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金宇澄的上海闲谈

‍

长长的水晶吊灯从三层楼的楼顶直直垂下来，彩色玻璃窗子一扇扇阖闭着，房子里没有风，有的只是来来回回的影子。

第一次踏入的人都在纷纷惊叹着此地的古朴高贵，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嘴巴半晌合不上，合上了，再推开一扇门拐过一道弯，就又不自觉地张开了——要么是兴奋地、八卦地问东问西，要么就只能是单调地——哇啊哇啊，啊啊啊，天哪天哪……

藏青色长款风衣皮外套 dunhill

一直走在前头，穿黑色高领薄绒衣，下身也是一样的黑裤黑鞋的金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只是埋首在旋转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上踱着，若说脚步有多轻快也谈不上，就是慢而熟稔。手大多数时候插在兜里，手心里应该不会荡然无物。偶尔停下来等等人。

一天之后，一样的这栋房子，他会半推半就地被套进一件暗色的长皮衣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被镜头扯进相对的无穷中去。他会靠住一面墙、一根石柱，再挨近一片花窗，再卧入一床沙发。

接下来，他会站在二楼楼梯拐角处，微抬着下巴，转转眼睛：“我们拍了有一半了哇？”

从坐下的姿势变到站起来之后，他等不及了要解开大衣扣子：“（扣子）不解开，（我）像一个纸筒。”

“沙发不能太靠近左边的钢琴，要在正中间位置才刚好……”——他嘴里念着这件事的同时就已经起身了。工作人员都没反应过来呢，金宇澄已经在徒手拉沙发，背拗成一把弓。

摄影师越拍越起劲，金宇澄孤零零站在那里询问众人“现在几点了”“我想我们拍得大概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吧”的频率也随之增加。问他：“太‘受罪’了吗？”他说：“欸。”

出到室外才发现身上的皮衣不是黑色的，而是，蓝色的！他为这个发现感到欣喜：“你们今天拍的已经够出一本画册了，让这个皮大衣的老板印。”所有人都笑了。

靠紧满是灰尘的墙壁、窗台、栏杆，然后去花园偷闲，两脚交错闲搭在一处，冷冷冒出一句：“今天我简直拿你们这件大衣，把整栋大楼擦了个遍啊。”

收工之后，他在桌面上发现了化妆师遗落的一支眉笔，提醒着，要收收好。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大约只有园子里那只跑得像飞机一样快的黑猫，能对此有所预感。

而现在的金先生，正在试图打开一扇小铁门。一把竹子在小阳台外面野着，晃，阳台地上枯巴巴的一层落叶没有人打扫——也可能是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但金先生记得。他缩缩脖子，招呼大家过去，一堆人于是团团围住楼梯转弯处一片窄小的透明。门把手是铁的，不只一点凉。手腕一转，这片隐秘的荒凉画框便摊开了，但也只能看一眼，门又快速地被关上了，金先生关上的。

阳台

这种生命一角被掀开的感觉，很像阿宝在长篇小说《繁花》里的五十年前打开那本集邮册，给他最好的几个朋友看。那个下午他们还一起分享过什么？秘密只能是一阵风。他后来到底找到没找到一直心心念念的那套蝴蝶图案的邮票啊？完全记不得了。甚至，热衷集邮的小孩子到底是阿宝还是小毛，或是沪生？竟然也有点含糊了。

明明写就《繁花》的金先生就在跟前啊，但是不敢开口问他。十多年过去了，不确定他是不是还愿意把这些细枝末节没完没了地挂在嘴边。

王家卫执导的剧版《繁花》海报

我们跟随他来到三楼，他的办公室门口。五六只中等尺寸的纸箱子紧贴着墙，高低堆坐，开口处一条塑料胶带半盖半封，一头翘起褶皱，分不清是刚刚送抵还是行将邮去，箱子侧面写着一个——“金”，字也是瘦的。

