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我们的，只剩些“鬼工作”

讲述 | 袁长庚

来源 | 《工作与人生：无限人生书单》

技术的进步让人成为社会的累赘？

围绕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乐观派仍然抬出那个完全经不起推敲但是乍听起来竟有几分道理的老观念：技术无罪，关键看谁在使用。不少人认为，如果蒸汽机取代畜力、解放人力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么面对数字技术的突破，我们也没必要惊惶。

悲观派的论调也不陌生，无论是人类顶尖科学家霍金还是马斯克这样的新兴商业精英，他们相信，技术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被人类奴役，技术运转所带来的破坏性，将会像以色列当红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预言的那样，将一大部分人打入所谓“无用阶级”的悲惨境地。

对于技术进步的前景预测，历来都有两派尖锐对立的态度，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如果把问题简单地看作是两类“聪明人”之间所展开的“未来预言大比拼”，可能会使我们的思考偏离焦点。

《2001太空漫游》

我以前执教过的那所大学，有一年某个院系搞了一个大新闻，他们跟市政部门合作，要展开公共交通无人驾驶的研究。我清晰地记得，报导这一项目的新闻介绍说，当天下午，在挑选出来的某一路段，试运行的公交车在司机师傅的监督辅助之下，平稳运行了几公里。

新闻是配了图的，那位中年师傅的脸上浮现着非常奇怪的神色，自己已经掌握了几十年的大车，此刻正在被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似的系统把控，驾驶室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不需要他再手握方向盘。彼时彼刻，人类司机的意义就是为这个很有可能在未来替代自己的系统做最后的保障。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场景。我们姑且相信设计者对于技术进步的信心和善意，但是他们在无意当中把这位司机师傅逼到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但被告知自己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有可能被“更先进”的系统取代，而且他自己还有义务为这未来或许会发生的取代做最后的保障工作。

这是一种近乎羞辱的待遇，它毫不掩饰地向这位司机表明：你是需要被替代或淘汰的“落后”，但是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完，麻烦你过来帮个忙。

很多人把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理解为反技术或敌视技术，更进一步说，这还可以被上升为是反对“进步”之类的价值观。我想用上述这个小插曲澄清类似的误解。

《2001太空漫游》

“技术”并不是一个绝对中性的状态，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解说、阐释，本身都内嵌于社会文化当中，服务于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每一种技术都牵连着对于某种生活状态的想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想象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换句话说，你谈的是某种看似中立的技术，但其实想说的是倡导某一种生活，你好像说的是一种生活，但其实是立足于具体价值观念的想象。人文社会科学对技术的反思，实际上是对这一连串的倡导和想象的反思，并不是单纯反对技术。

上面这个自动驾驶的例子很好地展现出关于新一轮技术与未来社会讨论中所设定的一个基本立场。尤其是在技术进步的乐观支持者那里，技术和人是截然对立的，技术的优越性反衬着人本身的低效和不稳定，而不断更新技术是为了在一些领域内“驱逐”人类。

人成为一种负担和累赘，正是社会理论家齐格蒙·鲍曼所担心的“剩余”。司机师傅和驾驶系统之间注定无法共存，对技术的乐观附带着对人本身的排斥。这样的问题在反对者那里也是一样，在各种“保护人类”的旗号之下，是假设有一种静态的“人”的状态，我们保护它是因为它具有美学和道德上的双重唯一性。

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可以被单独加以保护和尊崇的“人”，“人”没有什么本质状态， “人”和万事万物纠缠关联在一起，我们所处的世界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幽灵工作者，被技术遮蔽的群体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一书，跟我们上面所展开的讨论密切关联。这本书的英文标题很耸动，Ghost Work，直译过来就是“鬼工作”，中文版译者翻译为“幽灵工作”。

其实我觉得“鬼”这个前缀很贴切，它不是用来表达一种厌恶（“这是什么鬼东西”），而是指一种从视线中隐匿消退的状态。“鬼”也罢，“幽灵”也罢，它们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里留下丝丝缕缕的线索，但却始终不被我们所察觉。

《销声匿迹》里讨论了什么问题？我们中译本的副标题里提到了“数字化工作”。英文版的副标题是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也就是“如何阻止硅谷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底层阶级”。

这本书所聚焦的问题，严格说来是围绕着我们近年来所热衷于讨论的“人工智能”新经济，所揭示的是“人工智能”背后依然发挥着强大辅助作用、但又通常被人忽视的人类劳动。

英文版副标题里的underclass（底层），也是鲍曼所著《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关键词之一。鲍曼的“底层”不同于以往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它是一系列因为各种生活境遇而跌入结构性困境的人群。底层的共同点是缺乏社会资源以及必要的博弈资本，从而很容易进入持续性被动的状态。

