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金宇澄的上海闲谈
清明前的螺蛳最是肥美。
梧桐树想必已经在暗自抽芽,但我们尚不得而知,它肯展示于外的还只是遒劲又不失温雅的枝桠,长长地探过半条街,毫不费力也似。
整座爱神花园在灰蒙蒙的早晨慢条斯理地醒过来。
金宇澄先生走在半米开外的前面,走两步,再停一停。他瘦且高,半支烟半尺雾。
云层太薄又太密,太阳能冒头的那一会儿甚至照不完一座石阶。时间却游得比我们以为的更快。
清明前的螺蛳最是肥美。他呷进了一只,忍不住再呷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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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简介
金宇澄原名金舒舒,小说家、画家。1952年12月生于上海,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所著长篇小说《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6年12月。出版非虚构作品《回望》。2016年至今在上海、苏杭、台湾、新加坡等多地举办个人美术展。
长长的水晶吊灯从三层楼的楼顶直直垂下来,彩色玻璃窗子一扇扇阖闭着,房子里没有风,有的只是来来回回的影子。
第一次踏入的人都在纷纷惊叹着此地的古朴高贵,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嘴巴半晌合不上,合上了,再推开一扇门拐过一道弯,就又不自觉地张开了——要么是兴奋地、八卦地问东问西,要么就只能是单调地——哇啊哇啊,啊啊啊,天哪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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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走在前头,穿黑色高领薄绒衣,下身也是一样的黑裤黑鞋的金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只是埋首在旋转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上踱着,若说脚步有多轻快也谈不上,就是慢而熟稔。手大多数时候插在兜里,手心里应该不会荡然无物。偶尔停下来等等人。
一天之后,一样的这栋房子,他会半推半就地被套进一件暗色的长皮衣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被镜头扯进相对的无穷中去。他会靠住一面墙、一根石柱,再挨近一片花窗,再卧入一床沙发。
接下来,他会站在二楼楼梯拐角处,微抬着下巴,转转眼睛:“我们拍了有一半了哇?”
从坐下的姿势变到站起来之后,他等不及了要解开大衣扣子:“(扣子)不解开,(我)像一个纸筒。”
“沙发不能太靠近左边的钢琴,要在正中间位置才刚好……”——他嘴里念着这件事的同时就已经起身了。工作人员都没反应过来呢,金宇澄已经在徒手拉沙发,背拗成一把弓。
摄影师越拍越起劲,金宇澄孤零零站在那里询问众人“现在几点了”“我想我们拍得大概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吧”的频率也随之增加。问他:“太‘受罪’了吗?”他说:“欸。”
出到室外才发现身上的皮衣不是黑色的,而是,蓝色的!他为这个发现感到欣喜:“你们今天拍的已经够出一本画册了,让这个皮大衣的老板印。”所有人都笑了。
靠紧满是灰尘的墙壁、窗台、栏杆,然后去花园偷闲,两脚交错闲搭在一处,冷冷冒出一句:“今天我简直拿你们这件大衣,把整栋大楼擦了个遍啊。”
收工之后,他在桌面上发现了化妆师遗落的一支眉笔,提醒着,要收收好。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大约只有园子里那只跑得像飞机一样快的黑猫,能对此有所预感。
而现在的金先生,正在试图打开一扇小铁门。一把竹子在小阳台外面野着,晃,阳台地上枯巴巴的一层落叶没有人打扫——也可能是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但金先生记得。他缩缩脖子,招呼大家过去,一堆人于是团团围住楼梯转弯处一片窄小的透明。门把手是铁的,不只一点凉。手腕一转,这片隐秘的荒凉画框便摊开了,但也只能看一眼,门又快速地被关上了,金先生关上的。
阳台
