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桂珍：拥有中国灵魂与世界胸怀的金陵女儿

2023-04-06 10:04

2018年7月22日，英国剑桥大学生化系在社交媒体上纪念鲁桂珍（1904年7月22日－1991年11月28日）的诞辰，称她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代谢研究者。

导读：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因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闻名于世。但是，一个英国人是如何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产生兴趣的呢？

追踪李约瑟的成长史与研究史，李约瑟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姑娘鲁桂珍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鲁桂珍对于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不仅仅是引路人。

“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只在生物化学的领域有一个 Joseph Needham（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博士的合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前任所长何丙郁（Ho Peng-Yoke，1926年4月4日－2014年10月18日）如是说。

王秋雯｜撰文

陈晓雪｜编辑

提起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除了四大发明，还能让人想到什么？是勾股定理，还是圆周率？是张衡造出了地动仪，还是黄道婆改进了纺织机？是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还是李春建造了赵州桥？是扁鹊的望闻问切，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我们有《全唐诗》，我们有二十四史，我们有《永乐大典》，我们有《四库全书》，我们甚至在北宋就有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但对于整个古代的科技成果，我们却一直缺乏研究。直到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英国横空出世，让中国人都不由地惊叹：原来我们古代的科技竟是如此辉煌昌明！它的编纂者，是来自剑桥大学的博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到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之光。

追踪李约瑟的成长史与研究史，就会发现：在人生的上半场，他既不懂汉语，也不是科技史学家，而将他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是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她就是鲁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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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陵女儿

鲁桂珍（1904-1991）。图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398，Record 1569）

鲁桂珍，1904年生于南京。她的家位于太平南路，离夫子庙很近，距她后来就读的金陵女子大学绣花巷校址也不算远。

其父鲁茂庭，字仕国，是来自湖北蕲春的药商，那里也是《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故乡。鲁茂庭的祖辈三代从医，在家庭的安排下，他自幼学医，后受新学影响，开始钻研西方医药。为了谋生，鲁茂庭随乡人到南京经营药材生意，因为精通医术，又颇具商业头脑，家业渐丰。娶的妻子，出生于书香门第，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识字懂文化的女性。

鲁桂珍是鲁茂庭的长女，虽然后来有了两个弟弟，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这从她的名字可发现端倪，“桂珍”两字反过来，与“珍贵”同音。在男尊女卑的年代，鲁桂珍作为女子从小能受到重视，尤为难得。

鲁茂庭厉害之处，不仅在于给了女儿足够的爱，更从小教她读书认字，并将她送入新式的学校。在学习中西医学的过程中，鲁茂庭坚定地认为中国古代医药也有着伟大成就，不吝反复告诉女儿：“不管近代欧洲人对中国古代在科学上的所作所为如何生疏，他们总该知道中国人过去所作的一切，而总有一天世界上会承认这一点。”这一信念，植入鲁桂珍的血脉中，指引着她为此奋斗终生。

1922年，鲁桂珍升入金陵女子大学。彼时，这所后来蜚声中外的女子大学只有四届毕业生，还在绣花巷租借的宅院里办学。第二年秋季，随着陶谷新校园的初步建成，鲁桂珍与同学们一起迁入了美轮美奂的宫殿式建筑，即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随园校区。

金陵女子大学新校园。图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400，Folder 5784，Record 1998）

金陵女子大学按照英美大学的标准办学，创始人及首任校长为来自美国的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在建校之初，教师以英美籍人士为主。除去中文课，其他课程均为英语教学，学生被要求大量阅读英文的原版著作，用英文书写笔记、报告以及答卷等。学校不仅教授学生各科知识，每学期还会举办英文演讲会、座谈会，上演英语剧等，全面培养学生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

在校期间，鲁桂珍的学业算不得特别出色，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养成了用英语思考的习惯，这为她日后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桂珍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成绩单图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130，Folder 2653，Record 0049、0051）

1926年，鲁桂珍顺利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自幼对医药感兴趣的她，带着从大学学到的生物、化学等知识，从南京出发了，目的地是协和医学院。鲁桂珍在这所中国最负盛名的医学院进修病理学、药理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实验，她的指导老师为英国人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担任系主任与药理学教授的伊博恩，正与中国同事对《本草纲目》做系统研究。这让鲁桂珍兴奋不已，以至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不出您所料，现在欧洲的科学家正在研究咱们李时珍的著作。伊博恩与同事的研究成果，也在日后成了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经常引用的资料。

几年后，鲁桂珍被上海圣约翰大学聘为讲师，教生理学等课程，授课语言为英文。圣约翰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同为教会大学，故也非常重视英语教学。