《销声匿迹》当中，两位作者在讨论了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相关的一系列人力劳动问题之后，最为核心的关切和担忧就是：平台制度设计、新型数字工作形态以及人们常常持有的认知盲点所构成的合力，会让这些数字劳动者进入底层状态。

这本书讨论的现象并不复杂，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书中有一个案例：某一天早晨，纽约的一位女士在叫车软件Uber上发起了一次用车请求，某位男性司机接了单，但是这位司机昨晚参加家庭聚会，刮了胡子，面容和Uber后台系统里的资料出现偏差。

为了保证乘车人的权益，Uber会在后台发起一次识别，以确认现在车里坐着的这个司机没有换人。这次识别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司机顺利接到了这位女士，他们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都继续前行，未受影响。

在这次识别行为中，真正起到作用的，实际上是身处印度的某位打工者。他通过在线工作平台接到了Uber发送的识别请求，完成了识别工作，得到了几美分的薪水。

但是对于打车行为中的当事人而言，他们并未察觉这样的环节，以为是人工智能大显神威。在整个流程当中，这位隐身在后台、远在遥远异国，但却实实在在贡献了自己劳动的印度人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幽灵工作”。

《优步危机》

“幽灵工作”其实是一系列技术和经济模式转变之后的结果。比如像Uber这样的新型商业机构，比如从上世纪末就逐渐兴起的外包服务，比如能够整合发放用工需求的网络平台，以及最重要的——大量依靠一根网线、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在卧室或客厅一角提供服务的劳动者。

但是在我们所谓“数字经济”的风景当中，常常被置于突出位置的是算法或技术的迭代，是服务的全方位覆盖，是一两个明星企业家的个人事迹。对于整个系统而言，无论前面的技术架构如何先进、复杂，没有最后这位印度人的决定性判定，就无法最终完成。

如此重要的一环，却始终不被重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冠名“人工智能”的新经济形态当中，这些仍然要依赖“人”的具体劳动的部分是被刻意隐藏的。而被隐藏的劳动者们所服务的对象，据称在不久的将来最终会将他们自己完全淘汰。再一次，我们遭遇了我之前讲过的那个司机大哥的故事：人工为宣称将要淘汰自己的“人工智能”服务。

这当中包含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动化的最后一公里悖论。或许有的朋友在对于公共交通问题的讨论当中接触过“最后一公里”问题。

比如你在北京生活，可以使用非常复杂和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但是无论你怎么设计，都有可能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公交站或地铁站距离你的住处还有几百米，于是这几百米就成为限制你通勤体验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在地铁站周围看到的一片一片的共享单车，以及前共享单车时代聚集在一起的载客摩托车，都是对这最后几百米的填补。在对整个系统的讨论中，最后这一段，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劳动还是他人的劳动，都必须被纳入考量，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对公共交通系统的盲目赞颂。这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如此。

所以，两位作者提醒我们，“商业和就业的未来更有可能类似于今天的按需经济，而不是一部人类消失、机器人统治世界的反乌托邦电影。”换句话说，霍金或马斯克所担忧的那种强人工智能接管世界的末日景象或许不会发生，但是那种围绕人工智能查缺补漏的劳动景象已经是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状况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系统背后是一堆打零工的人

很多人把人工智能当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但是两位作者提醒我们：看看那个为Uber实现司机面部识别的小哥吧，这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术含量，它就是新时代的、高科技外衣掩饰之下的“零工经济”。

“打零工”，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说法。在《销声匿迹》当中，作者们回顾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当中一直存在的所谓“专业技能”和“无需专业技能”这两类工作之间的二元对立。

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依赖贫穷但身体健全的劳动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从事普通计件工作的工人都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低端劳动人口。企业认为只有那些正式签订合同，具有技能提升空间的工人是企业的财富，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零工就是一些像矿石和棉纱一样的物料。

《大都会》

这样一来，由所谓“专业技能”引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发展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的对立。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价值上的差异。所以，为什么出了事情可以甩锅给“临时工”？就是因为“临时工”是更为粗糙、廉价的劳动力，而“素质低下”的劳动力不惹事才怪。

《销声匿迹》想要说明的是，对于零工经济的蔑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由来已久。但是现实情况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零工领域。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很实，有些因素可能听起来有些虚。

我们中国人在追溯自己四十多年来经济起飞奇迹的时候，都会强调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引进外资，以来料加工的方式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体系。与之相类似的是，在美国本土，也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资本向海外流动而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所以客观上说，稳定的职位也在减少。

与此同时，在社会的中产阶级想象当中，安安稳稳本本分分在一个位置上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人生想象。自由、掌控力，“我的事情我做主”之类的中产文化使得人们不愿意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所以，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开始以承接零工的方式作为自己生计的补充甚至是主要来源。

但是大家不要误解，好像数字时代的零工经济是一种自主“选择”。作者也强调，实际上对很多人而言，数字零工是迫不得已。在这本书里，很多案例是需要照顾孩子或家人的照护者，很多人想追求梦想不愿意长时间困在某一份工作中。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所依据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展开的。这里的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只能通过数字零工的方式获取体面的收入。

