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怎么看刘连舸

访1985级硕士校友——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

2019年11月27日，学院党委书记、清华五道口校友会会长、校友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良飞一行就学院历史采访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学院1985级硕士校友刘连舸。采访中，刘连舸回忆了当年报考五道口和备考与考试中拼搏奋斗的过程。他提到，在五道口求学时，经济金融领域名家授课，实践领域专家的讲座，全球知名教授的讲学为他的职业生涯与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分享了他与导师刘鸿儒老师之间的故事，他还谈了对“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的切身感悟。

顾良飞：您是五道口1985级硕士。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报考五道口呢？在备考和考试过程中发生过什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吗？

刘连舸：我1978年上大学，82年毕业，大约从81年暑假，提前一年开始准备考研究生，但临近毕业时，考虑到当时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困难，反复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先工作，留校任教，在吉林财贸学院工作了3年。1985年报考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研究生报考时，五道口当时学生少，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也不确定，只知道是人民银行（曾为中国唯一一家金融机构）的下属机构。

因为我留校任教讲授的是工商信贷管理课程，毕业实习工作是信贷员，毕业后第一年带我的冯正钦老师为了让我讲课能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安排我在人民银行长春分行二道河子办事处又当了一年信贷员（跑自行车厂、衡器厂、卷烟厂3户企业），如此和人民银行就很熟悉了，有渊源了。还有一点，当时我女朋友报考的是本校（吉林财贸学院）研究生，她觉得按我的能力应报考五道口，而且肯定能考上，那样彼此都有面子。因此，也没怎么太多想，就报了五道口。

在备考和考试过程当中什么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就是学外语。因为我当了三年老师，专业课、经济学等课程都相对熟悉，有些底子（比如《资本论》课程，我是一到五道口就申请考试通过后免修的）。外语是最难的，当时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ABC都读不明白，所以大学四年恶补了一下，刚开始英语不会读，我们就用中文标注。

但是补学的英语根本不够考五道口，备考过程中很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准备英语了。五道口学生的英语水平总体比较高，有很多是学英语专业的。1986年纽交所主席约翰·范尔林访问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邓小平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范尔林一行，五道口当时有十来个同学当翻译。

我在五道口求学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外语上了，没想到后来我的职业生涯竟都用上了。同时我个人理解，能否学习好一样东西很大程度还是靠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当时我学外语也不知道它将来有多大用处，也没有想过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喜欢与愿意读点背点英文名言警句和小诗文之类的，希望有一天能直接用英文读书看报，与老外交往不用翻译。但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很多时间都用上了外语，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第二个印象最深的是复试面试。笔试成绩合格以后，复试给我印象也非常深，面试我的是五道口吕拓老师（党总支书记）和金融研究所何旗老师（周林老师的博士）。当时面试题都是专业的问题，我因当过3年老师，有一定专业知识积累，基本上对答如流。吕拓老师对我面试表现很满意，回五道口后就说在吉林发现了好苗子、好学生。入校后本来学生会主席应该由84级师兄师姐担任，但吕拓老师力荐我接任83级唐旭师兄的学生会主席职务。我的体会是只要刻苦努力，有真本事，老师天生就喜欢刻苦勤奋的学生。当然也特别感恩吕老师对我的赏识。

顾良飞：您认为五道口办学模式有着怎样的特色？或者说您对这样的课程学习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刘连舸：五道口的课程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基础理论课程全是名师授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周升业教授、王传伦教授，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胡代光教授、范家骧教授、厉以宁教授，南开大学钱荣堃教授等等，汇集各大高校的名师，集大成者。

二是，专业课程以刘鸿儒老师牵头的业界高级领导授课，特别注重实践与应用，真正的学以致用。授课的老师全是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司局长以上的领导。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了上手特别快，增强我们的适应性。因为老师讲的都是实践当中最新的内容与领域，像刘鸿儒老师有时刚在国务院开完会就来道口给我们上课，有意无意就会给我们讲一些最新精神，提示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对开阔我们的视野、提升思维，及时研究有用的最新课题，都大有益处，也因此使五道口毕业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在看问题的角度与高度，特别是紧跟实践方面有很大不一样。

