可谓如履薄冰，稍微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金陵刻经包括雕版、印刷、装订三大制作流程，包含上样、刻字、放版、刷墨、复纸、压擦、揭纸、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封底、配书、切书、打眼、线装、贴书名签条等二十余道环节，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技术内涵。一块经版正反两面要雕刻 800 字左右，即使是技艺娴熟的刻工，也要花费 15 天及以上的时间，甚至3 个月才能刻完。他仔细比对着需要修补的雕版文字块，用笔做下记号。接着他用胸口抵住刀把，几次发力将黄杨木切成几块一两厘米见方的小补丁，补丁粘上特制的浆糊，轻轻一摁就嵌进了原先的棠梨木刻版中。他所修复的经版，与古版的工艺水平达到一致，所刻新版工艺精湛，字体横平竖直，撇如刀、捺如锹、钩如鹅瘤、点如瓜子，精工细作，笔锋完整流畅，雕刻的《药师佛》《观音佛》《禅茶一味》等栩栩如生，线条流畅。 
守护 42 年的“带刀侍卫”
以前没空调，冬天窗外呼呼地吹着风，马萌青握着冰冷的刻刀，手被冻僵也不能烤火，只能用热水袋焐手，因满屋都是木材和纸张，必须做到安全第一；夏天不能吹电扇，怕把纸张吹乱。他撩起衣服，露出右肩，肩膀附近的骨头已经突起，这是在补版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刀紧紧靠在肩膀附近，用肩膀的力量，切出小小的方块来，然后用这些补丁嵌在经版上。经他修复的经版，补字与原字分毫不差，极大限度地还原了经版最初的模样，让百余年的残缺经版重焕新生。一把刻刀，雕琢时光，描绘生命。刻经人每天在这粉墙黛瓦的老宅里从事木版雕刻工作，一间十平米见方的屋中，一盏橘黄色的灯光下，马萌青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将写好的宣纸字贴在雕版上，那种心无旁骛的专注神情，让人肃然起敬。手上的每一块刻板，每一沟，每一壑，都有着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刻经的生命，便是他们在刻刀起落间。手握拳刀，正在雕刻佛经雕版的刻工（图源：图虫·创意）一方刻板，刻下文化，印上天地。匠人的登峰造极，在心，在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42年如一日专注刻经，执着坚守信仰，他将自己的生命力，用一双手浓缩到一方厚厚的木板里。经过他手雕刻的版子堆满了仓库，目前已扩大至七百种，每年有数十万册佛教经典流通至海内外，他拿着刻刀成为守护文化遗产的“带刀侍卫 ”。
九代匠人的匠心传承
木刻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一项印刷工艺，约起源于唐朝。金陵刻经处的木刻水印技艺，历来为师徒世代口授身传。“传承谱系”上，第一代到第三代的传承人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并不完整，而第四代传承人多达 19 人，这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后的那次短暂复兴。此后在时间上出现了空白，1980年第五代传承人周保伦和王金碌。 相比于简单易操作的数码印刷，雕版印刷技艺显得更为传统。由于雕版技艺要求高、工序繁琐，导致年轻人往往坐不住这条“冷板凳”。马萌青带了五位徒弟，跟随其学艺20余载的邓清之是第七代传人；90后的王康和刘鼎一毕业于莫愁专科学校古籍修复专业，成为第八代传人；2018年招进了96年王尧和98年朱明昊两位徒弟成为第九代传人，为刻经处增添了几分朝气。如今师徒老中青三代同堂，这门手艺虽然只有六位师傅，但在马萌青心里，却有种人丁兴旺的满足。 邓清之，女，47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印刷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从小喜欢书法的清之，因为一手好字，进入金陵刻经处工作30年。她打破了“写工不刻、刻工不写”的传统，既写又刻，集两项技艺于一身。性格豪爽的她直言，坚持专一，耐得住寂寞，热爱雕刻技艺和佛教文化，要把刻经作为终身事业。邓师傅手握钢刀，专心致志地在一块两个巴掌大小的木板上刻出繁体文字来。她的书票木刻“清之珍藏”受到众人的青睐。 她不仅是马萌青的大徒弟，也常常充当师傅的翻译，她眼中的刻经人马萌青，心里只有这门手艺，“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很难刻得这样好。”马萌青师傅的工作室墙面上有一幅字“静思”，这是对马萌青师徒工作最好的解读。 金陵刻经处第八代刻版传人刘鼎一师傅告诉我，“失传”的手艺被称作“补版”，也就是对残缺经版的修复。之所以要修补，是因为这些经版的年代久远，短则数十年，长则上百年。其中最古老的经版，出自清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三百余年了，其余的经版也多半是晚清时期雕刻的。经版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油墨浸泡、印刷，不可避免出现龟裂和破损，对古籍修复，让它们起死回生。刻版有很多讲究，所选的是棠梨木。棠梨木细致、软硬适度，特别适合用来雕刻。木板在雕刻之前还要经过水煮或长时间浸泡、阴干、排好，去除木质中的糖分以减少日后虫蛀的危险，使经版在今后的岁月里保持不变形、不易破损。其次，在雕刻的经版上涂一层胶水，然后就将一张样纸的正面贴在木板上，等胶水完全干了之后，用刮刀在经版上轻轻把样纸刮下来，用毛笔蘸些菜油涂在木板上，这样经过涂的地方黑色的字就留在木板上。最后，在这块经版上刻字。金陵刻经处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不仅要收藏古老经卷，还要负责印刷、流通，它是传播中国佛教信仰文化的重要高地，典藏经版12万5千多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收藏宝库。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载的大多是自唐代以来已经散佚的佛教典籍版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手工印刷的佛教典籍有 300 余种。光绪年间雕刻的“慈悲观音像”“灵山法会图”等18幅佛像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金陵刻经选本精致，版式疏朗，刻印考究，纸墨精良，适宜读诵、收藏、供养，受到各方赞誉。这里出版的“金陵本”佛经，被各方信士誉为“最精善之佛典版本”。国外专家学者称赞金陵刻经处是“活的古代印刷博物馆”。 157年的金陵刻经印刷技艺完美地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同佛教文化与佛教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宗教性、艺术性、文物性兼具，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金陵刻经处传人马萌青，他比更多的人懂这里，他在这个院落里经历了刻经文化的起起落落，将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此时的他，更知道手中刻刀的责任、技艺的价值和经版的分量。根植于非遗的艺术形式，孕育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从非遗传承人的身上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工匠精神。金陵刻经不仅仅是一份技艺，更是技艺背后坚守的精神，这些超出了“雕刻”本身的意义，而是他们在点木成金，朴实而又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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