周末的清晨，十几米长的楼道静谧不响，尽头栗色的拱门后面，只能见半扇黑色的木门。

钥匙伸进锁眼，咔嗒。一片灰白的光将人迎进屋，是《上海文学》编辑部，漫天漫地的书籍、期刊、信封。这里那里，上面下面，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字。

金先生拉一把椅子给我坐，又觉得那把椅子可能有点不舒服，便引我坐另一个沙发，可沙发上又是书又是纸，他收拾了两下发现一时半会儿应该收不明白，又转圜了身子，垂着头：“还是坐椅子，坐椅子。”

再忙不迭去摁开那尊老式站立式空调的开关键，好心地保证屋子马上就会暖起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他问的：“你原来是在哪里上学？”

第二个问题也是他问的：“你是厦门人？”

第三个问题紧跟着也来了：“是真正的北京妞？”

一列无轨电车悠悠地开出站。

事情打从一开始，就不在谁的股掌中。

计划本来也是有的，他应该也曾想过主动控制些什么，我则是早早就放弃了初衷。

“最美的是界限，微妙的边和转折。”在谈话行至中途（是在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了），我脑子里忽然闪现出这句话。

那是在金宇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提醒之后——他说好了好了，闲聊不聊了，赶紧把你的问题问我。我说哎呀我已经不打算按照既有的思路问啦。他说随你便。他说你什么时候去画廊？我说下午去。他说下午去，好。

黑色宽松外套 Lemaire

上海M50艺术园区一间四面被刷得很白的房子里，正在展出金宇澄的画作。

一双手端着一本书，书封皮上是一个走廊，地板上有四边形的花砖图案，尽头那扇门其实还是一本书。

提琴穿着女士白西装，腰肢曼曼，没有头。

半透明的白旗袍裹住丰腴的身子，双腿踩在滑板上，没有头与双臂的模特正驶向高楼的阳台。

戴圆眼镜的男人坐在浴缸里，锁骨是两条细线。水是红色的，红水里插着半本书。男人头上长出两只角，生着五指，也像树枝。他头顶上有一个圆盘子（也可能是个水池），里头还有五个小凸起，像五条身子泡在里面。浴缸背后是窗，窗口半空悬着一只鸟。

金宇澄笔下的人与马

很多匹马——有的彼此交颈；有的从橱窗里探出头，偷听或者窥探；有的任一个赤条条的女人箍住不放，驰骋；有的在浴缸里放平自己假装是一头虎；还有的，一去不回。

金宇澄的铜版画

金宇澄曾用语言事先与我描绘过几幅他的画，但都不是上面写的这几幅，上面写的这几幅，也只是我看到画之后的复写，不是他画的。

后来我看完展览，只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一幅打眼看过去好像一只蝴蝶结的画，内里绘着些水乡的景物——船啊窗啊水啊桥啊，我好奇那状如双蝶的到底是什么呀。他当时正夹起一块熏鱼准备送进嘴里，听罢把鱼放进盘子，撂下筷子，说画画的人如果还要被别人问自己画的是什么大概是比较失败的。我说我懂，只是我看到那幅画的名字叫《黎里》——这是他祖籍，在《轻寒》《回望》里，他提起父亲在这里出生，祖父在这里死去，至于蝴蝶结，在没有窗玻璃的晩清时代，北方习惯贴窗纸，苏州吴江一带潮湿，是用磨平的河蚌壳镶嵌小方格子窗，所谓“明蛎窗”，还有专门钉蛎壳窗的行当。如今很难看见了，很多年轻一代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东西存在过。他画的那个不是蝴蝶结，而是一对打开的河蚌壳。

金宇澄的丝网版画《黎里》‍

金先生讲故事的时候，熏鱼就在盘子里乖乖等他。

熏鱼自己也有故事。要油炸，然后调汁，把炸好的鱼扔进去就变成现在这样了。金先生轻轻巧巧地说，他也会做，但现在家里不常做了，因为“油炸动静太大”。以前过年的时候倒是家家都在这么搞。无论是他在小时候住过的“有煤气、有抽水马桶”的联排别墅大房子里，还是后来随家人搬去的曹杨工人新村“两万户”小房间里，都吃过无数次。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把熏鱼放进汤里，泡软了也好吃。