三是，开放式办学。五道口邀请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金融专业实务课程，把国外领先的实践引进来，这也与我们国家改革方向相符。我们当时学商业银行，用的教材是《美国商业银行》，美籍华人苗丽燕老师给我们讲的（她中文只会说“你好”、“再见”），给我们讲课每次都复印原版教材，后来我把这本书找到了，与中国金融出版社联系，决定翻译这本书。

在1988年就翻译出来了。当时国外最先进的东西就在我们学习的内容里面。我们今天提出金融消费者保护，记得我当时翻译的一章就是“消费者保护”，美国人在1985年的教材就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而我们是30年后才使用的。再比如保罗希尔先生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经济参赞，他给我们讲课，主题就是基金。1985年、1986年讲基金，国内没有，大家不明白基金是怎么回事。开放办学使我们能够学习、掌握代表未来金融改革发展方向的一些知识，走在实践和时代的前面。

四是，文化风格的传承。五道口当时重实践是鲜明特色，也确实培养了一批人，使我们很快能够适应工作。后来我听到，传说五道口的学生静不下心来学习了，先是想方设法挑选导师，接着就是东奔西跑忙于找工作。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传承一部分，你说它是优势它就是优势，你说它有问题它就可能有问题，理论深造，好好潜下心来学习，逻辑训练，思维训练，包括一些理论上的深耕和突破当然是必要的、应该的。

至少当年五道口同学有很多在国内重要杂志上写文章、发表论文，比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北大学报》等，都有五道口声音。但是五道口后来更加注重实操，更加注重证券、保险，当然也是与时俱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特点嘛，所以在风格上，文化传承上，依我看五道口就是既务实、以实践为第一，同时也把理论研究和探索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顾良飞：导师是我们的指路人，对我们的事业发展与人生指导很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否分享您和导师刘鸿儒老师之间是否发生过一些趣事？

刘连舸：我特别感谢恩师刘鸿儒先生对我的引领栽培。应该说刘老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无论是指导论文、做学问，还是思维格局、成就事业，抑或生活哲理、坦荡人生。我认为，刘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始终拥有一颗拥抱新事物、年轻的心，本质上就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对生活事业的热爱。没有他的这种创新精神和改革激情以及全身心、不讲个人得失的投入，估计中国金融改革少说也得慢5到10年。

因为当时刘老师倡导的很多创新和改革确实是超出了众人的想象和当时体制机制的藩篱，多年以后，学界和实务界还承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架构与宏观设计都还没有超出刘老师当年那些设想和操作，有书为证。在刘老师的著作和论文报告中，以及老师亲自起草的文件、批示中，中国金融调控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微观机制等都构建出来了。除了今日汹涌澎湃的金融科技是刘老师没想到或著书立说中鲜有提及的之外，其他的都在他研究、设想、操刀实践之列。

第二个特点是刘老师心胸阔达与大格局。刘老师性格坦荡、豪迈，酒量自然也不在话下。五道口尚未毕业，我就有幸被推荐给鸿儒老师当秘书，年轻气盛的我在工作场合当面顶撞过老师，但老师一点也没有计较，反而说“年轻人讲真话好”“不怕有傲气就怕没能力”（几个当时在人行工作的大师兄可作证）。老师的包容之心真切体现在了对年轻人有时出错犯错的容忍和爱护、保护。当然在爱护保护学生的过程中，老师在背后其实也付出过不少代价，但老师一点也没有计较过自己的得失，而且从来也没后悔过。

第三个特点是老师帅气，有风度，很讲究，有品位，还很有人情味，年轻时如此，进入中年老年到今日更是如此（有照片为证）。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当秘书那会儿确实土里土气，老师没少言传身教，让我见世面。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1988年7月接待一位外国国家首脑，老师带着我去大会堂参加招待会。但我露了怯，大夏天穿西装打领带很热，我干脆把西装一脱往胳膊上一搭，袖子就挽了起来，往大会堂东大门台阶走的时候，老师看我好几眼，我有点莫名其妙，进大厅后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小刘，这么正式场合，哪有那么穿西装的，把袖扣扣上，西装穿上”。