这种生命一角被掀开的感觉,很像阿宝在长篇小说《繁花》里的五十年前打开那本集邮册,给他最好的几个朋友看。那个下午他们还一起分享过什么?秘密只能是一阵风。他后来到底找到没找到一直心心念念的那套蝴蝶图案的邮票啊?完全记不得了。甚至,热衷集邮的小孩子到底是阿宝还是小毛,或是沪生?竟然也有点含糊了。
明明写就《繁花》的金先生就在跟前啊,但是不敢开口问他。十多年过去了,不确定他是不是还愿意把这些细枝末节没完没了地挂在嘴边。
王家卫执导的剧版《繁花》海报
我们跟随他来到三楼,他的办公室门口。五六只中等尺寸的纸箱子紧贴着墙,高低堆坐,开口处一条塑料胶带半盖半封,一头翘起褶皱,分不清是刚刚送抵还是行将邮去,箱子侧面写着一个——“金”,字也是瘦的。
周末的清晨,十几米长的楼道静谧不响,尽头栗色的拱门后面,只能见半扇黑色的木门。
钥匙伸进锁眼,咔嗒。一片灰白的光将人迎进屋,是《上海文学》编辑部,漫天漫地的书籍、期刊、信封。这里那里,上面下面,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字。
金先生拉一把椅子给我坐,又觉得那把椅子可能有点不舒服,便引我坐另一个沙发,可沙发上又是书又是纸,他收拾了两下发现一时半会儿应该收不明白,又转圜了身子,垂着头:“还是坐椅子,坐椅子。”
再忙不迭去摁开那尊老式站立式空调的开关键,好心地保证屋子马上就会暖起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他问的:“你原来是在哪里上学?”
第二个问题也是他问的:“你是厦门人?”
第三个问题紧跟着也来了:“是真正的北京妞?”
一列无轨电车悠悠地开出站。
事情打从一开始,就不在谁的股掌中。
计划本来也是有的,他应该也曾想过主动控制些什么,我则是早早就放弃了初衷。
“最美的是界限,微妙的边和转折。”在谈话行至中途(是在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了),我脑子里忽然闪现出这句话。
那是在金宇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提醒之后——他说好了好了,闲聊不聊了,赶紧把你的问题问我。我说哎呀我已经不打算按照既有的思路问啦。他说随你便。他说你什么时候去画廊?我说下午去。他说下午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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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M50艺术园区一间四面被刷得很白的房子里,正在展出金宇澄的画作。
一双手端着一本书,书封皮上是一个走廊,地板上有四边形的花砖图案,尽头那扇门其实还是一本书。
提琴穿着女士白西装,腰肢曼曼,没有头。
半透明的白旗袍裹住丰腴的身子,双腿踩在滑板上,没有头与双臂的模特正驶向高楼的阳台。
戴圆眼镜的男人坐在浴缸里,锁骨是两条细线。水是红色的,红水里插着半本书。男人头上长出两只角,生着五指,也像树枝。他头顶上有一个圆盘子(也可能是个水池),里头还有五个小凸起,像五条身子泡在里面。浴缸背后是窗,窗口半空悬着一只鸟。
金宇澄笔下的人与马
很多匹马——有的彼此交颈;有的从橱窗里探出头,偷听或者窥探;有的任一个赤条条的女人箍住不放,驰骋;有的在浴缸里放平自己假装是一头虎;还有的,一去不回。
金宇澄的铜版画
金宇澄曾用语言事先与我描绘过几幅他的画,但都不是上面写的这几幅,上面写的这几幅,也只是我看到画之后的复写,不是他画的。
后来我看完展览,只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一幅打眼看过去好像一只蝴蝶结的画,内里绘着些水乡的景物——船啊窗啊水啊桥啊,我好奇那状如双蝶的到底是什么呀。他当时正夹起一块熏鱼准备送进嘴里,听罢把鱼放进盘子,撂下筷子,说画画的人如果还要被别人问自己画的是什么大概是比较失败的。我说我懂,只是我看到那幅画的名字叫《黎里》——这是他祖籍,在《轻寒》《回望》里,他提起父亲在这里出生,祖父在这里死去,至于蝴蝶结,在没有窗玻璃的晩清时代,北方习惯贴窗纸,苏州吴江一带潮湿,是用磨平的河蚌壳镶嵌小方格子窗,所谓“明蛎窗”,还有专门钉蛎壳窗的行当。如今很难看见了,很多年轻一代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东西存在过。他画的那个不是蝴蝶结,而是一对打开的河蚌壳。
金宇澄的丝网版画《黎里》
金先生讲故事的时候,熏鱼就在盘子里乖乖等他。
