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到昆明，是一段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其中，他们在湖南停留了两个月，再南下至昆明。到了长沙之后，林徽因在当时给沈从文的书信中写道：“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在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未来几年，营造学社一直在炮火中辗转，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

而对刘敦桢来说，长沙具有特殊的意义。刘敦桢是湖南新宁人，自小在长沙读书，日本留学归来后，又短暂地在湖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在这期间，还为湖南大学设计过两栋教学大楼。梁刘两家从北平南迁至长沙时，刘敦桢带着妻儿回到了湘西南的新宁县。刘敦桢一边回老家小住一段，一边就地展开了建筑调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当地江口桥的调查，以此为基础，几年后他写出了这篇《中国之廊桥》。刘氏本是当地的望族，祖宅也典型，刘敦桢又在闲暇之余，绘制了一幅刘氏老宅的平面图，收录在之后的专著《中国住宅概说》里，成为湘南民居的一则实例。

▲1936年，刘敦桢（下）与杨廷宝（上）勘察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现状。

这两件事，既私也公。按照营造学社的惯例，这类地域性的民间建筑几乎不会纳入考察范畴，他们偶尔调查过窑洞，但都是“边角料”。因为当时抢救性地保护那些“纪念碑性”的大木构建筑更为重要，并且要以它们为实例，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无法作为案例的地域性建筑，优先级就靠后一些。

但一路向南走，学社看中国古代建筑的视野被逐渐打开。除了那些可以印证《营造法式》的唐宋之后的官式建筑以外，地域性建筑、遗存也开始进入他们的考察范围。刘致平在昆明考察了民居样式“一颗印”，刘敦桢专门详细解读了大理国遗存的经幢，又带队在滇西北考察了一番。1939年8月，学社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察，前往川、康地区，时间近半年。

起初他们依旧想找木构建筑，结果却令人失望。在明末张献忠入蜀之后，木构建筑被毁了不少，加上有些地处偏远，学社成员也没能发现。但是汉阙、崖墓、佛教造像、民居、道观、清真寺……这些其他类型的遗存都在意料之外，令人欣喜，这些地域性建筑与遗迹，成为川、康调查的主角。一路上，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三四十年代四川的建筑、古物、风土、风情都在这些照片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建筑历史与理论。著有《半部中国建筑史的佐证研究：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史贡献》《营造学社在西南之——云南（1938年1月-1941年11月》等。

本书由著名设计师白凤鹍先生设计，纯手工线装，原大复刻，真实再现了梁思成先生一百年前的笔记本原貌，随书赠送梁启超给上学时候的梁思成写的家书及当时的历史照片。本书的腰封的背面也有精心的设计，等你来发现。

一颗种子是如何长成参天大树，这本书真实地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一代宗师梁思成的成长之路。

梁思成笔下的中国古建筑测绘图，一方面秉承了西方建筑学的制图手法及其蕴含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巧， 更好地呈现出中国古建筑独特的美感，这在世界建筑史经典著作的插图风格中也可谓独树一帜。

另外，从这批图纸中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要，即便不看任何说明文字，单是欣赏这批插图，也能对中国古建筑有个粗略的了解。尤其是当中许多专门绘制的“综合集成式”插图——把一批经典建筑或者单座重要建筑的不同图纸，通过精心安排的构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大图，并且在图中加入中英文双语解说，图文并茂，信息量很大。可以说，这批图纸既是赏心悦目的画作， 更是对古人营造秘诀的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