在上海，鲁桂珍与伊博恩重逢。此时，伊博恩已离开协和医学院，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担任研究员，该所用在沪的英国房地产巨商雷士德（Henry Lester）的一笔遗产创建。鲁桂珍被邀请到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比起教学，这似乎更符合鲁桂珍的兴趣。

进所以后，鲁桂珍的合作对象为英国著名的维生素研究专家濮子明（Benjamin Platt）博士，主要课题为对维生素B1做生理学实验研究，这使得鲁桂珍进入了生物化学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江南人士很容易患上脚气病，痛苦难忍不说，严重时甚至能致命，而得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以稻米为主的饮食中缺乏维生素B1。对于生长在南京的鲁桂珍而言，这个选题非常有现实意义。1935年，鲁桂珍与濮子明合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海）》发表了论文《论脚气之症状与新化学观察所发现之要旨及其意义》。此后，两人又相继合作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

在研究的过程中，鲁桂珍不可避免地需要查阅生物化学领域的权威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以及他的得意门生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的著作。霍普金斯爵士在英国剑桥大学创建了生物化学系和生物化学实验室，并因为发现多种维生素，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鲁桂珍的想象中，约瑟夫一定也和他的老师霍普金斯爵士一样，是满头银发的老者。直到第一次在英国相见，鲁桂珍才知道自己是错得离谱了。不过，此时离他们两人决定性的相遇，还有一场战争的距离。

1937年，日军开始进攻上海。雷士德研究所的外籍人士纷纷撤离，中方雇员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鲁桂珍患了病，又与南京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任职空军军官的未婚夫在一场战斗中不幸为国捐躯。万念俱灰的时候，鲁桂珍意外获得了赴英留学的机会。

去英国哪里好呢？踌躇之际，鲁桂珍突然想起，曾经在报刊上看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约瑟夫博士担任着康福德-麦克洛林基金会（Cornford-Mclaurin Fund）的司库，该基金会为援助西班牙“国际纵队”阵亡将士的家属在英国开展募捐。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或许就是理想去处。

不得不说，鲁桂珍的判断非常准确。她的留学申请，很快被剑桥大学接受。后来，鲁桂珍才知道，这个实验室有两个重要特点正是她的申请得以顺利通过的原因：一、国际性；二、对男女一视同仁。这在当时，难能可贵。

在日军隆隆的炮火声中，鲁桂珍乘上了离岸的小船，炮弹纷沓而至，场面十分惊险。在英国驱逐舰的帮助下，才最终得以登上远洋轮船。这一次，鲁桂珍的目的地是英国剑桥大学，那里将成为她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项伟业的成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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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胸怀

1937年秋天，胸怀世界的鲁桂珍抵达了英国剑桥，成了多萝茜（Dorothy Mary Moyle）指导的学生。多萝茜是约瑟夫的妻子，年长约瑟夫四岁。她的实验室正与约瑟夫的实验室对门，于是鲁桂珍很快就见到了约瑟夫。与想象中完全不同，这是位满头黑发、身材高大的年轻学者，身上穿着件被实验用的酸液烂穿了许多孔洞的普通白色工作服。

在剑桥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约瑟夫。图源：《李约瑟文集》

约瑟夫，1900年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全科医生，精于麻醉，母亲则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只生育了约瑟夫一个孩子。父亲会乘马车把约瑟夫送到学校，也经常鼓励约瑟夫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他诊室四面墙上排满的书籍则任由约瑟夫取用。“今日事，今日毕”、“空手不上楼”、“一定的地方放一定的东西，一定的东西放一定的地方”……这些来自父亲的教诲，让约瑟夫受益终身。在子承父业的期许下，约瑟夫十几岁时就成了父亲的助手，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外科手术。18岁那年，约瑟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斯学院，这所古老的学院是以两位创建者的名字命名的。原本打算只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等生物学科，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转向了生物化学。1924年是约瑟夫的丰收之年，他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和剑桥教职，还迎娶了同事多萝茜。

在从1920年开始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霍普金斯爵士领导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几乎成了约瑟夫的家。从做学生到指导学生，约瑟夫一边从事实验室工作，一边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1931年，3卷本著作《化学胚胎学》问世，系统研究了胚胎在生长过程中的生物化学现象，创立了化学胚胎学的学科体系，从而一举奠定了约瑟夫在生物化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鲁桂珍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工作勤奋、声名在外的学者。此时的约瑟夫夫妇，同其他许多西方人一样，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与鲁桂珍同期抵达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中国学生还有两位，一位是来自金陵大学的王应睐，一位是来自燕京大学的沈诗章，他们三人是实验室接受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其中沈诗章的指导老师就是约瑟夫。在与这三位学生的接触中，约瑟夫敏锐地发现，东方人研究科学的能力完全不逊色于自己这个西方人。虽然熟悉西方科学史，约瑟夫却完全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是鲁桂珍用娴熟的英语和渊博的学识，为约瑟夫推开了神秘古国的大门。