熏鱼自己也有故事。要油炸,然后调汁,把炸好的鱼扔进去就变成现在这样了。金先生轻轻巧巧地说,他也会做,但现在家里不常做了,因为“油炸动静太大”。以前过年的时候倒是家家都在这么搞。无论是他在小时候住过的“有煤气、有抽水马桶”的联排别墅大房子里,还是后来随家人搬去的曹杨工人新村“两万户”小房间里,都吃过无数次。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把熏鱼放进汤里,泡软了也好吃。
“你喜欢吃就多吃两块。”金先生说着,便夹了一块到我的鳝丝面里,又夹了一块。
后来没有来得及告诉他的事情是,从画廊出来走了没两步,懵懵懂懂走到了一条大河边,打开地图一看,惊觉,那竟就是苏州河。金宇澄写过许多许多许多回的苏州河,他生命中的、故事里的人来来往往往往来来的苏州河。
“上海的地理概念里,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就和苏州河有关。为什么说原来苏州河北边是一块‘下等’地块呢?因为这条河从苏州流到上海外滩,棉花就顺着运过来,南岸是中资、日资纺织厂,北岸‘三不管地区’是流民、工人慢慢聚集起来的地方。我家当年被扫地出门,奉命越过长寿路,搬到苏州河北边‘半农村半城市’的‘浜北’去生活。”他的声音从巨鹿路675号那间早已经被打暖的房子里缓缓流淌出来了,一直流到了这黄昏前的苏州河边。
那一刻,与那段迁徙隔着数十年的光景,马蹄嗒嗒,一艘蓝白相间的治安船停在岸边,甲板上晾着黑色的衬衫在河风里飘飘荡荡,十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跳着红红绿绿的舞,黑成一团像个麻袋的男人在钓鱼,雀鸟和樱花图案的蓝色铁皮测风仪一会儿转一会儿停,天色是透明的粉。
长寿路桥上车来人往,如一头头巨大的蚂蚁在移动。
金宇澄的丝网版画《理想》
“我也突然觉得不会聊了。”金先生燃了进到屋子后的第一根烟。
他说,接下来你完全掌控全场,我就听你说。我学着他《繁花》里的所有人那样,不响。他便也不响,反正他还有烟可以抽。我只好从椅子里坐直起来。
电影。如果我们非得把一条锁链套在手上,那就套这条银盐做的吧。“请问金老师,您最呼之欲出想要讲的和电影有关的事情是什么?”
他幽幽的,眯起眼睛。“好像可以讲的都是些老一套的电影,譬如《美国往事》,特别喜欢的。比如意大利的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豹》,兰佩杜萨的同名长篇小说,西西里没落贵族衰亡史,特别长,3个多小时,结尾有一个好长时间近1小时的奢华舞会,真的漂亮……都是零敲碎打的印象,像《布达佩斯大饭店》这种……”
最初,王家卫导演想改编、拍摄《繁花》来寻他——原著作者金宇澄、作家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上海人金宇澄——时,金先生几乎就和现在一样的语塞:“我们要聊剧本,就会觉得好像是无从聊起,真的是无从聊起,(电影对我)完全是另一行。”
可他的书里明明出现了那么多电影。故事里的很多人物都喜欢看电影,他们在一起也常去看电影,他们见到一幕场景时会想到自己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一幕画面,小说里他们看电影的地方,现在很多还稳稳地立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本来属于它们的那些地方。
但金先生却说,许多许多电影,他不仅忘记了片名、忘记了导演和演员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完整的剧情,留在记忆里的只剩一些画面。
电影《玩具起义》里,有小偷半夜潜入玩具店,货架上的玩具们于是一个个苏醒过来,齐心协力把小偷逮住绑起来;电影《红气球》讲一只气球在一个小女孩手里,“气球突然飘起来之后,发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气球变成了活的东西,有了生命”。这是两部令童年时期的金先生印象深刻的电影。现在回头看,它们的共性叫“不可能”,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金宇澄自小喜欢的是这样的东西,长大成人之后写的书、现在画的画,也有贯穿始终的一条脉:“都是不可能的,好像‘恶作剧’的,有一点这种味道。”
小说《繁花》里一千三百多个“不响”,所有标点符号故意都是逗号、句号——“不用其他,连一个惊叹号和问号都没有”,繁体字的穿插现身,把大量“鸳鸯蝴蝶派”的词句放在里面等等,全都是“人为的”。
画作里,那些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的镶嵌、连接、并置或对峙,也是金先生的“故意”:“就是硬要把这件东西和哪件东西摆在一起,就算是写实,也是故意这么做。”
为什么?