“你喜欢吃就多吃两块。”金先生说着，便夹了一块到我的鳝丝面里，又夹了一块。

后来没有来得及告诉他的事情是，从画廊出来走了没两步，懵懵懂懂走到了一条大河边，打开地图一看，惊觉，那竟就是苏州河。金宇澄写过许多许多许多回的苏州河，他生命中的、故事里的人来来往往往往来来的苏州河。

“上海的地理概念里，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就和苏州河有关。为什么说原来苏州河北边是一块‘下等’地块呢？因为这条河从苏州流到上海外滩，棉花就顺着运过来，南岸是中资、日资纺织厂，北岸‘三不管地区’是流民、工人慢慢聚集起来的地方。我家当年被扫地出门，奉命越过长寿路，搬到苏州河北边‘半农村半城市’的‘浜北’去生活。”他的声音从巨鹿路675号那间早已经被打暖的房子里缓缓流淌出来了，一直流到了这黄昏前的苏州河边。

那一刻，与那段迁徙隔着数十年的光景，马蹄嗒嗒，一艘蓝白相间的治安船停在岸边，甲板上晾着黑色的衬衫在河风里飘飘荡荡，十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跳着红红绿绿的舞，黑成一团像个麻袋的男人在钓鱼，雀鸟和樱花图案的蓝色铁皮测风仪一会儿转一会儿停，天色是透明的粉。

长寿路桥上车来人往，如一头头巨大的蚂蚁在移动。

金宇澄的丝网版画《理想》

“我也突然觉得不会聊了。”金先生燃了进到屋子后的第一根烟。

他说，接下来你完全掌控全场，我就听你说。我学着他《繁花》里的所有人那样，不响。他便也不响，反正他还有烟可以抽。我只好从椅子里坐直起来。

电影。如果我们非得把一条锁链套在手上，那就套这条银盐做的吧。“请问金老师，您最呼之欲出想要讲的和电影有关的事情是什么？”

他幽幽的，眯起眼睛。“好像可以讲的都是些老一套的电影，譬如《美国往事》，特别喜欢的。比如意大利的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豹》，兰佩杜萨的同名长篇小说，西西里没落贵族衰亡史，特别长，3个多小时，结尾有一个好长时间近1小时的奢华舞会，真的漂亮……都是零敲碎打的印象，像《布达佩斯大饭店》这种……”

最初，王家卫导演想改编、拍摄《繁花》来寻他——原著作者金宇澄、作家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上海人金宇澄——时，金先生几乎就和现在一样的语塞：“我们要聊剧本，就会觉得好像是无从聊起，真的是无从聊起，（电影对我）完全是另一行。”

可他的书里明明出现了那么多电影。故事里的很多人物都喜欢看电影，他们在一起也常去看电影，他们见到一幕场景时会想到自己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一幕画面，小说里他们看电影的地方，现在很多还稳稳地立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本来属于它们的那些地方。

但金先生却说，许多许多电影，他不仅忘记了片名、忘记了导演和演员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完整的剧情，留在记忆里的只剩一些画面。

电影《玩具起义》里，有小偷半夜潜入玩具店，货架上的玩具们于是一个个苏醒过来，齐心协力把小偷逮住绑起来；电影《红气球》讲一只气球在一个小女孩手里，“气球突然飘起来之后，发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气球变成了活的东西，有了生命”。这是两部令童年时期的金先生印象深刻的电影。现在回头看，它们的共性叫“不可能”，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金宇澄自小喜欢的是这样的东西，长大成人之后写的书、现在画的画，也有贯穿始终的一条脉：“都是不可能的，好像‘恶作剧’的，有一点这种味道。”