让约瑟夫大为震惊的是：《本草纲目》开始撰写的时候，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尚未出生；直到19世纪末才被荷兰人通过实验发现的脚气病，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被中国人记载，并早于荷兰人几百年被中国医生找到了有效疗法。鲁桂珍根据父亲的教导，通过一次次交谈，向约瑟夫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发明、发现领先于西方文明。

鲁桂珍与老师多萝茜很快结下了亲密的关系，她们常在下午一起走出实验室，到对面约瑟夫的房间。约瑟夫看到她们到来，会立刻从写字台前一跃而起，拨一拨炉子里的炭火，一边煮着茶，一边哼着歌。他们常常利用茶点时间，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些关于中国的话题，激起了约瑟夫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好奇心，使他开始迷恋中国。学习中文，是约瑟夫很快就做出的决定。而与之相比，给自己和夫人取中国名字，则容易得多。从此，约瑟夫以“李约瑟”之名行世，而多萝茜则成了“李大斐”。有人说，因为约瑟夫崇拜老子，所以取了老子的“李”姓；也有人说，是鲁桂珍根据约瑟夫的姓氏“尼达姆”中“尼”的发音，取了“李”姓。在南京的方言中，因为“n”和“l”不分，“尼”和“李”的发音的确是没有多大区别。为了帮助李约瑟学习中文，鲁桂珍拿出了教幼儿园小朋友所需要的耐心，一一指出他用中文写的短笺中出现的错误，并认真回复。

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一个疑问浮现在李约瑟脑海：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产生于近代的中国？这个疑问后来被称作“李约瑟之问”或“李约瑟难题”。

1939年，鲁桂珍创造了获取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用时最短的纪录。因为剑桥大学规定，博士最少需要学习三年。鲁桂珍能够两年毕业，一方面是由于她继续从事上海就开始的维生素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争期间学校放宽了关于毕业年限的规定。同一年，鲁桂珍与李约瑟联名写成了论文《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这是鲁桂珍博士论文的副产品，也成为他们此后四十年良好合作的开端。李约瑟在鲁桂珍的引领下，从此进入了中国科技史的殿堂。

当年8月，鲁桂珍受中央研究院的委托，与正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赵元任一起，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国加州参加第六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临行之前，她与李约瑟商定，合作完成一部中国科技史著作，以回答李约瑟之问。

在中国人普遍受到西方歧视、男女不平等的年代，鲁桂珍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定的金陵女儿，将要完成的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要以一己之力，推动李约瑟改变世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看法。为此，往后余生，鲁桂珍将不计个人名利地填补在每一个关键的位置，俯身为桥，助李约瑟跨越东西方文明。

抵美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对德宣战，英国进入战时状态，鲁桂珍无法返回，而中国也正陷入与日本的持久战中。鲁桂珍不得不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落脚，但她对洋槐花过敏，又被迫离开，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美国期间，鲁桂珍认识了物理学家吴健雄，并成为好友。不久，她又到了南方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城，继续在实验室做研究。虽然远隔重洋，鲁桂珍与李约瑟的联系却一直都未中断。

1939年，鲁桂珍（左二）与吴健雄（右二）、奥本海默（右三）与吴健雄的导师埃米利奥·塞格雷（右四），吴健雄的好友玛桂特·露易丝。图源：《走进健雄——纪念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

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第二年，因为懂汉语，李约瑟被选中执行援华任务，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前往重庆。很快，李约瑟在英国对外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建起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向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提供帮助。李约瑟还借此机会，从东到西走访了抗战大后方的许多省份，广交中国政界、学界的朋友，搜购了大量珍贵的中文典籍，包括竺可桢为李约瑟提供了大量书籍，更坚定了他写作中国科技史的决心。与李约瑟一起工作的，不仅有他的妻子李大斐，还有十几位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他也向远在美国的鲁桂珍发出了邀请，欢迎她到重庆担任科学馆的营养学顾问。

1945年，鲁桂珍启程回国。途经印度的时候，因为护照遗失，意外滞留了较长时间，直到年底才抵达重庆。中国已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久李约瑟结束了重庆中英科学馆的工作，在鲁桂珍的陪同下，到访南京等地，见到了鲁桂珍的父亲鲁茂庭。