《销声匿迹》当中首先讨论了数字零工所面临的很多困境。数字零工展开工作的主要方式，是个体通过数字用工平台（比如亚马逊开发的MTurk平台）承接任务发布者发布的工作。工作内容从为图片做标记到更为复杂的编程、翻译、设计。在这种模式当中，数字经济或人工智能所利用的，看似是人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但实际上是人的创造力、判断力。

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到目前为止仍然优于人工智能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是平台从设计到报酬分配，都在刻意降低甚至无视这背后个体化的人的属性。在平台上，你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编号，没有人在乎这项工作是由一个目前仍在坚持逐梦的舞蹈演员还是由一个印度海德拉巴想要为自己筹集学费的女孩完成的。

企业利用数字零工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但在作者看来，这只是把成本转嫁给了劳动者。他们分析了数字零工们所承担或付出的一些代价。首先是被称之为“灵活性”的高度警觉，简单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零工，那么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筛检工作信息，编订工作计划，同时还要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很多劳动者夜以继日地挂在分包平台上，有统计数据表明他们能离开“工位”的时间只有17秒。其次，在一般意义上的想象当中，数字零工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但这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劳动者孤立无援，很多时候没有必要的指导。

辛辛苦苦工作几个小时，结果却被拒绝，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也不会有人跟你解释。很多人夜以继日地在卧室一角的小桌子上工作，没有同事之间的闲聊，没有相互分享经验、提供心理安慰，只能一个人去承担工作的压力和重负。

最为痛苦的一点是，在平台机制之下，请求发布者对于零工者是没有体谅和共情的。你们家停电了？你的邮政地址有问题收不到支票？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错。换言之，劳动者是所有风险的承担者，他们的脆弱性是平台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但是《销声匿迹》不是一本只会倒苦水的书，它也展示了在这种冷冰冰的平台设计之下，数字零工们身上仍然熠熠生辉的、属于“人”的美好。在第四章里，作者明确地说，零工们从事这份工作不只是为了钱。很多人确实是希望获得对生活的部分掌控权，我可以搬回老家照顾妈妈，或者帮助自己的亲戚们获得一份额外收入。

这一点在女性从业者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本书里记录了几个美国和印度女孩的故事，她们有人通过零工提升英语和专业技能，有人通过获取额外一份收入改变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其实，对生活的自主性，无关乎性别，甚至无关乎金钱收入。

请注意，作者在这里不是鸡汤式的赞美零工经济如何带给人们机会。如果让我翻译一下作者们想说的话，大概是：面对这样对生活、对他人乃至对整个世界抱有美好憧憬的人，分包平台的冷漠、懈怠、狡猾不是更让人觉得不齿么？

我们前面说过，分包平台的底层逻辑之一就是彻底的原子化、个体化。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设计之下，零工者们仍然开发出了有限度的连接和协作的可能性。两位作者做了一张很直观的图，充分显示出数字零工们，尤其是其中比较核心的工人群体，是如何以各种方式展开交流。他们分享信息、提供技术扶持。在印度，很多人甚至会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小型团队，以共享设备、空间和信息的方式共同劳作。

作者发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茶水间2.0”，以此来形容虚拟空间里人们的互相帮助、建立友谊。在这里，作者们想表达的核心观点依然是平台对“人”本身的忽视，而陌生人之间相互的信任和善意，原本应该是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珍视的财富。

《流浪地球2》

在《销声匿迹》当中，作者呼吁要为数字零工群体建立稳定的福利和保障体系。

很多人可能会说，又是你们西方“白左”的那一套。保护“人”、体谅“人”，为人的脆弱性、不确定性提供一个更加宽容和支持的环境，真的只是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锦上添花”吗？

其实，《销声匿迹》立足于扎实的研究材料，已经对上面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事实上，人工智能和人工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和扶持的关系。系统的长处在于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类所不具备的稳定性，但人的创造力、灵活性并非一无是处。

鲍曼曾经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说法：社会总是在追求秩序，但是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就是把人降低到无机物状态。作家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他的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不稳定”、“不可控”。

文明的创新、道德的演化，有时恰恰源于我们对现状、对秩序的“不服”。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如果把人类当作一个信息处理的终端，那其实是一种非常低效、过时的“算法”，但是人的“算法”的复杂性也恰恰源于我们自身的“缺陷”。一位人类学家、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们的研究颇具信服力地论证了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

《销声匿迹》的末尾，两位作者提出了面对未来数字零工经济的九条倡导。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要尊重并促成人的合作；第二是把“人”当人，要保障零工群体的福祉。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测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有大约60%的工作会被系统或算法接管，而大量的就业者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零工。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少数边缘群体的关爱，更有可能是对明天的我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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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ruicen、两面针

微信内容编辑：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