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窜访美国的恶果

中美在外交沟通里经常会提到一句话：“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这句话看着不太起眼，但却点明了中美关系的要害。

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因为战略误判导致的。

一战前，大部分人都认为英国和德国不会打仗。英德都是日耳曼人，在历史上建立很深的友谊，两国王室是亲戚关系，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需要从英国进口棉花和粮食，英国则离不开德国的工业品。当时的经济学家做过测算：假如英德贸易因为战争而中断，两国经济会同时走向崩溃。

很多历史学家喜欢把一战前的英德冲突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不然。英德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远小于英法和英俄。对英国来说，更大的威胁其实来自于美国，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并有发展远洋海军的冲动，这对英国的海洋霸权构成挑战。英国曾考虑过与德国握手言和，以腾出手来对付美国。

英国人并不愿意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大英帝国的繁荣来源于自由贸易，战争会让各国贸易断绝。虽然英法俄组建了三国协约，但这更多是划分势力范围，英国从未承诺要为法俄提供军事义务，协约国机制约束力远比不上《英日同盟》。因此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英国表现得非常冷淡，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然而英国最终还是对德宣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军入侵比利时，这触犯了英国的容忍底线。对英国来说，要想阻止欧洲统一，就必须先阻止德法合并，阻止德法合并的关键就在于维持比利时的独立。德法边境几乎都是山脉，不利于大军穿行。因此无论是德国进攻法国、还是法国进攻德国，比利时都是必经之处。只要能维持比利时的独立，那德法乃至欧洲就永世不得统一。

但为了增强外交灵活性，英国在比利时问题上持战略模糊的态度。这就使德国人对英国产生了战略误判，他们认为长期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不会为了比利时出兵。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试图以此为跳板进攻法国。就在德军第一发炮弹打进比利时的那一刻，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在很大程度上，一战的爆发与各国之间的战略误判有关。奥匈帝国误以为靠强硬能让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退让、俄国误以为靠总动员能吓退德国、德国误以为英国不会为了比利时开战。一连串的战略误判，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卷入战火。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一路南下，并攻克汉城。9月，美国发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军队补给线，局势瞬间逆转。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不愿卷入战争，但又不能坐视朝鲜灭亡。于是在9月底对美国发出警告：美军不得越过“38线”，否则中国会干预！但美国却对此产生了战略误判，美国高层认为中美武器悬殊很大，中国不会真的为朝鲜出兵，美方认为中方更多是外交恐吓。10月初，也就是中国国庆节期间，美军大举越过“38线”，向朝鲜腹地逼近。这触犯到中国容忍底线，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朝鲜战争正式爆发。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战争。但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误判中国容忍底线，美国认为中国不会为了朝鲜出兵，可当美军越过“38线”后，被逼到墙角的中国只能出手，中美两国走向几十年的对立。

本次蔡英文窜访美国，主要是为明年1月的台湾大选造势，希望以此获得美国背书，提升民进党支持率。但这势必会损害两岸关系，可以参考的案例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当时中方迅速召回驻美大使（历史上首次），并在台海举行实弹射击。美国则派遣航母到台湾海域，中美发生军事对峙，台海危机爆发，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与李登辉那次相比，本次蔡英文窜访美国有三大异同：

1、李登辉那次是直接飞到美国，以校友身份参加康奈尔大学毕业典礼。蔡英文则是以“过境”的方式访美，规格不如前者。

2、李登辉那次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暗示要强化“台美关系”。蔡英文这次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再次提及要强化“台美合作”，二者性质相当。

3、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李登辉那次并未会见美国任何官员。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维持“斗而不破”，美国不愿过度刺激中国。但本次蔡英文直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相当于一种历史性突破，其性质非常恶劣。

总体来看，本次蔡英文窜美的严重性不亚于李登辉窜美和佩洛西窜台，大陆也在台湾海峡开展专项行动以作为应对。

去年佩洛西窜台，中方随后举行密集军演，包括军机首次穿越“海峡中线”。如果未来两岸局势继续恶化，大陆军机可能会进一步穿越台湾24海里海岸线，这是台方所谓的“警戒线”和“拦截线”。再往后就是跨越12海里海岸线，台方曾强调这是“开火线”，真到这步的话，武统的概率就会大幅提升。

但本次蔡英文窜美，最大的恶果不是体现在台湾方面，而是体现在美国方面。

正如前文所说，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之所以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因为中美政府都清楚对方容忍底线，轻易不触碰对方核心利益。

美国的容忍底线很明确，那就是不得在美洲部署军事基地。冷战期间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导弹发射井，结果就是触发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差点爆发核战争，最终苏联选择撤出古巴。

中国的容忍底线是台湾，具体有三点：

1、台湾不能独立，美国不能承认台湾

2、美国不能在台湾大规模驻军

3、台湾不能以任何形式加入国际军事组织，美国不能与台湾缔结防卫条约

这就是中美建交前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当下来看，假如第一条被打破，中国会与美国断交。第二和第三条被打破，中国会迅速开启武统进程。