1946年，李约瑟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赴巴黎筹建科学处。而鲁桂珍这个游子，则响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0年由金陵女子大学改名而来）校长吴贻芳的召唤，留在南京成为家政系教授，为母校尽一份心力。分开之前，鲁桂珍又一次与李约瑟讨论了中国科技史课题的实施方案，约定将在剑桥展开工作。

虽然很想留在自幼熟悉的地方，但鲁桂珍很快又到了出发远行的时刻。1948年，鲁桂珍来到法国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当年，李约瑟重返剑桥。

六年在外的经历，特别是其中四年在中国工作时积攒的见识、人脉和文献，让李约瑟信心满满地坐到了书桌前，他还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中国助手王铃（王静宁）。王铃与李约瑟相识于中国，通过李约瑟的推荐正在剑桥深造，擅长数学与化学，在李约瑟的邀请下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后来升格为合作者。

鲁桂珍也在默默做着准备。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的她，并不精通国学，而她深知要写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必须从中国古籍中搜寻大量的资料。于是，人至中年、走过了半个地球的鲁桂珍，开始潜心学习古汉语。

鲁桂珍与李约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正朝着同一个目标狂奔，他们要与时间展开赛跑！

图源：《李约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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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灵魂

克服了重重困难，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导论》（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这一伟大工程已经完成了奠基仪式。李约瑟在献词中写到：“兹特谦恭与深情地将此第一卷献给南京城药商鲁仕国”，含蓄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本著作诞生背后的故事，这是给予鲁桂珍多年努力的致谢。

虽然第二卷《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第三卷《数学、天学与地学》(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的写作还算顺利，但王铃在剑桥博士毕业后却一直无法获得正式的身份。1957年，他在澳大利亚找到了一席教职，决定离开了。此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以下各册正待上马。

而鲁桂珍已经在巴黎购置了房产，拿着不错的薪水，又因为投资有道，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得到消息后，53岁的鲁桂珍立刻毫不犹豫地辞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奔赴剑桥。李约瑟急切地等待着鲁桂珍的到来，特意在自己的住所旁边，提前为她买好了房子。

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再次在剑桥相聚。

李约瑟最初的构想，是用紧凑的篇幅写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通史，同时置于世界科技史的视域中进行比较研究。前三卷都各只有一册，基本符合李约瑟的构想，但从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开始，随着细节的展开，一册书已经无法容纳下每个主题的全部内容。第四卷最后出了三个分册，鲁桂珍协助完成了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等到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已步入老年的李约瑟与鲁桂珍意识到，再以之前写作的方式恐怕难以为继，他们急需扩充合作的队伍。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远东图书馆馆长的钱存训。钱存训，与金陵女子大学颇有渊源。他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曾到金陵女子大学的图书馆兼职，并代理过馆长。可以说，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正是钱存训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起点。1962年，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书于竹帛》几经周折得以出版。全书探讨了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书籍制度和铭文的起源与发展，填补了西方学术界的一段空白。这本书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全书行文清晰利落，是要言不烦的写作典范”。

李约瑟邀请钱存训撰写《纸和印刷》，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的一部分内容。钱存训愉快地接受了，回到芝加哥以后，先拟出写作提纲交由李约瑟审定，在每章写完以后再交给李约瑟修改。李约瑟未加改动，反而一直鼓励钱存训继续，并且从来没有催要过稿件。第三章写完，钱存训发现已经超过了与李约瑟约定的200页左右的规模，而他此前拟定的计划多达十章。李约瑟没有让钱存训删减，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步调从容写作。最后，钱存训花费十余年的时间，写完了整本书，并按照已出版各册的先例，署了李约瑟和钱存训两人的名字。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钱存训才发现，李约瑟将自己的名字从作者栏中删除了，只在全书总编撰中予以保留，“钱存训”成了第五卷第一册唯一的作者。

在芝加哥钱存训寓所前的合影（1976年）。左起：钱存训、鲁桂珍、李约瑟、钱存训夫人。图源：《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

随着钱存训的加入，鲁桂珍又陆陆续续迎来了其他参与者。鲁桂珍一方面协作完成了第五卷《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四册、《火药的史诗》一册；另一方面，她要配合李约瑟指挥这支日渐庞大的国际战队，包括王铃、钱存训、何丙郁、席文（Nathan Sivin）、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库恩（Dieter Kuhn）、白馥兰（Francesca Bray）、黄兴宗、叶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鲁（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荣邦等人，来自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五卷成了内容最丰富的一卷，规模超过了前四卷的总和，除去前面提到的纸和印刷、炼丹术、火药之外，还涵盖了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陶瓷技术、有色金属冶炼术等等。此外，还有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以及作为总结的第七卷，都在准备之中。