小说《繁花》里一千三百多个“不响”，所有标点符号故意都是逗号、句号——“不用其他，连一个惊叹号和问号都没有”，繁体字的穿插现身，把大量“鸳鸯蝴蝶派”的词句放在里面等等，全都是“人为的”。

画作里，那些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的镶嵌、连接、并置或对峙，也是金先生的“故意”：“就是硬要把这件东西和哪件东西摆在一起，就算是写实，也是故意这么做。”

为什么？

金先生把头转向窗外了。

“外面现在这个花园，你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它不会变成一片被雪覆盖的丘陵呢？”

王家卫执导电视剧《繁花》正式版海报‍‍‍

是个问题，但是提问的人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回答，于是我们听任空调嗡嗡运转，作为唯一的回响。

院子里的黑猫现在踱去哪一丛灌木下了呢？还是跳上了墙头散步，或者怔怔瞪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沉默的那段时间里，忽然一本书咚地滑落在地上，砸起一片尘。想来金先生是把一段剖白讲完了吧，是时候抛出追问了：是因为知道人力可控的事物过分少了，所以您才故意那样“恶作剧”吗？想要改变什么？或者给现实一些加筑和创造？

“是。我现在每天做事，一边在做一边在想，这有意义吗？我不应该做事，这其实都是空的，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访谈，这访谈你现在觉得很重要，再过两年，它会越来越缩小，像我以往做过的很多访谈一样。但是我只能说服自己，在目前，这是有意义的。”

“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讲这些，你们也是糊里糊涂，要到我这年龄，也许就能想到，以前有个金老师，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他倒是跟我说过这事情，我现在有感受了。”

“你是九几年的？”

金先生出生后，有过一个他很不喜欢的名字“金舒舒”，很长的时间里他逃学，一个人在长乐路、陕西南路、富民路一带荡来荡去，也去公园捡树叶做标本；五十年前他在东北，与同样饥饿的小青年吃过很多动物，而现在，“胆怯得连砍树视频都看不得”，有段时间他常给相关机构打电话说，某某路某号某一棵梧桐已经死了、请帮帮忙修整挽救一下某某路某号一棵被遗忘的“蓬头垢面”梧桐树，第二年换了新树，或者某树真被修剪一新，就有成就感；

有个他从未能写完的故事结尾，中央大学校长站在重庆街口，远远看见一帮人衣衫褴褛赶着一批动物，从黄昏的影子里走来；电视剧《繁花》里，王家卫让他说出的第一句台词和他手里的一只茶杯，从晌午一直揣到深夜；沈从文的上海八卦和大褂、米歇尔·布托尔的第二人称小说，火车和情人；喜欢过的书叫作《春申旧闻》、叫作《安持人物琐忆》；张爱玲留着胡兰成第一次来家抽的烟头，这是金先生以为“读过之后一百年都不该忘记的细节”。

组成存在的力证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说？怎么做？金先生愿意以上述一个又一个画面作答，慢慢地，回答也就不是回答了，不带企图心地，他只是想回忆、回忆、回忆，任其纷纷地，落下着，不必真的着地，摸不到边，也没关系。

王家卫执导电视剧《繁花》剧照‍‍‍‍‍‍‍‍

下一个问题还是他问的：“你是什么星座？”

狮子。

再下一个问题还是他问的：“我怎么老碰到狮子座？”

最后一个问题紧跟着也来了：“现在几点钟？”

咔嗒。门关上了，锁住了。那片晃眼的灰白色被留在另一头了。

楼梯盘旋向下，旋涡也似，金先生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我是好担心，不知道你能写成什么样子的东西。看你的本事了……我劝你还是再问几个问题，或者也不要紧。

金宇澄所在的《上海文学》杂志社内部大修前，我们记录了它最后的样子

摄影/贾睿

策划/葛海晨

采访、撰文/吕彦妮

形象/陈柳凝

妆发/王涵 

新媒体编辑/T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