金先生把头转向窗外了。
“外面现在这个花园,你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它不会变成一片被雪覆盖的丘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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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问题,但是提问的人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回答,于是我们听任空调嗡嗡运转,作为唯一的回响。
院子里的黑猫现在踱去哪一丛灌木下了呢?还是跳上了墙头散步,或者怔怔瞪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沉默的那段时间里,忽然一本书咚地滑落在地上,砸起一片尘。想来金先生是把一段剖白讲完了吧,是时候抛出追问了:是因为知道人力可控的事物过分少了,所以您才故意那样“恶作剧”吗?想要改变什么?或者给现实一些加筑和创造?
“是。我现在每天做事,一边在做一边在想,这有意义吗?我不应该做事,这其实都是空的,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访谈,这访谈你现在觉得很重要,再过两年,它会越来越缩小,像我以往做过的很多访谈一样。但是我只能说服自己,在目前,这是有意义的。”
“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讲这些,你们也是糊里糊涂,要到我这年龄,也许就能想到,以前有个金老师,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他倒是跟我说过这事情,我现在有感受了。”
“你是九几年的?”
金先生出生后,有过一个他很不喜欢的名字“金舒舒”,很长的时间里他逃学,一个人在长乐路、陕西南路、富民路一带荡来荡去,也去公园捡树叶做标本;五十年前他在东北,与同样饥饿的小青年吃过很多动物,而现在,“胆怯得连砍树视频都看不得”,有段时间他常给相关机构打电话说,某某路某号某一棵梧桐已经死了、请帮帮忙修整挽救一下某某路某号一棵被遗忘的“蓬头垢面”梧桐树,第二年换了新树,或者某树真被修剪一新,就有成就感;
有个他从未能写完的故事结尾,中央大学校长站在重庆街口,远远看见一帮人衣衫褴褛赶着一批动物,从黄昏的影子里走来;电视剧《繁花》里,王家卫让他说出的第一句台词和他手里的一只茶杯,从晌午一直揣到深夜;沈从文的上海八卦和大褂、米歇尔·布托尔的第二人称小说,火车和情人;喜欢过的书叫作《春申旧闻》、叫作《安持人物琐忆》;张爱玲留着胡兰成第一次来家抽的烟头,这是金先生以为“读过之后一百年都不该忘记的细节”。
组成存在的力证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说?怎么做?金先生愿意以上述一个又一个画面作答,慢慢地,回答也就不是回答了,不带企图心地,他只是想回忆、回忆、回忆,任其纷纷地,落下着,不必真的着地,摸不到边,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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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问题还是他问的:“你是什么星座?”
狮子。
再下一个问题还是他问的:“我怎么老碰到狮子座?”
最后一个问题紧跟着也来了:“现在几点钟?”
咔嗒。门关上了,锁住了。那片晃眼的灰白色被留在另一头了。
楼梯盘旋向下,旋涡也似,金先生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我是好担心,不知道你能写成什么样子的东西。看你的本事了……我劝你还是再问几个问题,或者也不要紧。
金宇澄所在的《上海文学》杂志社内部大修前,我们记录了它最后的样子
摄影/贾睿
策划/葛海晨
采访、撰文/吕彦妮
形象/陈柳凝
妆发/王涵
新媒体编辑/T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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