鲁桂珍产生过动摇。因为常出现在李约瑟的身边，虽然两人以兄妹相称，但鲁桂珍与李约瑟的关系仍免不了遭到议论。在最苦闷的时候，鲁桂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可以回国工作。周总理鼓励她要超凡脱俗，因为她所从事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必将成为经典。总理的话，让鲁桂珍坚持了下来。为了向总理表示感谢，《火药的史诗》分册的献词为：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

周总理会见李约瑟（1964年）。图源：https://ysg.ckcest.cn/html/details/1001348/index.html

作为战队的副帅，鲁桂珍还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

鲁桂珍陪同李约瑟四处募集资金，以保证战队能够顺利运行；她又很善于理财，从事金融的买卖，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获利颇丰，是坚强的经济后盾；她还富有管理才能，积极承担战队的行政事务，让李约瑟有更多精力投身于写作。

在李约瑟因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和大力赞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而遭受到攻击、排挤的时候，鲁桂珍安慰他，鼓励他，为他出谋划策，帮他渡过难关。为了保护李约瑟，通晓医药和营养学的鲁桂珍，在他过了六十岁以后每次出国都陪伴在他身边，对他悉心照顾；在剑桥工作期间，也会每天为他精心准备午餐，以保证营养的摄入。可以说，直到耄耋之年，李约瑟都能有健康的体魄和足够的精力投入工作，鲁桂珍功不可没。

李约瑟与妻子李大斐没能生育子女，70年代开始李大斐因为生病，渐至卧床不起。鲁桂珍协助李约瑟精心看护着李大斐，不顾自己也曾经受了癌症的折磨。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册册的出版，李约瑟的工作获得了世人的认可，荣誉也纷至沓来。1966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斯学院的院长；1968年，在巴黎被授予科技史学界最高荣誉乔治·萨顿奖章；1971年，被评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这是英国人文科学方面最高的学术机构，而早在30年前李约瑟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成为同时入选这两个学术机构的极少数人之一；1978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评为外籍院士；1983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学位；1990年，在日本被授予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勋爵；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又同时成为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列举的这些，不过是李约瑟所获荣誉的一小部分。此外，《中国科学技术史》在1982年被评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0年，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我国天文工作者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

鲁桂珍却保持一贯的低调，多次拒绝了别人为她写传记的请求，即便是李约瑟为她写的小传也是在她去世一年后才得以发表。她珍视祖国科学文化传统，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她尊重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也坚决地抵制其中的不良成分。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从姓名、衣着，到举止和饮食习惯，鲁桂珍都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特色，甚至讲汉语都一直带着点南京口音。无论身在何处，她那颗强烈而热忱的爱国心，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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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声

1987年，李大斐病逝。为了方便照顾李约瑟，继续推进工作，在友人的多次劝说下，鲁桂珍终于同意嫁给李约瑟。这一年是1989年，一直未婚的鲁桂珍85岁。这个女子，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奉献了大半生，早已超越了世间的小情小爱，也早已看淡了个人的荣辱得失。

鲁桂珍与李约瑟在剑桥的婚礼。图源：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香港）

1991年11月28日，因病送医仅几天的鲁桂珍，与世长辞。她的骨灰，一半葬在了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前面的花坛内，旁边不仅有李约瑟为自己预留的位置，还长眠着李大斐；另一半归葬于南京的迈皋桥公墓，回到了亲人身边。

为了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和鲁桂珍共搜集了中、日文图书5500多种，还有4000余种西方文字的书籍，以及25000多篇论文、小册子、复印本等等。李约瑟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后来又将其发展成了李约瑟研究所。

1995年，李约瑟走完了无比勤奋的一生，安息在了李大斐和鲁桂珍的身边。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出版。到这一册为止，共出版了6卷17册，其中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6册、第五卷的5个分册、第六卷的1个分册是由李约瑟亲自执笔的，其余完成的分册由李约瑟统稿，鲁桂珍参与了修订。李约瑟执笔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共计6个分册，鲁桂珍都是合作者。在两人的有生之年，还看到了中文全译本开始出版。他们耗费半生，虽然未能完成第五卷和第六卷全部分册以及第七卷的写作，却已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展示给了全世界。

一半献给世界，一半留给祖国，这就是金陵女儿鲁桂珍的一生。无论走到地球的哪里，她始终以炎黄子孙自居，盼望着祖国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并且不惜为此拼尽了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