第一条好理解，毕竟台湾是中国内政，中国政府一直不能容忍台独。第二和第三条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国土防御重心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过程。在50年代，防御重心是东北方向，因为当时90%的工业都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当美军跨越“38线”后，中方选择出兵参战。在60年代，华北是中国的人口、工业和政治中心，因此当苏军进驻蒙古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80年代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台湾方向成了防御重点。一旦美国在台湾大规模驻军，东南沿海将沦为前线，随时有被打击的风险。因此一旦美国有在台湾大规模驻军/缔结防卫协议的迹象，中国一定会出兵。

在中美建交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没少打“台湾牌”，但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的容忍底线，其从未公开承认过台湾。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是：“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只要美国一直维持这个立场，那中美关系尚有缓和余地。

但佩洛西窜台和蔡英文窜美使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美国一直标榜三权分立，政府负责行政，国会负责立法。在过去，美国的外交执行主要由政府负责，国会只参与法案制定。但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开了个坏头，那就是美国国会开始频繁插手外交事务，与白宫争夺外交权力。本次蔡英文窜访美国，相当于绕开美国政府去会见美国国会领袖，无形中拔高了美国国会的外交地位，而且还会形成未来台湾“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每年会见一次的惯例。在台海问题上，白宫主张对中国威逼利诱，以地缘为筹码要求中国购买美债；但国会却主张极限施压，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国出现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外交系统和以国会为核心的两套外交系统，这是过去几十年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既要跟美国政府打交道，又要跟美国国会打交道，沟通难度大幅上升。

这也意味着未来中美出现战略误判的概率大幅上升。美国政府外务团队通常由专业人士组成，深谙国际关系规则，虽然很反华，但好歹还算愿意与中国共同管控分歧。但美国国会则不然，管人事的参议院议员还好，管财政的众议院议员素质就参差不齐。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2年，很多都是草根出身，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外交训练，对国际关系存在非黑即白的认知，不清楚中国的底线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这些议员唯选票至上，短视而功利，为了讨好选民，众议院议员在反华议题上一个比一个更强硬。假如未来美国众议院在外交上有更大话语权，那有一天美国在处理对华事务上可能会出现战略误判，触犯中国底线，引起两国大规模冲突。

这并非危言耸听，设想一种场景。明年美国将迎来大选，两党将为国会席位展开激烈争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自然也会希望连任。在这种情况下，麦卡锡有足够动机打“反华牌”、“台湾牌”。假如他为争取选票，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超出中国容忍底线的言论，比如公开承认台湾，那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冲击。毕竟麦卡锡是美国三号人物，中方不太可能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完全区分对待，而且也不清楚美国政府和国会是否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另一方面，在大选压力下，如果国会率先承认台湾，美国政府迫于舆论可能会默认这一事实。届时，中方轻则召回驻美大使，重则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

当一个国家出现两套外交系统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地缘灾难。二战前日本之所以走向军国主义，是因为军部从政府手中分走了很大的外交权力。文官政府主张通过经济手段从中国掠夺利益，军部认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最终，日本在军部的带领下搞起了“赌国运”，给亚洲邻国带来巨大灾难。

默克尔之后的德国，之所以陷入外交被动，也是因为其变成多党执政，德国总理朔尔茨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分别属于社民党和绿党，外交理念截然不同。前者比较务实、主张与中俄搞好关系，后者更看重意识形态、对中俄持强硬态度，这种“二元外交”导致德国跟大部分国家都没办法搞好关系。在俄乌战争前，德国总理好不容易才跟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德国外长马上就出台反俄政策，以至于德俄之间一直谈不拢，俄乌最终走向战争。去年11月德国总理刚刚访华，其外长就发表“对华脱钩”的强硬言论，以至于中德关系也不冷不热。德国外交从默克尔时期的长袖善舞，变成现在的两头不讨好，也使欧洲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2月初中美“气球危机”也是美国“二元外交”的负面例子。今年春节前，美国政府其实特别希望跟中国缓和关系，主要是财政部耶伦希望中国购买美债。按照原定行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于2月5日访华，主要议题是俄乌和台海局势。然而，1月底，中国飞艇因不可抗力飘到美国上空，由于当时布林肯准备访华，拜登政府最开始并不想破坏中美缓和氛围，试图把这事压下去。然而国会却不答应，在国会的授意下，美国舆论开始炒作“气球事件”，事态愈演愈烈，最终在国会和民意的双重压迫下，美国政府选择击落中国飞艇，布林肯访华计划泡汤，中美缓和期提前结束。

2006年—2012年，中日关系之所以搞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日本首相经常更换。我国好不容易跟这个首相谈好协议，日本马上就换了新首相，之前的外交政策全部推翻，以至于中日关系一直得不到改善。过去美国外交政策相对稳定，至少能持续4-8年，因此中美还是可以坐下来谈一些问题。但未来就不一定了，如今美国外交体系正发生几十年未有之变化，国会与政府争夺外交权力。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研究美国政府的战略，又要考虑美国国会的态度，难度高了很多。未来中美之间出现战略误判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一些超预期的事件比以前更容易出现。