后来我在国际司分管外事工作才知道，讲究仪表礼仪真不是一件小事，但当时确实不懂也不理解。还有一件事，1987年6月，我请两天假回老家吉林结婚登记，老师和师母王志玲专门送我一套小礼品，其中有一个在那时是很精致的纯牛皮文件包（带锁的），我至今还珍藏着（没舍得多用）。

今天，虽然我们在做人做事上有了一定的长进，但对老师我们永远高山仰止。特别是在方法论、思维方式、格局情怀方面，可能永远都难以望其项背。去年有次聚会我自以为知道的不少了，可以有点发言权了，但讲了几句后，就被老师问住了。年近90的老先生依然是那么敏锐、洞见，直接把我纠正过来了，我的确心服口服。老师的洞察力、敏锐性是我辈无法企及的。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能遇上一个好的指路人，好的老师，确实为人生之最幸、大幸。

顾良飞：谈到导师，就不得不谈谈您的论文写作情况。

刘连舸：在谈毕业论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说一下当时学生分班的情况。记得85级招生分为三部分：计划内招生约60人，扩招研究生班约20人，定向委托培养约15人。我是属于扩招的研究生班学生。据鸿儒老师有一次回忆说，当时计划招60人，但考完试以后一看，五道口那么多考生的成绩比其他各个大学都好很多。这么多成绩好的学生，五道口按计划又招不进来，一些财经类高校都想收拢过去。鸿儒说不行，再申请追加名额，办个研究生班。后来教委批复扩招两年制研究生班。如果不是当时刘老师力主扩招研究生班，我本人估计也就无缘五道口了。

因为是研究生班2年学制，我是在87年毕业后边工作，边写硕士论文的。当时研究生班一大部分同学因刚参加工作太忙都没完成论文。但鸿儒老师鼓励并要求我一定要完成论文并拿学位证书。正是在老师的支持、指点下（包括论文题目选定和在论文冲刺阶段给我放假），我克服了工作忙，时间零散等困难，坚持完成了论文，并于1988年顺利完成论文答辩，拿到硕士学位。你们这次采访的前几天我特意翻到我的硕士证书，你们看编号是88066，特别吉利的数字，日期是1988年11月10日，赵海宽老师、刘鸿儒老师签发的。

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体制型通货膨胀分析》。论文指导老师是刘鸿儒，论文评阅老师是厉以宁教授。按照传统理论，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等。我边工作边结合实际思考、撰写论文，偶然发现中国很多信贷资金投入是无效的，当时物价上涨很厉害，票子多发花哪去了？

我结合着学习《资本论》，即马克思讲的货币是经济所谓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的观点，然后我发明了两个词，一个叫“货币投入漏损”，就是货币投放以后没有按其应有的规律，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直接拿央行的票子给不产生效益的企业甚至下岗职工发工资了，没有形成推动生产的动力。还有一个词叫“货币黑洞”，这是仿照凯恩斯讲的流动性陷阱，即漏损的货币规模巨大，还与直接发工资的部分吻合不上，那么钱到底去哪儿了？其实是个黑洞，谁也不知道黑洞到底吸收了多少钱，到底需要什么时候能结束。

因为当时大刀阔斧改革，社会就业压力很大，失业人员巨多，又要保社会安定，多发票子救急，或造成破产、兼并企业呆坏账也是无奈之举。最终我结合现实，反复思考，把分析论证这件事作为论文题材，题目就定为中国体制性通货膨胀。厉以宁老师给我的论文评价还不错，说论文具有创新性、实践性。拿到论文评语时，黄永鉴老师看后说：“刘连舸，厉老师对你的论文可真重视啊，他给别人论文的评语一般就写一面纸，你这翻过来又写了一面，还都写满了”。

顾良飞：能否请您回忆回忆五道口美好的学生生活？

刘连舸：对五道口学生生活美好印象太多了，仅举一、二例吧：

一是名人讲座特别多。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到了1985年前后，包括1984年、1986年、1987年，直到1988年上半年，我个人认为和体会这四五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之一。就是在前面改革积淀，矛盾开始暴露，引进西方的东西消化理解，东西方的冲击碰撞，在这几年达到了高峰。比如1984年五道口一帮同学在一次金融学会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片哗然。

到了1986年纽约交易所主席范尔林访问中国，来五道口做演讲，在我看来那场演讲对整个五道口的对外声誉奠定了一个基础。85级同学问了范尔林几个问题，范尔林感觉一愣一愣的，回美国后他就发表文章说，没想到在中国北京一个偏僻的地方居然有这么一帮年轻人对国际上的事了如指掌，提的问题让他印象很深刻。

当时好像是《纽约时报》都报道了。所以这个事我认为是五道口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重要的直接向西方开放。因为我问过鸿儒老师，此前还没有过这么有名的国外大人物到五道口。更加经典的一次是刘鸿儒老师主持发展经济学讲座，邀请的是费景汉教授（曾为诺贝经济学奖候选人），台下居然自行来了另一位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邹至庄（记得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坐在台上的刘老师猛然发现并介绍给大家，现场一片轰动。另外，我当时作为学生会主席，还在科研处李弘老师的指导下，邀请周小川、楼继伟、宋国青、张维迎等许多青年新锐专家、大咖、教授来五道口做讲座。

二是，五道口学生业余生活充满激情。为什么说这些人能干出事来？我认为创业是要有激情的，现在习总书记要求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当年五道口也有这个劲，大家学习上课听讲座都很忙很拼，但是业余生活也不落后，每周差不多都组织各种各样的业余活动。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交谊舞。1985年我们9月底10月初入学，交谊舞在北京刚开始流行，学校说你们学生会组织，学校出点钱请东方歌舞团老师过来教。当时包括最没有音乐细胞的、唱歌老是跑调的几位老师全都下场了，都被我们鼓动起来参加学跳交谊舞，热火朝天。每到周六晚上，学校食堂餐厅里，灯光有些昏暗，学生会就整几个插座连上台灯，然后把红颜色塑料桶往上一罩，卡带式大录音机音乐响起，大家就统统下场，会与不会，踩不踩脚都无所谓，反正就是高兴、欢乐！

还有一点就是学外语。有一位美国老师，老太太非常有风度，像电影明星一样，给我们辅导外语，熟悉起来以后每到周末我们就邀她一块去圆明园、颐和园，搞了许多类似英语角的活动，还跟她一块儿喝可乐，吃盒饭，大家乐在其中。为什么？就是因为有那么一种劲，有一种精神，只要学生会一召集，大家就响应，充满激情。

三是，组建读书小组。大家在一块比拼着看书，广泛阅读，一周至少读一本名著，然后交流讨论，大概坚持了近一年时间，读了几十本书，当时已形成一种文化氛围。那时候我就看出有好几位同学挺有实力的，年龄比我小，记忆力好，复述原文很准确，读书量极大，读书速度飞快，效果也不错。

还有一小点，五道口当时的伙食我一直认为还是不错的，其中有几道菜我现在想起来都是流口水，有一个叫红烧狮子头，确实好吃，东北没那个菜。还有一道就是四川的麻婆豆腐。只要有这道菜，大家很快就抢没了。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些菜，真是不错。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顾良飞：结合您的切身体会或者同学的例子您对 “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五道口精神的理解。

刘连舸：“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作为五道口精神是鸿儒先生提出来的，我理解最深刻的是“敢为先”，也最有同感。我刚才讲，鸿儒老师第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拥抱新事物，实际上就是敢为先。因为鸿儒等老一辈他们都是留苏的，学的计划经济，若没有鸿儒这一辈敢为先，估计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金融改革要落后好多年。

至于“讲团结，重贡献”，我认为就是讲团队精神和家国情怀，也是五道口的一个特点。这么多年大家在外面别的不说，一见到道口校友，首先大家就非常亲切，非常容易互信，马上可以热烈交流起来，可以无话不谈。讲团结的这种气氛和传承真是应该归功于五道口的创始者们，后来老师们和一届接一届的师兄弟们的努力。“不怕苦”是老一辈习惯说法，其实就是勤奋，历经磨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以自己几十年的经历高度认同和赞慕“不怕苦”精神，我坚信天道酬勤，好日子、幸福日子都是不怕苦、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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